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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4年07月03日 星期三

    枕边书系列之212 

    陈平原:别出蹊径的阅读更有意义

    主持:宋庄 《 中华读书报 》( 2024年07月03日   03 版)

        陈平原,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您的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陈平原:因父母亲都是中学语文老师,比起一般的同龄人,我比较早地进入课外阅读的状态。记得最早读的书是《唐诗一百首》。父母让我们仨兄弟各自读,再背诵比赛。我比弟弟大一点,会赢得比较多。父母所在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也读了不少。

        但是有一个问题,大概是方言区的人都会遇到的情况:长大后引述唐诗宋词或古文名篇,没办法脱口而出。小时候背书都是用潮州话,加上我曾经在乡下教小学、教初中,也都是用潮州话。后来在北大教书,备课时我得特别注意读音,担心出错,这是方言区读书人特有的苦恼。

        但是多掌握一种语言,对阅读的理解是不是也另有好处?

        陈平原:同样是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之间有很大差异,存在某些张力。当然也有好处,那就是方言区的人更容易体会到语言背后的一些东西,会从中读出一些自己的感觉。比如好多地区的方言较多地保留了古音古韵,用方言念古诗,粤语也好,闽语也好,潮州话也好,读起来会更押韵。

        这么说,早期阅读还是受父母影响多一些?他们会给您具体指导吗?

        陈平原:一般来说不会。这是跟今天的父母过多干预孩子阅读不太一样的地方。某种意义上,我们那代人处于书籍极为匮乏的时代,是通过自己寻找、阅读图书,摸索阅读经验,而逐步成长起来的。这样一来,阅读的偶然性太大,比如《当乌云密布的时候》,一个广东作家写东北野战军的故事,文学史不会谈到它,可是很早就进入我的视野。诸如此类不入流的作品,我读过不少,现在看来有点可惜。

        今天孩子的阅读特点是,全都走在规范化的道路上,不曾有过受严重挫折、掉到陷阱里再挣扎着爬出来的经历,这也是一种遗憾。过多地指引阅读,孩子可能会少走很多弯路,知道哪些书是有意义的、哪些书值得认真品味。这样一来,好处是在阅读方面一直走正路。可我们都知道,大家都走正路的时候,别出蹊径的阅读,就变得很有意义了。其实,应该给孩子们提供更多自由阅读的机会,不要过多地用成人眼光指导他/她、教育他/她。请记得,你的阅读经验和孩子们的阅读经验,很可能不一样,但没有对错之分。

        如何既避免过多地规范指导,又能让孩子们真正体会到阅读乐趣,您有什么建议?

        陈平原:减少必读书,增加自由选择的机会和时间。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教育规范化的特点,就是希望学生不走弯路,不走岔路,尽可能走大路,每一步都有意义,步步为营。可以前不是这样的,山高水低,任走各种各样的道路。

        我经常感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国民教育水平大为提升,但均质化的倾向也很明显。今天的孩子们,跟我们同一年龄段相比,整体水平高出很多。但问题在于,都走同样的路,读同样的书,养成同样的生活习惯,在同样的阅读指引下,养成了同样的阅读趣味。而人文学本来应该以千姿百态见长,包括阅读的趣味、选择的机会以及表达的方式。因为考试的问题、统一教材的问题、教学培训的问题……最后的结果是,总体水平提升,特异之才消失。当老师的都知道,那些不怎么安分守己、别出心裁、随意乱闯的孩子,将来有可能摔得很惨,但也可能特有出息。现在的孩子从小到大被要求各科都考一百分,这种教育方式,能保证整体水平提升,但是没办法发现叛逆的、才华横溢的、敢于冒险的、自己寻路的特异之才。

        您很看重“特异之才”?

        陈平原:是的。年轻同事问我,对招收博士生有什么建议,我提了好几点,其中一条就是发现学生独立思考和奇异表达的能力。我的师兄钱理群等编写教科书《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传播很广,影响极大,是报考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老钱退休前,每到招收研究生考试时就很苦恼,好多卷面成绩很好的,答案几乎全盘照搬他的教材:“我不能说他/她不对,因那确实是我的见解;可是我想要的不是这样只会背书的学生。”

        所以我才会再三强调,要有别样的思考、别样的表达,这是我对年轻一辈学者的希望。如果从小到大就是背教材,没有怀疑、背叛与挑战,不能独立思考,那以后人文学科的发展,从哪里去找可能性?

        那么您在大学时期的阅读经历是怎样的? 受益是在哪些方面? 能否具体谈谈您的阅读记忆中,哪些书曾给您带来较大影响?

        陈平原:决定一个人的读书生活的,有时势,有机遇,有心境,有能力,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微妙调整,都可能变幻出另一个世界。我们“七七级”大学生读书很刻苦,那是真的。因为搁下锄头,洗净泥腿,重新进入阔别多年的校园,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至于怎么“读”,那就看各人的造化了。我进的是中山大学,念的是中文系,课程的设计、教师的趣味、同学的意气,还有广州的生活环境等,都制约着我的阅读。

        我属于比较规矩的学生,既尊重指定书目,也发展自己的阅读兴趣;而不是撇开课业,另起炉灶。对于受过正规训练的大学生来说,课程学习很重要,但因其“身不由己”,所以印象不深,反而是那些漫无边际的课外阅读,更能体现个人的趣味,也容易有刻骨铭心的体会。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阅读状态,我是进入大学三年级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刚进中山大学康乐园,一切都很新鲜;上课时,恨不得把老师讲的每句话都记下来。除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求知欲,还有拿高分的虚荣心——那时没有“全国统编教材”,一切以课堂上教师的话为准。进入三年级,也就是1980年前后,一方面是摸索出一套对付考试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另一方面是大量“文革”前的书籍重刊,加上新翻译出版的,于是改为以自由阅读为主。

        回过头来看,“自由阅读”的状态有何利弊?

        陈平原:“自由阅读”是有代价的,中间很可能走弯路。我们这一代,进大学时年纪偏大,不免有点着急,站在图书馆前,幻想着能一口把它吞下去。经过一番狼吞虎咽,自以为有点基础了,于是开始上路,尝试着“做点学问”。这样“带着问题学”,有好也有坏。当选题切合自己的趣味和能力时,确实事半功倍;否则可就乱套了。

        有哪些书对您的治学或人生有较大影响?您有枕边书吗?

        陈平原:多年前我写过《怀想三十年前的“读书”》,文后附录书单,那三十本书是“1980年代初一个文科大学生的阅读记忆”。不说专业方面的,跟日后的研究工作毫无关系,纯属特定时期的特殊爱好的,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著、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买的是1980年重印本)。我把这“雄文四卷”堆在床头,晚上睡觉前不时翻阅,而且是跟《贝多芬传》对照阅读。到现在我还记得《约翰·克利斯朵夫》扉页上的题词:“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激赏这种有着强大的个人意志以及奋斗精神,渴望成为“必战胜的自由灵魂”,不仅仅属于小说人物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同样属于青年马克思。我曾如痴如醉地阅读尼·拉宾著《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三联书店,1982年),关注他的精神历险与人格力量,而不是具体的理论主张。还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都是80年代留下的阅读记忆。大学几年我就是读这些书成长的,从一个下乡知青逐渐成为一个学者,整个精神蜕变和这些书有直接关系。

        您有什么读书习惯?会记笔记吗?

        陈平原:没有养成夜深人静才能读书的习惯。只是说,周围环境若很安静,阅读效果会好一点。比如,我觉得飞机上读书就很舒服,只要不颠簸,在被屏蔽的特定空间,只能读书写作,那时的精神状态很不错。

        有没有一读再读的书?

        陈平原:鲁迅是我需要经常面对的。其他就看我最近是在做学术史研究、文学批评还是教育制度探讨。这是学者读书的特点,不能完全凭个人兴趣,读的不一定是自己喜欢的图书。因工作需要,学者不能不面对很多跟自己立场或趣味相左的书籍。尤其是史学家,进入研究状态,特别忌惮只挑自己喜欢的图书/资料读。对于人文学者来说,“阅读”与“研究”,有时合一,有时分离,很难一概而论。

        《图书馆的学术使命》谈到在北大图书馆的阅读经历,北大图书馆是您跑得最多的图书馆吗?

        陈平原:作为学者,背靠一个大图书馆是很幸福的,会及时得到各种各样图书资料,尤其在我起步阶段,对北大图书馆的依靠比较多,获益良多。中年以后,因为专业的图书单靠图书馆解决不了。具体到专题研究时,我会到各种图书馆、包括私人藏书馆寻找图书资源。必须说,网络资源兴起后,我们对公共图书馆的依赖迅速减少。年轻一代在数字图书的借阅和使用方面强很多,他们都有这方面的经验。每个学生都会存大量电子图书。我自己的习惯,电子图书是用来查的,不是用来读的。我自己的读书还是纸质书为主。

        您和夏晓虹老师一辈子研究学问,藏书量一定很庞大。

        陈平原:书多成灾也很痛苦。你可能看到我家里狼狈的状态。我不是藏书家,基本没有可以炫耀的孤本、珍本,只是一般读书人需要的书。这种状态下,放在北大图书馆也没有必要。我已经在不断送书,有些送给家乡韩山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希望有个好的地方保存起来给学生阅读。碰到的困难是,我和夏晓虹还在做研究,这样的话,哪些书可以要,哪些可以送,意见不一致,整理起来很麻烦。葛兆光夫妇也会有这个问题。他们达成协议:一个人说送,就可以送。但是夏晓虹说,一个人说留就可以留,就麻烦了。

        那终归还是有些书一定要留下来吧?

        陈平原:几种状态,一是和专业关系比较接近的,比如大作家的文集或资料集;二是和专业无关,但是很好的学术著作,像史学、艺术、教育学、人类学方面的著作我想保留一些;三是漂亮的、有特殊因缘、或和个人经历有关的书,我也会保留。早年搜书困难,所以对书有一种迷恋,存书也比较芜杂。

        能否具体谈谈,您眼下读的枕边书的感受?

        陈平原:这是我最怕回答的几个问题之一。比如你最喜欢的书,你最近读的是哪一本书,你平时放在枕边的书——不怎么读书的人才会整天就抱一本书。若你每天都在读书,很可能说不清哪一本是你最喜欢的,也不可能枕边永远就放那本书。比如这段时间刚好来了什么新书,就放枕边阅读,过几天就换掉了。前两天我读洪子诚老师的书,因今天要来参加洪老师的会议。若你明天来问我,可能就不是这个内容了,因我马上要准备王瑶先生学术纪念会的发言。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陈平原:我不去无人岛,上无人岛我就不读书了。

        那如果组织一个饭局,可以邀请古今中外的朋友,您愿意邀请谁呢?

        陈平原:古代我会邀请苏东坡、张岱,现代我会邀请梁启超、胡适。

        有夏晓虹老师吗?陈平原:她要当女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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