世纪老人的清史传薪录

    ■李扬

    清史大家戴逸先生在2024年年初遽然长逝，享年98岁。戴逸先生1926年出生于江苏常熟，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国清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清史研究是戴逸先生毕生耕耘奋斗的领域，成就斐然。最近读到林健先生所著《岁华谈笺录：“铁一号”红楼与戴逸先生》一书，颇受教益。因作者父亲乃戴逸先生在人民大学的同事林敦奎，戴逸一家人待其犹如亲人，与作者有大量直接的交往，故而此书读来亲切感人。尤其作者披露了大量戴逸先生与自己的通信和谈话记录，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戴逸清史研究的主要观点及其论证逻辑与细节，娓娓道来且叙述生动，不失为一本生动的清史教科书。斯人已去，薪尽火传。笔者不揣浅陋，略述读完此书的几点感想。

    “铁一号”的书香与文脉

    本书的叙述从1970年作者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自回京投奔戴逸先生开始讲起，即将下放江西干校劳动的戴逸为作者做了碗汤，自此二人成为忘年交。“铁一号”就是现在的北京张自忠路3号院，曾是乾隆皇帝弟弟和亲王弘昼的王府，清末又在此成立陆军部和海军部，北洋时期是段祺瑞政府所在地。从五岁开始作者就成为戴逸先生家的邻居，与戴逸先生的公子戴寅自幼儿园时代就成为好友，因此“铁一号”红楼的戴家从儿童时代便成为作者接受历史启蒙与文化教育的圣殿。用作者的话说，“‘铁一号’红楼里，戴家是最热闹的地方”。1970年作者从北京投奔福建的姑姑后，不断给戴逸先生写信。此时的戴逸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史专家胡华、后来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吴树清一起在江西干校养猪。令人感动的是，在养猪的间隙，戴逸先生在帐篷边自己做的小木桌的油灯下给作者回信，指导作者如何读书做学问。戴逸经过努力居然成了养猪模范，还让下放的人大教师偶然能改善伙食，而且养猪也并未影响戴逸看书和思考问题。戴逸先生在一封回信中说，他在养猪之余的夜晚读了一百本英文小说，还在猪圈边给一位世界史的教授改几十万字的书稿。据作者统计，在江西下放期间，戴逸先生给作者一共写信36封，被其精心保存下来，成为珍贵的历史见证与精神财富。这些信的主题涉及如何读古书、中国古书的体裁、读书方法、汉唐历史、如何处理博与精的关系、历史写作训练等等，可谓“金针度人”又“诲人不倦”。渊博长者对晚辈的关爱尽显无遗，让人感受到书香背后的温情。

    “大一统”与清朝统治者的双向思维

    1973年，自江西“五七干校”返京后的戴逸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研究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为当时的中苏边界问题谈判提供历史依据。在清代历史上，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是一个大事件。据戴逸的研究，这一事件的背景首先在于康熙帝在此之前平定三藩之乱并收复了台湾，可以着手解决西北边疆问题。在当时，除俄国之外，对清廷更大的威胁来自西北地区的准噶尔蒙古。准噶尔的部落首领噶尔丹极盛时期控制了整个天山南北以及青海与西藏，往西进入到中亚细亚，往东袭扰整个外蒙古，往南威胁内蒙古。而俄国自1643年入侵中国东北黑龙江流域以来，中俄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不断，贝加尔湖以东地区逐渐被俄国占据。清政府为收复国土在1685年与1686年发动两次雅克萨战争，为此后的边界谈判提供了条件。在清政府有限让步的情况下，双方经多次复杂的谈判，终于划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即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与额尔古纳河作为两国的分界线，严禁彼此越界入侵。清政府之所以对俄国做出一定让步，是为了稳定北方边境，防止准噶尔蒙古与俄罗斯联合对清廷构成威胁，从而能够摆脱两线作战的不利处境，集中力量对付噶尔丹叛军。

    在清初准噶尔蒙古、俄国与清廷三方势力的角逐中，康熙帝权衡利弊并各个击破，利用《尼布楚条约》成功阻断了俄国的进一步侵略扩张。随后他三次御驾亲征准噶尔，为乾隆时期彻底平定准噶尔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此期间，康熙帝多次巡视口外与塞北地区。据《清实录》记载，康熙三十年（1691）四月“上欲巡察边外蒙古等生计，又以喀尔喀地居极北，曩虽进贡，未曾亲身归顺。今土谢图汗等亲率所属数十余万人来归，特往抚绥安辑”。最后康熙帝抵达喀尔喀蒙古的多伦诺尔，与众多蒙古王公举行了会盟，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多伦会盟”，自此将喀尔喀蒙古正式纳入清朝版图。可以说，以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为重要转折点，康熙帝自此将国家战略重心转向西北，一举解决了困扰了中原政权长达几千年的游牧民族问题，也重塑了中国的北部边疆，功莫大焉。用戴逸先生的话说，到18世纪“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与中原定居的农耕民族长达三千年的争斗突然消失了”（第174页）。这是18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点，正是康乾时期社会经济能够稳定发展的大背景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戴逸指出：“到康熙朝以后，因为自身地位的改变，满族的思维已经转换为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向北防御的历代中原王朝的思维。”（第194页）清代统治者是来自东北的游牧民族，他们对蒙古及西北少数民族有较深的了解，而为了维系国家的“大一统”，他们又迅速接受汉族文化及其治理理念。基于此，“他们对于少数民族的看法与中原历朝统治者的视角不同。他们既站在中原统治者的立场看待西北疆域问题，也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看待边疆问题”（第195页）。这是我觉得本书中最具睿见的观点之一，戴逸先生敏锐地揭示出清朝统治者“双向思维”的特点。近年来，美国“新清史”的学者们强调清史的“内亚”特性，如罗友枝（Evelyn Rawski）就认为清代是“多民族帝国的统治”，强调满蒙同盟及藏传佛教在清代的重要性。这固然是清代历史的重要面向之一，但忽略清代统治者吸收汉文化并以传统中原王朝的视野来处理边疆问题，则显然又有矫枉过正之嫌。戴逸先生还提出，满族政权在入关之前即具备了初级规模的农业经济，入关之后也逐渐认同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经济形态的趋同才逐步导向政治文化认同，这也是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洞见。

    戴逸认为，康熙到乾隆年间清朝实现西北疆域的统一乃是清代重要的战略选择，因为收复平定西北边疆，标志着中国疆域的完整统一。这也是谭其骧先生提出的清代统一的步骤：先统一广义的满洲，再统一汉族地区，最后统一蒙族地区和蒙族所统治的维藏等族地区，即“满、蒙、汉三区的统一”（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在此基础上，清代实现了政治一统，淡化华夷之辨，强调“长城内外是一家”。清初帝王的正统观引入了“边疆一统”的空间概念，认为疆域合一才是“大一统”的核心要义。正如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所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可以说，清代的“大一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融入世界的清史与“中、美、俄”历史走向

    戴逸先生说，“清朝历史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中国无法避免地与世界历史交融在一起，这种交融是通过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是通过贸易——开始的时候是与英国之间的贸易，是通过战争——与英法，后来与整个西方列强”（第151页）。在《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戴逸先生开篇就说：18世纪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中西对照，“资本主义的青春与封建主义的迟暮”，形成显著的“分流”。近年来，美国学者彭慕兰提出的“大分流”史观影响颇大。彭慕兰认为，中西之间在18世纪中叶以前经济发展差距并不大。以英格兰与中国的江南地区为比较对象，二者在人均预期寿命、农产品市场、劳动体系、土地利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等方面非常相似，西方并无明显优势。中西方在19世纪的“大分流”，很大程度上应归功煤炭的偶然发现以及欧洲对美洲的殖民与资源掠夺。戴逸先生则认为中西之间的差距是由于发展模式尤其是扩张模式的不同：“俄国向西伯利亚地区扩张，美国向西部扩张，清朝则重点平定西北地区的准噶尔蒙古。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件。”（第152页）虽然侧重点不同，二者观点似乎可以遥相呼应。

    戴逸先生尤其重视中、俄、美三国，认为这三国的历史走向奠定了此后两百多年世界的大格局。戴逸认为，从扩张模式来看，美俄“所去的地方都是以前未曾到过的疆域，都是在夺取新的领土，主要由经济利益驱动”；清朝对西北的收复则仍是在延续中国历朝以来“追求安定”的传统，所以“清朝时期平定准噶尔的战争是在被动状况下发生的”。这种战争完全不涉及经济利益。（第191页）正基于此种观察，我们看到有清一代清廷国防战略的着力点就是所谓的“内亚”地区，重视蒙藏西北边疆成为清代的“祖制”之一。由此联想到晚清时期左宗棠主张收复新疆，而李鸿章主张发展海防，“海防与塞防”之争，清廷最终支持挺进西北收复新疆，“塞防”似乎更受重视。黄仁宇曾称明朝是“内向而非竞争性国家”，清朝似乎也有这样的特点。18世纪的中国在完成疆域统一之后又回复到传统中原王朝发展模式的“内循环”，不再有积极进取的动力，于是逐渐被西方甩在了身后。另据作者介绍，2018年他采访戴逸先生，谈到以后的研究计划，老先生仍念念不忘中美俄历史走向的问题，说一直想写一部“新三国”，继续研究两百年前中、俄、美的不同走向。在世界局势动荡的当下，我们更能体会到戴先生的历史眼光与赤子之心。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针对记者提问如何评价自己，戴逸先生说：“我是个很一般的人，不是什么大家，成绩也很有限。但是我的特点是勤奋，勤于我的事业，忠于我的事业。”朴实无华的言辞背后是一位清史大家毕生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