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物观石：另辟石刻研究新路

    ■罗昌繁

    学界判断研究选题的价值，有常谓“三新”作为依据，即选题是否运用了新视角、新材料、新方法，凡涉及其一者易有创新价值，此可谓之学术价值判定之“三法印”。毫无疑问，移步换景，观察点不同，入目所得即会有异，这就是新视角的意义。

    石刻文献是程章灿教授的研究方向之一，其研治石刻三十余年，曾出版石刻研究著作数种，如《石学论丛》《古刻新诠》《石刻刻工研究》，新近所著《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以下简称程著）具有突出的创新意义，主要就在于换了角度看石刻。具体而言，这个新角度就是物质文化研究视角，可概称为“以物观石”。石刻研究传统由来已久，从宋代金石学发轫到清末金、石研究逐渐分流，石刻研究的主流始终是史料研究或史学研究，可称之为“以史观石”。程著“以物观石”，强调石刻作为“物”的属性，大略有如下四点特色：

    一、横纵并举的贯通研究

    所谓横纵并举，即横向地宏观与微观并研某朝石刻，再加之纵向地长时段考察历朝石刻。换言之，既重视某朝某代石刻的宏观与微观考察，又将考察眼光延至所有的石刻文化时代。传统石刻研究大多集中在某朝或某石的个案研究，跨朝代的长时段石刻研究并不多见。石刻自秦汉而降，历朝皆有，故而做贯通研究，方更能了解中国丰富的石刻文化。程著对石刻的关注涉及了古代各朝，尤其重点关注了秦刻石、汉碑、三国石刻、唐宋和晚清石刻等，各朝均以某一主题串联相关问题，这可从精心撰拟的章节标题窥斑知豹。程著认为石刻既是礼仪，也是礼物，还是景物与方物。比如第八章“秦始皇东巡刻石的传统、礼仪与文本文化”，第九章“礼物：汉碑与社会网络”，第十一章“景物：石刻作为空间景观与文本景观”，第十二章“方物：从永州摩崖石刻看文献生产的地方性”……这些标题即着重体现了程教授“以物观石”的思路，程著将石刻作为“物”属性的方方面面融于不同朝代探讨，也利于读者了解中国石刻文化的时代特征。

    二、全方位的过程性观照所谓全方位的过程性观照，指程著对石刻产生的流程做了动态考察。石刻与石刻文化的产生，从来就不只是文本作者一人为之，而是涉及发起、创作、刻石、传拓、阅读等过程的多人联合创造。但长期以来，学界重石刻文本及作者，而轻石刻周边其他人为因素。程著有意对石刻做过程性观照，尤其注意了石工、拓工的相关研究。程教授早有《石刻刻工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问世，彼时，其在辑录考察数量众多的石工之后，做了相关的石刻制度研究。本次新著第三、四、五、六章中，程教授对前著予以吸取与修订，并加上了有关石刻制度的新思考。此外，程著还格外对拓工群体做了考察，即第七章“拓本生产与流通中的拓工——以缪荃孙及其拓工为中心”。拓工是石刻传播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但限于史料稀缺，直至晚清，拓工史料方较多地出现在文人的日记、书信中，由此这一群体才纳入石刻研究范围。此前已有徐建新、郭玉海、白谦慎对拓工做了初步考察，尤其是白谦慎教授《吴大澂和他的拓工》（海豚出版社2013年版）的问世，让读者对拓工与文人的交游，以及拓工的生存样态有了初步了解。吴大澂与缪荃孙基本同时代，有别于白谦慎教授对以官员身份名世的吴大澂的讨论，程著对以学者身份名世的缪荃孙与拓工的交流进行深研，这让读者对文人阶层与拓工的交流，以及拓工的生存样态有了更充分的了解。程著除了对缪荃孙及其身边的拓工做了考察，还另设第十五章“晚清士风与碑拓流通”，讨论了晚清士人、学风与碑拓流通的关系，尤其是注意了晚清碑拓流通的国际化特点，谈及了中外金石学家的互动，这对中国金石学加入世界汉学和东方学发展潮流之中别有意义。

    三、理论研究的新思考。

    传统金石学研究重考据轻理论，石刻研究的理论思考一直是短板。程著在石刻理论上有独特思考，最为突出的是提出了“四本论”。第二章“石刻文献之‘四本论’”提出，传统观点认为石刻的三种版本形态为石本、拓本、书本，若从石刻产生的全过程及其方式来看，可新提出四种版本形态，即写本、刻本、拓本、辑本。“四本论”的拟题别有用意，“写”“刻”“拓”“辑”，皆以动词开头，分别对应了石刻的生成、阅读、流通、利用，这强调的是石刻作为一种文献，其生命循环是一个动态的全方位过程，而非单纯的静态文本或物体。同时，“四本论”的提出，有别于传统眼光将石刻视为文人士大夫的“雅好”产物，而重申了各种工匠在石刻文化中的重要贡献，这也算是为匠人群体正名。

    四、阅读史视角的新反思

    阅读史研究是西方学界近三十年来新兴的学科，传统的书籍史到阅读史发展过程中，研究对象主要是纸质书籍。西方缺乏类似中国较为系统的刻本时代与刻本传统，更缺乏中国金石学的传统，石刻的版本形态多样，故而对其做阅读行为与文化现象的思考显得格外必要。程著第十六章“作为阅读对象的石刻”，不仅有对传统读碑行为与相关文献的反思，更提出了石刻的现场阅读有第一现场、第二现场之别，还认为肇创宋代金石学新局面的欧阳修的石刻拓本阅读是一种“保残守缺”的艺术。程著尤其强调了作为衍生文本的石刻题跋对于阅读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这也为石刻研究指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综上，《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一书，从“以史观石”转向“以物观石”，是真正做到了宏观与微观并重、理论与实践并举的尝试，这一尝试可谓石刻史料研究或史学研究之外的文化研究，开辟了石刻研究的一条新路，也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研究有踵事增华之功。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