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推销员的艺术梦

    ■任龙

    《变形记》在卡夫卡研究领域，尤其是在国内的卡夫卡研究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变形记》是卡夫卡作品中最早被译成中文的，最为中国读者熟悉和接受的，也是被分析、评论最多的。然而，《变形记》中至今依然有一些问题并未得到充分的解读，其中不乏基本性的、关键性的问题，例如，小说中的小提琴意象有何寓意就是其中之一。笔者试图将《变形记》归入卡夫卡的一系列以艺术家为主要题材的小说中加以解读，揭示以往很少提及的格里高尔与艺术家形象之间所具有的内在关联，探析卡夫卡对艺术问题的思考。

    一、甲虫躯壳下的艺术渴望

    瓦尔特·索克尔指出：“格里高尔的变形，实际上把他潜意识中的愿望强行暴露出来了，使人一目了然。”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说法，因为它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格里高尔的愿望到底是什么？

    深入阅读《变形记》文本，读者会发现格里高尔在变形前后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愿望：送妹妹去音乐学院学习。小说末尾，只有一件事可以提起他的兴趣，那就是听妹妹拉小提琴。格里高尔的愿望实际上是要满足自己对音乐的渴望。然而，旅行推销员的工作压抑了这种渴望，使他陷于繁重的劳务无法脱身。工作与音乐构成了对立的两极，二者的冲突造成了格里高尔的痛苦和挣扎。格里高尔自己看不到出路，于是希望妹妹能够代替他完成音乐梦。

    《变形记》中的工作与音乐的冲突关涉的是卡夫卡本人谋生的职业与艺术追求的冲突。“卡夫卡一辈子都处在工作和创作、家庭义务和个人理想的矛盾冲突之中。这种矛盾冲突是《变形记》的重要主题之一。”1907年10月，卡夫卡来到保险公司工作；1908年7月又进入工人工伤保险公司。但是对他而言，工作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得他无法安下心来打磨他的艺术追求——写作。

    卡夫卡坚持认为，写作不能与借以谋生的工作产生联系。他的好友马克思·布罗德概括道：“当问题涉及要找到一种谋生的职业时，弗兰茨（卡夫卡）要求：这个职业不得与文学有任何关联。他会觉得文学与谋生的职业挂钩便是对文学创作的一种贬抑。”当写作作为一种纯净的精神追求之时，它与满足物质需要的工作之间就会产生本质上的矛盾。所以，写作与工作之间的冲突，深入来讲其实是艺术与物质的冲突。艺术是无法改变经济状况的，为了提供物质保障，格里高尔不得不压抑自己对艺术的向往。这种压抑的创伤具体化，就成了“变形”。

    二、“艺术家系列小说”中的纯艺术与物质

    艺术与物质的冲突是卡夫卡一系列以艺术家为题材的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些小说包括《饥饿艺术家》《一条狗的研究》《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等。基于此，《变形记》得以被归入“艺术家小说”的文本序列，开启了同这些作品对读的可能。《变形记》与《饥饿艺术家》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连接点——食物。变形之后的格里高尔对新鲜食物不再感兴趣。后来，他几乎不再吃什么东西了。“我有食欲”，格里高尔忧愁地暗自思忖，“可是不想吃这些东西。”格里高尔的这份内心独白与《饥饿艺术家》中艺术家的临终遗言多么相似：“我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你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格里高尔和饥饿艺术家均未丧失食欲，只不过是找不到想吃的东西。

    那么，格里高尔想吃的究竟是什么？ 其实《变形记》中已经给出了答案：“既然音乐如此打动他的心，那么他是一头动物吗？ 他觉得，仿佛获取久盼的不知名的食物的途径正展现在他面前。”由此可见，格里高尔理想中的食物不是物质性的食物，而是精神性的，这种食物就是艺术。纯粹的艺术是排斥物质的，那些以物质利益为目的的艺术都是扭曲的。与格里高尔想吃的东西一样，适合饥饿艺术家胃口的食物也是精神性的食物——艺术。进一步而言，饥饿艺术家的食物就是“饥饿”本身。这构成了饥饿艺术家遗言的第一重含义。在艺术与物质二者的关系中，以艺术本身为食其实是希望用艺术取代物质，达到一种用艺术去滋养艺术的状态。

    然而，卡夫卡已经敏锐地看到了其中的困境，指出完全脱离物质的、纯粹精神性的艺术是不可能的。《变形记》与《饥饿艺术家》的结尾处不约而同地写了主人公的死亡；同时也不约而同地描绘出一派生机盎然的图景——妹妹富于青春魅力的身体和活泼的豹子。这份对照所展现的正是纯粹艺术的困境：物质的兴盛可以带来蓬勃的生命力；相反地，失去物质滋养的纯粹艺术难逃消亡的厄运。艺术不能滋养艺术，完全脱离物质的艺术是不存在的，这便是饥饿艺术家遗言的第二重含义。

    《一条狗的研究》中的飞狗形象也是艺术家的写照。这篇小说中同样写到音乐艺术家、写到食物，甚至还写到音乐与食物的交叉点——“唤下食物的歌声”，这些当然绝非偶然。飞狗们在空中飘浮，四条腿已经退化萎缩，脱离了供养它们的土地。它们与试图从物质中超脱出来的艺术家们无异。卡夫卡借小说主角之口提醒我们，一旦艺术脱离了物质，与其所在的世界没有了一丝一毫的联系，那么此种艺术无论存在与否都对世人没有任何影响，也就不再具备存在的必要性。

    音乐与艺术家在《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中同样是十分关键的意象。约瑟芬的主要诉求就是希望耗子们免除她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专心致志地歌唱”。露丝·格罗斯如此评价约瑟芬：“她像卡夫卡一样有两种工作：与‘赚取每天的面包’相关的工作和她的艺术事业，即歌唱。她相信她的天赋，她应该从日常工作中被解放出来。”艺术与谋生手段之间的矛盾在《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中又一次发出回响。

    三、象征资本与艺术质料的物质性

    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相关说法颇具启发性。他意识到艺术观念的两种趋向：既存在迎合物质利益的艺术，也存在“为艺术而艺术”的、想要与资本和利益拉开距离的纯艺术。然而，布尔迪厄认为无论是两者之中哪一个，均与资本脱不开关系。纯艺术虽然不试图积累直接的经济资本，但积累的是象征资本。象征资本开始不被承认，继而得到承认，并且合法化，最后变成了真正的“经济”资本，从长远来看，它能够在某些条件下提供“经济”利益。积累声名、名誉就是象征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名誉不能为艺术作品带来短期市场，但长远看来，这些无形的“财富”最终会真正转化为有形的财富。可以说，在艺术早已成为资本链条中一个环节的时代，已经不存在纯粹追求精神性的艺术，任何艺术形式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利益、物质的浸染。

    对于格里高尔和约瑟芬而言，最重要的艺术形式是音乐；对于饥饿艺术家而言，最重要的艺术形式是表演；而对于卡夫卡本人而言，最重要的艺术形式则是文学。一方面，从卡夫卡的那句“写作乃祈祷的形式”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卡夫卡对文学的重视和坚守。另一方面，从包括《变形记》在内的一系列“艺术家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纯文学的不可达成会导致对文学的怀疑，卡夫卡越是坚持文学的纯粹性，反而会越发怀疑文学，而不是相信它。

    更进一步，对于艺术而言，物质性不只是外在的，同时也内在于艺术的质料之中。文学的质料——语言，正是如此。王德峰在《艺术哲学》中提到：“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作品与它所用的物质材料看作是两样不同的东西。……这是对于作品存在的一个通常会有的误解。必须破除这种误解。作品存在原本即在物之中，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在作品中的物’即作品本身。”语言不仅是文学的载体，语言就是文学作品本身。语言往往不是纯然的、中性的符号媒介，而是连带着许多物质性、利益性的因素。作为一个生活在布拉格的讲德语的犹太人，卡夫卡深深地体会到他所使用的语言——他的写作得以形成的质料，实质上是多个族群、多个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甚至选择使用某种语言、选择某种语言中的某些用法都相当于被动地趋向某一利益实体。由这样的语言编织而成的文学，其物质性是无法抹除的。

    这也是卡夫卡注重音乐这种艺术形式的一个原因所在。卡夫卡在音乐方面的造诣并不突出。谈到弗兰茨·韦尔弗时，卡夫卡说：“每当我想起，我一点不理解我的莫逆之交的爱，一点不懂音乐时，我总感到有些许又苦又甜的悲伤。”《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中也写道：“我们毕竟对音乐一窍不通”；“我们过于暮气沉沉，不适合于搞音乐，音乐的激情与亢奋，与我们的老成持重很不合拍，我们对音乐感到厌倦，摇手将之拒绝。”但另一方面，他的作品又十分看重音乐这一意象，多次塑造诸如格里高尔、其妹以及约瑟芬等与音乐相关的形象。音乐之所以受到重视，与音乐的质料形式有关。相对而言，音乐是一种物质性偏低的艺术形式，它的主要质料是无形的声音。从某种程度上讲，卡夫卡借助对音乐的描绘，想表达的依然是一种“去物质化”的艺术诉求。

    艺术的“去物质化”将何去何从？《一条狗的研究》中的一段话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去物质化”的极致描写：“当我看到那七位伟大的音乐艺术家的时候，感到更加意外，简直令我倾倒。他们不说，也不唱，几乎以一种强大的强忍精神，普遍保持沉默，但是，从这空荡荡的场地里，他们像变戏法似的变出了音乐。”作为原本就物质性偏低的音乐，沿着“去物质化”的道路继续向前走下去的方式正是这里写到的“沉默”。保持沉默、不再发声就是将物质性降到最低限度，突显音乐的精神追求。这让我们联想到卡夫卡的《塞壬们的沉默》，比起塞壬们的歌声（音乐），更为可怕的武器是她们的沉默。文学也是如此，一旦被物质侵蚀，文学就不再纯粹，而不纯粹的文学真的还是文学吗？ 想要趋向“去物质化”，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去说、不去写，保持沉默。然而，这再度让文学本身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