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全民英雄时代

    ■李兰芳

    2005年初，电视剧《汉武大帝》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引起轰动，点燃了观众对汉武帝时期历史的浓厚兴趣。当时，王子今教授应中华书局之邀，出版史学普及读物《汉武英雄时代》，想来即是受到当时社会热点的影响。不过，热闹过后总会归于平静，经典却经得起时间检验，2024年华夏出版社再版此书便是明证。

    《汉武英雄时代》主要包括刘彻和他的少年生活、十六岁的帝王、武帝的文治、武皇开边、中国文学艺术的一个收获季节、中国文化的两座历史高峰、将星照耀北天、征和年间的动乱、“昭宣中兴”的奠基人、汉武帝的情感生活、汉武帝的政治性格等内容。以时间为线索，穿插相关专题，全面展现了汉武帝时代风云变幻、英雄辈出的历史。“汉武英雄时代”中的“英雄”自然包括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但主要指才华卓著、立功立言的广大人才群体。正如作者所言，这一时期“‘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群星璀璨的文化景观”。

    秦末汉初，战火连绵，王侯将相不问出身，有才之士脱颖而出，汉王朝因此得以建立，刘邦君臣也多布衣出身。但几十年后，当年的布衣将相已形成新的功臣贵族集团，他们长期把持朝廷的重要职位。同时，匈奴频繁扰边，诸侯尾大不掉，不断涌现的新的社会矛盾亟需解决，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已被时代抛弃。清末学者龚自珍在《己亥杂诗》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时代真正实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中评述了这一时期的人才队伍：“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如此群星闪耀的人才队伍背后，是不论派别、不论出身、只重才华的人才选拔理念和对保守陈规的无畏突破。

    汉武帝兴太学，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以养天下之士。同时实行察举制度，规范选拔官员的途径，为下层士子创造进身之阶。不过，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但同样给予其他学派的人才施展抱负的机会。汲黯治黄老之言，好清静无为，被拔擢为主爵都尉，位列九卿；韩安国治法家韩非子之学，官至中尉、御史大夫；张汤专于法家律令，官至御史大夫；主父偃早年学长短纵横之术，晚年学《易》《春秋》、百家言，被齐地儒生排挤，但仍被拜为郎中，升任中大夫。另外，不同于文景朝堂上多功臣后裔，汉武帝选拔朝臣不问出身。公孙弘家贫，曾以放猪为生，但两次被推举为贤良方正，出仕六年后更是一跃成为百官之首的丞相。而且此举打破了汉王朝在列侯中任命丞相的惯例，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因为任丞相而封侯，公孙弘也是第一人。后来这成为一项制度。”

    公孙弘拜相虽然励志，但毕竟没有身份的隔阂，卫青等人则堪称传奇。大将军卫青出身于平阳公主骑奴，协律都尉李延年本为倡家，光禄大夫、托孤大臣金日磾是匈奴降虏。在汉代，奴婢被视为主人的私有财产，与平民身份有鸿沟之别。汉武帝果断打破了这一限制，而且受益者并非卫青等数人。居延新简有《捕匈奴虏购科赏》《捕反羌科赏》，无论是吏民，还是奴，捕获敌人都有不同级别的奖赏。另外，商人虽富，却社会地位低下，汉高祖时“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但汉武帝大胆启用善于经营的大商人主持国家经济工作，如大盐商东郭咸阳、冶铁家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洛阳商贾桑弘羊主持盐铁官营。董仲舒曾向武帝进言：“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正是实践这一人才观的结果。

    除了时代变革的需要，宽松、自由的社会风气，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为人才的大量涌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汉朝初年被有的学者称为“后战国时代”。在文化氛围、文化风尚上，带有战国百家争鸣的色彩。到了汉武帝时期，朝廷办太学，兴官学，实行察举、贤良方正制度，引导社会各阶层重才尊贤；民间学者设馆办学，广招弟子，传播个人学术思想。虽“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但并不刻意打压其他学术观点，没有禁锢思想之弊端，社会各界一派朝气蓬勃的气象。使得时人多刚强勇猛、积极探索的慷慨豪放之气，少畏葸不前、瞻前顾后的懦弱胆小；既积极参政议政，谋求建功立业，又刚正不阿，敢于犯言直谏；既“立高怀远”，胸襟开阔，又脚踏实地，务实理性。霍去病名言“匈奴未灭，无以家为”，苏武被拘十九年而不降，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是这种时代精神的体现。

    时代精神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当时的文学艺术也可管窥一二。汉代雕塑刀法简练、古朴豪迈、深沉厚重，汉代瓦当多“汉并天下”“大富”“宜富贵当千金”，汉代画像石多刻画马、猴、射爵形象，对国家富强、个人现世成功的追求直言不讳。汉赋包罗万象、气势恢宏，司马相如曾说：“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这样的政治环境、社会氛围，正如作者所说，“群星的闪耀，是因为当时社会文化的总体背景，曾经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中并不多见的澄净的晴空”。西汉以后，专制大一统愈加巩固，儒家思想保守、教条的消极一面愈加明显，社会阶层流动渠道变窄且固定，很难再出现这样个性鲜明、生动活泼的英雄群体，也难出现这样锐意进取、自由驰骋的英雄时代。作者后记引许倬云语：“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即是能因时乘势，推波助澜，英雄造时势，时势也决定了英雄，二者相激相荡，于是历史既不能是一切命定的，也不是偶然的。”

    当然，汉武帝时代并非完美无瑕，作者也并不避讳这一点。比如江充等小人大行巫蛊之事，酿成严重的政治危机；汉武帝追求长生、迷信方术，反映了性格中短见、偏执和迷妄的一面；很多才华卓著的英雄因为汉武帝的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含恨而终。

    作为专治秦汉史的大学者，王子今教授对于汉武故事早已烂熟于心。更为难得的是，书中每论一人一事，都引用古人的咏史诗品评、分析。论田蚡豪奢，有“赭汗千金马，绣轴五香车”；论汉匈战争，有“壮士悲歌出塞频，中原萧瑟半无人”；论汉武帝求仙，有“争那白头方士到，茂陵红叶已萧疏”。这种“诗史结合”的独特写作方式，让严肃的历史多了几分文学的浪漫与隽永。读《汉武英雄时代》，正如听一位睿智老者将2000多年前激荡起伏的故事、神采飞扬的人物娓娓道来。一卷卷汉武帝英雄时代的瑰丽画面在眼前徐徐展开。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