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的小说观究竟是姓“中”还是姓“西”

    ■黄霖

    祝贺谭帆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书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新世纪以来，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著作层见叠出，精彩纷呈，而如今皇皇六巨册的这套积十余年之功完成的，分史论的构建、术语的考释、史料的辑录三大部分组成的“书系”，以其体量之宏大、视角之全面、论述之细密、辨说之周详、史料之丰赡，不能不使人仰之敬之。它无疑是中国小说文体研究史上的一座丰碑。

    这套巨著可颂可赞之处甚多，拜读之后，今就《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坚持“以小说观念的古今变迁为切入点”，来写好古代小说文体观的“共存性”与“历时性”的问题，谈一点体会。

    我国的“小说”观，与诗歌、散文文体观的比较而言，古今的差别特别大。最早的“小说”，主要是从内容的角度上着眼的，只要不是讲“大道”的文字都可视之为“小说”，所以其内容包罗万象，极其庞杂。到南朝文笔之分后，又出现了个“笔记”的名目，主要是从形式上着眼的，只要是用“笔”即散体记下来的文字都是，内容同样是没有什么边界。所以两者尽管着眼点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内容几无边界的散体文字，且一般都是指用文言所写的零篇短札。而近现代认可的小说，是要有故事，有人物，有虚构，至少其中要有一点，才可称为真正的“小说”。这也就是说，古代所称的“小说”或“笔记”中，用近现代小说观看来只有部分才可以称之为小说的。

    这样的分歧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述论小说文体的“史”的时候，是否要据现代的小说观来将那些既无故事，又远人情的或记名物、或述地理、或作考证、或是论辩的文字完全摈弃在“小说”之外？ 另一个是反过来，那近现代的小说观是否就是远离了传统，或者是“经西学改造”过的，完全是“舶来品”，用它来反观古代的演变历程就是否是“以西律中”“以西释中”，也应该加以排除呢？ 简而言之，一个是如何对待古代（主要是笔记小说中）的一些用现代小说观看来不是小说的问题，另一个是如何看待现代的小说观是姓中还是姓西的问题。

    谭帆的这部文体史让我们看到，一方面坚持将《汉志》所述的“小说家”，到唐代的“博物体”之类，都作为当时的一种小说文体入史，承认清代《四库总目提要》将传奇、话本及通俗小说等统统排除在“小说”门外的文体观，与《汉志》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观的“共时性”。另一方面则运用了近现代的小说观来更加详细地描述了古代小说到传奇、话本，再到明清章回体小说的文体演变的“历时性”。所以，他实际上是兼顾了古与今、中与西的小说观来写就了这部文体史的。

    在这样的一部小说文体史著作中，将从先秦到清代的小说观中有“共存”性的一面实事求是地描述出来，一般无大异议，然而，在近一二十年来，在一些学者呼唤“大文学观”“杂文学观”的声音中，我们究竟如何认识近现代以来的“文学观”与“小说观”实际上是存在着分歧的。这个分歧的根本之点，就是近现代的小说观究竟是姓“中”的，还是姓“西”的？不少学者根深蒂固地认为我们现在的小说观是姓“西”的，用当年浦江清所说的话来说，“实际上是从西洋文学里采取得来的”，认为将小说定义为“虚构的人物故事”“散文文学之一种”之类，就是西方学者的观点。因此，像唐人传奇，他认为并非是承传中国传统的“真正的小说”，“与其说它们是小说的正宗，无宁说是别派，与其说是小说的本干，无宁说是独秀的旁枝”（浦江清《论小说》），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必然认为中国小说文体观的发展是与传统“渐行渐远”。

    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本土的小说观，不待西方文学观的输入，本身就是在与史传文学、说唱文学等不断磨合与交融的过程中，逐步摆脱了那种庞杂的、混沌的小说观而一步一步地走向故事化、人情化、虚构化、语体化和长篇化。这不但在创作中显现出来，而且在理论上从唐人强调传奇要“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任氏传》），宋人赞赏将人物描摹得“飘飘然出于人目前”（《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到明人认识小说具有“幻设”（《少室山房笔丛》）的特点，到金圣叹明确提出“性格说”和一整套的叙事“文法”，等等，这都说明了我国古代的小说观本身就是在逐步走向近现代化，而且自具中国的特色，比如写人，还强调要写情、写心，传神、有态等等。至于西方的小说观，从希腊的神话和史诗出发，到认知“虚构的人物故事”，又是“散文文学之一种”而不是诗歌体，也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胡怀琛在1933年出版的《中国小说研究》中说：“小说英文名 story，又可称fiction，又可称novel，又可称 tele，又可称ro⁃mance，这五个名词译成汉文，都可译作‘小说’。然而这五个名词，所包含的意义不能相同。此外又有mythos神话，sagas传说，fa⁃ble寓言。”情况也是复杂的。所以，中国的学者到近代接触了西方的小说观后，发现两者虽然从不同的方向走来，却都是趋向将一种有人物、有故事、有虚构的散体文字作为一种真正属于“文学”之内的“小说”的独特文体，于是就很自然地一拍即合，最后将传统“小说”中最为缠夹的“笔记小说”中的那些记名物、述地理、作考证等文字剔出“小说”之外。这种变化特别在清代的笔记小说观的讨论中已略见端倪，谭帆的这部《文体史》实际上也反映了这种情况，他们论述清代的笔记小说，已经明显倾向于有“审美追求”的“笔记类”“稗官类”“诗话类”“小品类”那些文字。

    真正标志着对于传统“笔记小说”这四个字的认识的新变，似乎是1902年新小说报社的《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此文当出自梁启超之手。他在论述各类小说文体时，提出了一个“札记体小说”的新概念。这里的“札记”义同“笔记”。在“札记”与“小说”之间加了一个“体”字，意义非凡。因为这个“体”字，就明确了长期以来纠缠不清的“小说”与“笔记”之间的关系，将“笔记”只是作为一种不同于传奇等的表现形式，而这种“笔记”之所以称之为“小说”，就在于它所写的内容是“如《聊斋》《阅微草堂》之类”有故事、有人物、有虚构的文字，其他如博物、语录、考辨等文字统统被排除在“小说”这一“体”的门外了。这相对于桓谭、《汉志》以来的小说观确实具有“小说界革命”性的、全“新”的意义。从此以后就有了“笔记体小说”“笔记类小说”“笔记中的小说”“笔记体的小说”“笔记式的小说”“笔记的小说”等说法，其义相近。但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梁启超正式在《新小说》上分类刊发不同文体的小说时，又将“札记体小说”略称为“札记小说”，以与“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科学小说”及“传奇”等并称，后来的学者就一般又略称为“笔记小说”。这样，“笔记小说”之称，细究有三种不同的内涵，在梁启超之前的“笔记小说”，都是行文中将“笔记”与“小说”并称而已，并不表示是一种独立文体，是与“诗、文”“字、画”之类一样，假如中间加个顿号就清楚了。梁氏之后，从1912年王文濡出版《笔记小说大观》始，少数学者仍将“小说”与“笔记”两者混为一谈，将“笔记小说”视为包容各种内容与各色散体文字的“小说”。至此，“笔记小说”四字，实有三种理解：“笔记、小说”，“笔记体小说”，及将“笔记”与“小说”混为一谈并作为一种文体的“笔记小说”。王文濡的这种将“笔记”与“小说”混在一起作为一种文体的看法，一时遭到许多学人的反对。综观1912年来绝大多数的小说家及文学史、小说史专家，以及选本、丛书等出版物，都是将“笔记小说”理解为用笔记体写成的、大致符合现代文体分类中具有“小说”意味的作品。它是“笔记”的，也就是不同于有完整故事的传奇，更不是通俗长篇之作，而是一些随意编录的零简短章；它是含有现代所理解的“小说”意味的作品，其核心是记事写人的，或实或虚，或真或幻均可，而不同于传统习用的内容没有边界、相互纠葛不清的“小说”“笔记”“说部”“杂说”等名目了。这也就是说将“笔记小说”看作是用笔记体写成的、符合近现代小说观的一种“小说”文体了。总之，近现代的小说观，包括“笔记小说”观，是在本土自身演变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部分的小说观后形成的一种有中有西、相互融合的新的小说观。它将原来“小说”门中没有“虚构的人物故事”的散体文字统统排出门外，同时也将非散文体的诗歌体（如弹词）、戏剧体的文字全部剔除出去。这种小说观，与其说它是西化的舶来品，还不如说它是立足本土，长期与史传文学、说唱文学及西方文学不断交流、相互融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观念。它的底色，还是中国的。只是遵循文学古今通变的规律，随着整个“文学观”从“杂文学”转向“纯文学”（这种新变也是中西交融的产物，并不是简单的西化）的历史潮流，使得小说观在“融合中西，贯通古今”基础上更具文学性与现代性而已。

    因此，我觉得谭帆的这套小说文体史著，能立足在本土，又立足于当代；既能持历史主义的态度客观地梳理以往的小说文体观，又能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来观照历史的演变；既没有以西释中，也没有以古制今。这样以古今通变的观念为主导，处理古与今、中与西的关系，在当今时代的大环境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