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美博士：中医与西医相遇的故事

    ■刘冬雪

    在中国，爱德华·胡美（Ed⁃ward H. Hume）这个名字往往与“湘雅”二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爱德华·胡美是一位医学博士、美国医生，另一重身份便是湘雅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自从他响应了毕海澜（Harlan P. Beach）医生的召唤来华，1905年6月从上海港下船的那一刻起，便与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结下了奇缘。胡美博士带着开设一所医科大学的宏愿在中国长沙落脚，来华三十年之久，酸甜苦辣，人生百味，凝练为二十万字的回忆录，即《中医与西医：一位美国医生在华三十年》一书。诚如胡美博士所言，他的回忆录是“一份关于美国医生如何发现医学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建造师的记录”。

    一、胡美博士的初心与梦想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大地总像是笼罩在一片厚厚的阴霾里，灰暗与压抑中蕴藏着一种极不平静的躁动，缺乏稳定和秩序，方方面面都拧成了一团疙疙瘩瘩。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彻底崩溃给整个社会的近代化转型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足的动力，但突如其来的政权交替又迅速暴露出新屋未建而旧屋已拆的尴尬，于是，不安的情绪在涌动、蔓延，与各种不熟悉的事物悄然相遇时尤为如此。胡美博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一副惹人注目的洋面孔，以及隐于外表之下的初心与梦想，从印度孟买来到中国内陆城市长沙。

    胡美博士1876年出生于在印度传教的基督徒家庭。毕业于著名的耶鲁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二十九岁，也就是在中国人眼中即将“三十而立”的年龄，下定决心来华发展，为实现人生抱负而付诸实际行动。说起这样一段因缘，便不能不提及雅礼会在华传教以及长沙开埠、允许外国人居住的时代背景。

    1901年，在耶鲁大学建校二百周年之际，一批耶鲁毕业生在退休校长狄摩非的召集下，在学校的支持下创办了雅礼会，旨在继承耶鲁大学毕业生在远方创立教堂和学校的悠久传统。胡美博士是雅礼会的成员。可以说，没有雅礼会的积极扶持和大力推动，胡美博士便不可能购置、租借房产，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长沙西牌楼街成功挂起了雅礼医院和雅礼学堂的标牌。

    兴医办学的脚步为何走到了长沙？ 这与长沙的地理位置以及辟为对外商埠有一定关系。长沙居南北要冲，交通便利，对传教士很有吸引力。根据1902年9月5日签订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八款第十二节，长沙被开放为通商口岸，1904年7月1日正式开埠设关。这给外国人在此居住和工作提供了条件。另外，此时的长沙刚刚开埠，雅礼会与其他差会间的竞争势必会少很多，更容易打开局面。雅礼会还曾派人前来考察过，毕海澜医生在信里对胡美博士说：“这里的人们聪明、有教养、积极主动。他们肯定欢迎一位受过训练的西方医生前来开设一所现代医院。不久，你将能开办一所医科大学。”胡美博士不由得眼前一亮，最终决定前来闯一闯。

    二、“造就专门医药人材为第一要着”

    西医疗法与中医的“望闻问切”差别很大，中国人接受起来势必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就像在街上见到一副洋面孔，从觉得稀奇惹眼逐渐转到稀松平常一样，同样都需要一个过程。胡美博士跨越大洋大江来到中国长沙，初来乍到，不被当地人接受，也是正常的，估计他尚未从孟买启程之时就已经预料到了。只要有心理准备，便不难应对，更何况胡美博士从来华之初就运用了正确的策略，从爱德华·胡美转变为胡医生，脱口而出的“敝姓胡”非常有助于拉近与当地人之间的距离。

    医学是以结果为导向的科学，能不能真正治病救人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对病患来说，当久病不愈的痛苦甚至是死亡的威胁接踵而至之时，胡美博士的专业技能就具备发挥的条件了。如此一来，也为他在长沙站稳脚跟提供了助力。胡美博士努力为当地人治病，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士绅都督，抑或是强盗土匪，他都一样地尽心尽力。正是从日常治病救人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口碑和声誉，胡美博士才真正在中国长沙扎下了根，并陆续建立起湘雅医院、湘雅医学院、湘雅护士学校等，并担任雅礼大学校长，向初心与梦想一步步靠近。

    奔走呼号的努力与身体力行的实践同样重要，胡美博士在中美两国对于推动中国医学教育的强烈呼吁值得关注。1921年8月15日，胡美博士受杭州青年会邀请，以《近代医学对于公众健康之供献》为题赴杭发表演讲。《广济医报》1921年第6卷第4期里刊载了此次演讲的内容概要，其中提到，胡美博士在演讲中有感于当时行医监管方面的缺位，以医生“流品尤极羼杂，政府不加以严重之取缔”为忧，并举出一例：“街头巷口，一几一椅，瓶盒数事，即可为医。匪驴匪马之僧道，且以符水治人。予尝于长沙市中见一衣衫褴褛之汉，秽气蒸蒸，中人欲哕，坐墙阴下，置狗豚齿牙数枚，牙钳数把，杯盘刀针称是，上以白布标曰：中西外科。予就而穷诘之，始吐实，谓初为某医院工役，经年乃取其习见器具数件而遁，辗转流落，幸恃此谋生云云。”胡美博士既看到了问题所在，又指出了解决办法，他强烈呼吁：“为今之计，则在多设医药学校，造就专门医药人材为第一要着。诚以医术昌明，则疾病自少，疾病少则人种强。”

    此外，在短期回美期间，胡美博士也积极为中国发展医学教育争取有利条件，有1924年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的谈话作为佐证。是年3月31日，胡美博士以雅礼大学校长身份，在会议上对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决定退还中国每年所拨付的庚子赔款”的议案发表个人意见。美国第一次退还庚款是在1908年，资金主要用于扶持中国教育发展，二十年代初再次酝酿退款事宜，胡美博士全力支持，并主动提及上次退款对雅礼大学办学的帮助：“实在是由美国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所生的友谊，雅礼大学才能够办得起来。”并进一步说道：“这一省在教育方面的进步，可以说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为美国在一九〇八年议案所表示的友谊所激动。”之后明确表态：“我盼望对于这个议案，能有一种友好的决议。因为我们应当尽力辅助中国，我们应当在能巩固中国的事体上，帮他们的忙。”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认为，美国方面支持此议案的人，“实在处处不失那大国民的精神”，并且表示，“这句话并不是专指他们慷慨还金而言，却是因为他们那主持正义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态度，的确可以使人闻风兴起”。这些被中国知识分子所赞扬的美国人中间，自然也包括了解中国真实情形、诚心帮助中国人兴医办学的胡美博士。

    三、“道一风同”：中西医之间的友好互动

    中医是在厚重的历史积淀中从古代走到今天的，它不仅具有医学层面的意义，背后还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西医与之相较是后来者，它跟随着西方传教士、职业医生等的步伐，来到古老的中华大地。不可避免地，两者在同一时空相遇了。胡美博士像所有西医一样，从学生时代起接受的便是实验科学方法，一开始也对中医的诊疗方式表示过怀疑。然而，他从一点一滴中慢慢体会到：“在古代医学体系中，存在着某些未知的价值。古老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对于中医取得的一些疗效，西医也无法简单地解释。”

    胡美博士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曾与长沙知名老中医王医生到省里的财政总管梁先生府上同堂会诊，这不啻为中医与西医相遇、共存，一同为病患服务的完美注脚。胡美博士热情邀请王医生参观他们的医院病房和实验室，当王医生提出“希望我们不要让学生们忘记伟大医生扁鹊和张仲景，以及脉搏权威王叔和的名字和教义”时，又立即心领神会，很合时宜地邀请王医生每学期到他们学校做关于传统中医经典著作的讲座。王医生感到被尊重，自然积极回应，当即表示“他保证一定前来，我们会成为好朋友”。这种中医与西医之间友好的互动，是西医来华后能够落地生根的基础。如胡美博士所言，“只有那些通过友好方式到达中国本土的人，才能有效地进入她的生活”。以宏观的视角来看，这更是一种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时至今日也是十分值得鼓励的。

    胡美博士来华时间久，逐渐与中国上层人士之间产生较多联系。在二十世纪初那样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与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等社会上的头面人物较为熟识，将有机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胡美博士的回忆录于1946年出版时，中国著名学者胡适为之题写了书名《道一风同》，这便是其在中国上流社会地位的一种证明。大医之道，仁心仁术。从这一角度看，中医与西医的确“道一而风同”，书名可谓极为精当。此外，上海图书馆至今还藏有孔祥熙、张学良、阎锡山、胡适等政要名人于三十年代赠送给胡美博士的一批签名照。毫无疑问，胡美博士难以复刻的独特经历使他成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但从中也要看到，善于人际交往和争取资源的性格特点，也是胡美博士践行理想、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胡美博士本人也很认同“桥梁”之说。1935年11月7日，他在私立岭南大学的大学周会上发表过一次演讲，题目是《桥梁航行公路》，尤为强调“吾人对于社会之贡献应如桥梁、舟楫、公路之能直接将人类物质及精神之文明互相沟通，战胜困难，利溥全世”，这正是胡美博士身体力行的志业。为了更加称职地当好“桥梁”的角色，胡美博士还于1940年在美国巴尔的摩出版了一本《中医之道》，书稿内容脱胎于其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史研究所教学的讲稿，以英文写就，旨在帮助西方世界深入了解中医，消除偏见以及文化壁垒。

    1926年，胡美博士理想中的医学教育实践已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于是决定急流勇退，返回美国定居，办学则与中国政府合作，学校交由湘雅毕业生们管理。然而，胡美博士回国后，这份深厚的中国奇缘仍在延续着。从1934年到1940年代，胡美博士受聘为国民政府卫生署、湖南省卫生实验处顾问，继续在医学专业领域发光发热。他经常往返于中美两国，帮助中国应对天花、血吸虫病等传染类疾病，并做了大量宣传普及工作，是名副其实的“桥梁”——医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

    四、结语

    胡美博士的回忆录《中医与西医：一位美国医生在华三十年》于1946年首次出版，中译本的面世是在2011年，2020年又升级再版，均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其实关于该书的评论，早在1948年，即该书出版两年后，便被译介到中国，先后被几种报刊转载。美国于1943年初在中国设立美国新闻处，其中文部曾发行《新闻资料》，每周一期。1948年6月5日的第182期上，刊登了翻译自《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一篇书评，题目为《评〈中医与西医〉》，作者是美国著名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妻子埃莉诺·拉铁摩尔（Eleanor Latti⁃more）。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人其实已经了解到有这样一部传奇回忆录的存在，遗憾的是，未能看到中译本全文。

    胡美博士个人医学教育梦想的启航地是在中国长沙，这场实践层面的“大冒险”正式开启后，随之带来的中西医碰撞后孕育出的医学技术与文化习俗相交织的变奏曲，一直鸣荡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胡美博士斩钉截铁地说道：“真正无畏的人注定会相遇，因为他们的灵魂是相近的，他们的勇敢和坚韧是相似的。”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我们需要胡美博士这样“真正无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