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叔的一言承诺

    ■陈益

    那时，高平叔才16岁，还是一名中学生，遇见了一位大人物蔡元培。蔡元培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已经62岁的蔡元培，却跟年轻的高平叔结下忘年交，彼此来往甚密，还衍生出一段奇特的文学因缘。转眼间到了1935年，蔡元培提出，请高平叔为他搜集和编辑一部《文存》，高平叔满口应诺，尽管他的专业是经济学，且卓有建树，但宁愿舍弃专业从美国归来。在此后的60年中，高平叔全力以赴编订蔡元培全集、选集、注释本文集、书信选以及传记、年谱、年谱长编等，将近30种，总字数达一千万以上，此外还撰写了大量研究论文。当高平叔实现“向中国历史交卷，亦向中国伦理道德交卷”的愿望时，已是一个耄耋老人。

    一言承诺，决定了高平叔一生经历。他的一生，几乎都奉献给了蔡元培研究事业。学术界评价，像这样执着的人，举世都难以找到第二个！

    近日有机会读到1993年4月10日南开大学教授高平叔致北京大学蔡元培研究会王世儒教授的信札一通（青年收藏家夏子魁藏）。信中主要涉及《蔡元培文集》由台湾锦绣出版公司出版的事宜。他这样写道：

    “历史卷”何时将稿交出去？锦绣方面是否方案甚大？ 是否拒绝出版整套文集？ 锦绣如决定吹台，已排出的各卷损失如何补偿？ 已交出的各卷稿件是否全部退回？ 是否须退回各卷编注者？均在念中。

    蔡怀新先生处，您是否给他复信？他是否还坚持必须抽下日记二卷，使全套文集由十四卷减为十二卷？ 若然，锦绣能同意缩减否？

    便中，甚盼拨冗见告。

    从信中这一连串问号，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因为要在台湾锦绣出版公司出版《蔡元培文集》，高平叔遇到了诸多复杂问题，让身处矛盾漩涡里的他心力交瘁，急不可耐。幸而有王世儒教授和各卷编注者坚忍不拔的支持，才不至于半途而废。事实上，抗日战争爆发时，他从1935年开始积累的成果竟散失殆尽，不得不喟叹“终天抱恨，莫过于此”。“文革”中，他又被迫下放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以后，方始在天津定居。浪费了大好年华，令人万分痛惜，不能不急起直追。

    信中谈到的蔡怀新，是蔡元培先生的幼子。上世纪50年代初，曾任职于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

    从1984年开始，高平叔编辑的《蔡元培全集》一至七卷，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全集收录了包括自写年谱、部分日记在内的大量文献，其中属初次刊出的，占总量百分之四十左右，成为迄今为止辑录蔡元培著述最多的一部文集。高平叔的工作，为进行蔡元培学术研究建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也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心愿。

    经历了十年“文革”，蔡元培研究正面临着如何突破禁区的课题。高平叔深知自身肩负的使命重大，在编注《蔡元培全集》的过程中，给自己增加了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的艰巨任务。经过15个寒暑，将近两百万字的巨著终于得以问世。学术界认为，《年谱长编》的难度超过《蔡元培全集》。例如，高平叔以自己的良知，根据杨杏佛儿子提供的材料，破除历史谎言，在书中澄清了胡适先生退出人权同盟事件的真相，为人称道。1980年在北京举行蔡元培先生逝世4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大学成立蔡元培研究会，这两件大事的促成，高平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高平叔写给王世儒上述信札的两年后，《蔡元培文集》终于得以由台湾锦绣出版公司出版。这部文集，是按照自传、书信、日记和教育、美育、哲学以及政治与经济、史学与民族学、语言文学、科学技术等方面，分门别类介绍的。它的成功出版，被称为是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高平叔的贡献不言而喻。本来高平叔还有完成蔡元培大传的宏愿，可是大传尚未竣稿，高平叔便离开了人世。

    2000年，《蔡元培书信集》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是高平叔和王世儒两人合作的成果，汇集了蔡元培的1671封信件以及别人写给蔡元培的201封信函，为进行蔡元培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实践活动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高平叔的一言承诺，决定了自己的一生。他为蔡元培研究事业所经历的磨难，所倾注的心血，所做出的努力，无以一一表述。作为局外人，更难以得知其中的酸甜苦辣、是非曲折。今天，我们从高平叔给王世儒的信札中，窥一斑而知全豹，或许能藉此探寻一位奉献者的内心世界，感受一位学者的赤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