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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
去年5月下旬，赵稀方兄告诉我，杨义老师生命垂危，我心里一紧，知道时不我待，在5月的最后一天，根据旧稿整理成《杨义先生的学术理想》一文（2023年6月7日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十天以后，即2023年6月16日，杨义老师在珠海去世。
杨义戏称自己是单干户，无官无职。1998年底，他的身份变了。那年的9月，院党组就已任命他为文学所、少文所（现在简称民文所）所长，迟迟未能宣布，直到那年的11月3日，江蓝生副院长先来宣布杨义为少文所所长，1999年1月12日，才宣布他为文学所所长。2009年6月23日，高全立副院长宣布院党组决定，免去杨义所长职务。杨义从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一跃成为所长，前后十年。
杨义1999年初正式担任所长，我在那年11月担任所长助理。我作为副手，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十年。其实，我和他的接触远不止这十年。我从1991年到所里工作，到2023年杨义老师去世，我在他的指导下，工作了30多年。他是我在文学所接触最多的人。
杨义生于1946年，大我十二岁，都属狗。我进所的时候，杨义还是一个学术素人，我一直称他为老师，事实上，在学术上，在行政上，在为人上，他也真是我的老师。在我的印象中，杨义老师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一个干劲十足的人，一个忍辱负重的人。
他的个性非常鲜明，这是大家公认的。
譬如他的烟瘾真大。凡是与杨义老师有过接触的人，最初的印象就是他的烟瘾太大，每天至少两包烟，几乎烟不离手。他在办公室和同学们聊天，烟雾缭绕，引发报警，被罚款，张榜公布。
譬如他的聊天也是文学所的风景之一。他当学术素人时，读书劳累时，就下来看院子里老大爷聊天，还不时插话。来到所里，无论是谁，只要和他打过招呼，他就和你聊他的心得，不管你愿不愿意听，他都会执意地和你不断地说下去。他的嗓门很大，说到得意处，嘴角上翘，不无得意，说着说着，常常哈哈大笑，整个楼道都能听得见。当官以后，依然如此，我行我素。与很亲近的人聊天时，他会说到自己的委屈，嘴角下弯，就像要哭的样子，很叫人辛酸。不过，这样的时候很少。
譬如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他说，自己刚从广东电白到中国人民大学报到时，连双正经的鞋子都没有。工作以后，他的搪瓷饭碗，上面写着“务必歼灭一切入侵之敌”。这个饭碗，他用了很多年。夏天常常穿着大裤衩来上班，就像北京街头的老大爷一样。参加学术会议，他也不修边幅。后来，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才学会穿西装。
杨义老师的学术干劲也是惊人的。
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追求中，从新闻学到文学，从鲁迅扩展到现代小说，再到古代文学，广泛涉猎先秦诸子、《楚辞》李杜、《红楼梦》等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中国叙事学等领域，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中国古典文学图志》《楚辞诗学》《李杜诗学》《读书的启示》《文学地理学会通》以及《杨义文存》、“先秦诸子还原”系列等60余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0余篇。主编《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顾毓琇全集》《中国文史经典讲堂》等书籍20余种。这些论著，语言别具特色，很多欧化式的句子，虽然不很符合现代汉语规范，却又警句频出，气势滔滔。譬如他研究古代和现代文学，更多地关注中国文人的思维方式；他研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学，提出了边缘活力的命题；他研究中外文学的互通，探讨了大国文学的气象问题。总之，他的研究，逐渐实现自己“从古今贯通到激活先秦诸子智慧”的梦想。
他的研究方法不拘一格。《李杜诗学》出版之前，我就认真地看过校样，说实在话，真是新鲜，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著作。我是学文献学出身的，主张无征不信，实事求是。杨义老师研究李、杜与我的传统训练迥然有别，与其说是李杜研究，不如说是作者心目中的“李杜诗思”，纵横驰骋，跳跃式的思维，叫人眼花缭乱。
后来，杨义老师做了所长，身份变了，学术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即由单干户转化为组织者。在所长就职仪式上，杨义用三句话概括他的新打算：亮出一些牌子，打开一扇窗子，闯出一条路子。意思是说，推出一些名人名作，与国外多建立联系，与出版社多建立一些工作关系。
我印象最深的是编写《不信神的故事》。1999年7月，正是酷暑时节，我们接到这项编写任务。杨义老师动员了全所的力量，昼夜奋战，从发凡起例到最后出版，前后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知道，1961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奉毛泽东主席之命集体编写了一本古典文学选本《不怕鬼的故事》。此书的编辑和出版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在上世纪60年代影响极大。参与编写此书的有文学所众多知名学者，如何其芳、钱锺书、陈友琴、王伯祥、余冠英等，作为一本古典文学选本，该书在当年的政治运动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信神的故事》出版后，我撰写了《四十年间，两部“故事”》（《群言》1999年第11期）介绍这两部故事的背景。
就在编写《不信神的故事》的同时，杨义老师再次发挥他的动员能力，组织编写《唐宋名篇》《中国文史经典讲堂》《古今文学名篇》《台湾爱国诗鉴》《台湾爱国文鉴》以及重新整理《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等资料性著作。
另外一项政治任务，就是动员全所骨干，到中南海、玉泉山等地，为中央领导同志作古典文学讲座。在庆祝文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将这些讲稿编辑成书，取名《翰苑易知录》。
说到杨义老师忍辱负重，可能很多人还不了解。有时我向杨义老师诉苦，他说，当领导的，就是要接受群众的监督。至于谣言、诬告之类的事，更是司空见惯，要有思想准备。
杨义老师说这话，有着深切感受。我的《杨义先生的学术理想》发表之后，一个同事对我说：“杨义老师这人，一度是学界笑谈，在文学所也有不少人不认同他。实话说，这些人无论胸襟还是见识，都没资格。他的东西未必都能经得起检验，经得起推敲，但他从不固步自封，对学术充满乐趣，有开拓性。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学者。”
客观地说，杨义老师不是圣人，他有个性，干劲足，但过于率性，也会常常得罪人，留下话柄。他曾多次为人当众指责，至于背后的嘲笑挖苦，就更多了。但是杨义老师很少为自己辩解。说到坊间的闲言碎语，他往往呵呵一笑了之，很少在背后说短论长；对于攻击过他的人，当涉及到名誉利益的时候，杨义老师不会固执己见，而是实事求是，在学术上依然给予尊重。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今天，我们纪念杨义老师，不仅仅是怀念，而是要学习他以学术为生命的奋斗精神，学习他为文学所的发展所营造的学术氛围，学习他不拘一格提携人才的仁厚胸襟。
文学研究所存在的价值在学术。我们是用学术来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的。杨义老师主政十年，是文学所最宽松的十年，大家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治学道路，多读书，读好书，出成果，成人才，这是文学研究所的希望所在。
（本文为2024年6月15日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思想研讨上”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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