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原儒学与自由儒学

    ■梁涛

    回到故乡西安古城参加本原儒学院成立大会，并获聘本原儒学院的院长，倍感荣幸。本原儒学院以“通世界本原之道，明天下普遍之理，立人类未来之基”为宗旨，以“为人由己”的自由精神为核心理念，意在融会中西，贯通古今，以追求本原的路径走进当下，走向未来。儒学在当代能否再次复兴？能否为当代国人提供精神信仰？能否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 这是每一个儒学研究者都十分关切的问题。我认为儒学要再次焕发生命力，发挥正人心、美风俗、兴礼乐的作用，一是要返本，二是要开新。返本就是要回到儒学的本原，回到原始儒家，正本清源，重建儒家道统。开新则是要接续儒学的本有之意，建构儒学的当代思想体系。这就是大家都关注和期待的自由儒学。

    一

    为什么要讲返本？ 因为从历史上看，儒学的每一次发展，都是通过返回到源头的方式实现的。今天儒学又面临一个新的发展契机，儒学要发展、复兴，还是要返回到本原。这个本原得以产生的时代，就是孔子、孟子、荀子的时代，也就是人们说的轴心时代。孔子创立儒学，提出两个核心概念，一个是仁、一个是礼。仁侧重内，强调人的道德自觉和自主；礼立足外，关注的是制度建构。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一方面“以仁释礼”，试图赋予礼新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又“以礼成仁”，希望通过重建礼乐秩序来成就、实现仁。但是囿于当时的条件，这个工作并没有真正完成，或者说只是给出当时的方案，倾向平等性的仁和侧重等级性的礼之间，是存在着张力和矛盾的，如何处理和说明二者的关系，一直是儒家学者着力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思想的分歧仍是仁和礼、内和外的问题。以后孟子主要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提出了性善论、民本、仁政、王道等学说，大大丰富了儒家的内圣之学。荀子则主要继承了孔子的礼学，提出了性恶心善、隆礼重法、知通统类等主张，发展了儒家的外王之学。但是从仁与礼的关系来看，二者不仅没有统一，反而分化更严重了。虽然汉代学者将孟荀等量齐观，认为二人均有功于儒学。但自从唐代韩愈提出道统说之后，人们逐渐把孔子之后，曾子、子思、孟子所谓思孟学派看成是儒家正统，而把子夏、子弓、荀子一系看作是非正统。明代嘉靖年间，荀子甚至被请出了孔庙，宋儒“荀子才说性恶，大本已失”成为定论，完整的儒学被割去一半，结果造成内圣强、外王弱的局面。“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成为多数儒生的写照。虽然从清代开始，一些儒家学者为荀子正名，试图把荀子重新纳入儒家的道统谱系，但始终没有得到认可。所以我们今天到曲阜孔庙，不仅大成殿，甚至东西两庑，都没有荀子的牌位。

    最近几年，我提出新道统、新四书，就是要返本，要正本清源。如果以根源的文化生命，以仁、礼为儒学的核心内容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孟子是有所失，荀子是有所偏。今天我们不是要争论孟子与荀子到底谁更能代表儒家道统，而是要统合孟荀，在继承孔孟之道和孔荀之制的基础上，重建当代的儒学思想体系。韩愈认为儒家道统的核心是仁义，当然可以成立。但他将仁义理解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则失之片面。在早期儒家那里，仁义实际存在着由仁而义和由义而仁两个进路，前者强调扩充、培养内在的仁，进而承担起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孟子的“居仁由义”（《孟子·离娄上》），韩愈的仁义观实际就来自于此；后者则主张通过公正、正义的制度来实现仁，这就是荀子的“处仁以义”（《荀子·大略》）。不论是由仁而义还是由义而仁，都可以在孔子思想中找到根据，都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二者结合才是儒家完整的仁义观。用这种完整的仁义观去重新审视儒学传统，就是我提出的新道统。在此道统谱系中，孟、荀自然都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他们个人都不能代表完整的道统。与新道统相应的是新四书，因为传统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不能反映完整的儒家思想谱系，而是窄化了儒学的思想传统，所以应代之以《论语》《礼记》《孟子》《荀子》，谓之“新四书”。《论语》反映的是孔子的思想，《礼记》则是七十二子及其后学作品，尤其是其中属于“通论”的部分，《大学》《中庸》本来就是来自《礼记》，可以将其返回《礼记》。《孟子》《荀子》记载的是孟子、荀子的思想，由于它们代表了儒学发展的两个方向，如何将二者结合，统合孟荀，是重新理解早期儒学的关键。

    二

    返本只是第一步，开新才是真正目的。我们说的儒学，包括孔孟荀儒学，都是历史上的儒学，需要经历古今之变，才能成为真正的新儒学。传统与现代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如何越过这个鸿沟，重建当代的儒学思想体系，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2016年，在孟子故里邹城的一次会议上，我们提出了自由儒学，试图通过吸收自由这一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来重建儒学思想体系。观点提出后，很多学者提出质疑：儒学讲自由吗？ 儒学里有自由吗？ 我认为，在本原儒学中，儒学有自由的维度，只是后来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秦汉以后，帝制时期的宰制儒学，不仅不讲自由，反而扼杀自由。所以要恢复儒学的生命力，使儒学进入现代人的生活，就要从自由儒学讲起。

    儒学的核心理念是仁，“孔门之学，求仁之学也”。我认为孔子所说的仁，至少包含三个维度。一是成己爱人，把我们的道德境界向上提，向外推，承担起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仁字不仅“从人从二”，指“爱人”；还从身从心（郭店简仁字），指成己，所以《中庸》说：“成己，仁也。”只有成己，才能做到爱人。二是“克己复礼为仁”（《论语·子路》）。复礼是重建好的政治秩序，由于礼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争夺、混乱，满足了人的欲望、欲求，保障了人的基本的权益，所以可以称为仁，这是一种政治化的仁。还有一个维度，就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是以忠恕释仁，以推己及人为仁。我认为儒家仁的精神，是仁学三维中最重要的一维，正是在这一维度中，我认为儒家是讲自由的。

    近些年出土文献的发现，让我们认识到，早期儒家对于推己及人是有很多思考的。郭店简《尊德义》说：“察诸出，所以知己，知己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知命，知命而后知道，知道而后知行。”“察诸出”是观察我内心的表现，“出”是心之出。观察我内心的欲望、欲求，就了解了自己。了解了自己，就进一步了解了他人。因为孔子认为“性相近”，推己及人，这就是知命。“命”有普遍性的意思，知道了命也就知道了道，道指法则、原则。所以知己只是起点，仅仅由己、自我还不能理解道，还需要由知己进一步知人，找到我与他人的共同之处，道是建立在人与人的共性之上。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诞生于宗法等级的社会，传统儒学不可避免地重视和强调等级秩序，其所谓礼是以等级、差等为特征的。儒家讲的五伦，除朋友一伦外，其他四伦都是等级关系，是支配、服从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没有对平等关系的思考，没有对自由的追求。孔子以忠恕释仁，就体现一种平等关系，它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尊卑等级的黑夜，将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带到华夏大地。郭店简《语丛一》说：“知己而后知人，知人而后知礼，知礼而后知行。”这种建立在推己及人之上的礼，不同于君臣、父子之礼，不是等级规范，而是普遍的道德法则，服从、践行这一普遍法则或者礼就是自由。

    康德说，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存在根据，而道德法则是自由的认识根据。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一个“己”，都是自我立法者，当我们将意志由己推向他人，在推己及人的过程中，就发现了真正的道德法则，而践行这一道德法则就实现了自由。所以儒家不仅讲人伦，讲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角色关系，还讲天伦，讲人与绝对者的关系。当我们面对绝对者——天或天道时，我们的角色关系暂时隐退了，或者说处于第二位，人与人的普遍性关系则呈现出来。郭店简《成之闻之》说：“天降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著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大常”是天所降下的普遍法则，竹简也称“天德”“天常”。儒家认为“天生烝民”，人是由天所生，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天民，在人伦关系之外，还有更高的天伦，天伦是天民之间的关系，是独立个体的相处之道，其法则就是大常，也就是忠恕之道，是“反诸己而可以知人”。故天伦高于人伦，只有用大常去规范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辨，人伦关系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三

    经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发现早期儒家是讲自由的，仁学三维中既有成己爱人一维，也有推己及人一维，而推己及人就包含有自由的精神。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仁爱与自由是一体之两面，是相辅相成的。儒学以仁义为本，但仁义就包含有自由，体现为自由，正因为如此，儒家伦理才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恒常价值。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儒家的忠恕之道只是一伦理原则，而没有上升为政治原则，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其所谓礼主要还是指“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等级秩序，想凭借此等级秩序，以实现其“泛爱众”的理想。支配政治领域的，仍是君臣、父子的等级原则，而不是忠恕的平等原则，儒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纵向秩序强、横向秩序弱的不足。秦汉以后，随着大一统专制制度的建立，不仅无法从平等的角度讲忠恕，甚至连五伦也被异化为三纲，相对伦理关系被扭曲为绝对、单方面的伦理义务。早期儒学中曾出现的自由精神，自然也就丧失殆尽。

    从这一点看，我们也可以说儒学是不讲自由的，但儒学不讲自由，不等于它不曾讲过自由，也不等于以后不能讲自由。由于儒学有自由的基因，一旦条件成熟，就会转化为对自由的追求。所以到了近代，随着新的社会关系的出现，以及西方思想的传入，康有为、谭嗣同等儒家学者就提出要冲破纲常名教，追求人的自由、平等。而他们接引西学思想资源的，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传统儒学由于过分强调纵向等级秩序，限制了自由的发展，我们今天则要把忠恕之道由伦理原则上升为政治原则，成为制度建构的第一原则，这样“克己复礼为仁”不再是恢复纵向等级之礼，而是建构起横向平等之礼，是通过推己及人建构起人与人的普遍法则。在这样的法则下，“合外内之道”得以实现，仁与礼、内与外也做到了真正统一。经过这样的调适性发展，也就是我们说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儒学就可以称为是自由儒学。她不仅使儒家“天下为公”“民胞物与”的理想真正得以实现，也必将使自由的精神传播华夏大地。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西安外事学院本原儒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