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之上的慎思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明的发展，战争逐渐淡出了我们普遍的个体经历与日常生活，和平成为世人向往与追寻的时代主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走出了战争的阴影，远在约旦河畔与黑海之滨的战火仍在牵动着全球人民的心弦。同时，尽管现代战争很少再会给普通人带来身体上的直接伤害，但环境层面或生态意义上的战争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所引发的反思也不止于人类生命、社会与文明的维度，越来越多的人转而从人与自然的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起源、经过与影响。他们开始思考：是否可以简单地使用宗教冲突、种族歧视、国家或个人野心等文化因素来解释战争的起源？ 抑或其背后还存在诸如食物及水资源匮乏、气候变化等生态原因？ 战斗或军事行动对环境产生了怎样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影响？ 反言之，和平的状态将产生哪些长期性的生态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和自然资源是否会成为战争的蓄意攻击目标？ 战争是否增加了，或和平是否减少了我们对自然资源的消耗？ 由战争产生的新技术（如核武器与滴滴涕）是否成为对环境的威胁？ 和平是较少还是更容易产生破坏性技术？“和平”是否总是比“战争”更有利于环境保护？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并深入思考战争与和平的生态维度，2024年5月16日下午，“悬崖之上：环境史中的战争与和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暨生态史研究中心、德国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中心、北京大学世界环境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吸引了50余名来自中国、美国、德国、奥地利、土耳其、莱索托等地区的杰出学者参加，共话千载兵戈玉帛事。这也是人大生态史研究中心与德国卡森中心共同举办的第十届环境史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夏明方教授主持，吴羚靖博士担任翻译。在致辞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黄兴涛教授强调，生态史或环境史视角能够帮助我们突破以往对战争问题的人文化理解，全面揭示战争对人类和环境带来的深重灾难，深刻总结战争之于人类和自然的惨痛教训，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全球生态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德国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中心主任克里斯多夫·毛赫教授结合个人的成长经历，指出会议议题“悬崖之上”点明了战争给普罗大众日常生活带来的痛苦感受。悬崖般的体验不仅仅来自战争对和平生活的破坏，同样来自战争对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造成的损害。他认为，当我们立于危崖时，不仅应该悬崖勒马，还需要自觉地从人类共同体的角度出发，思考我们为何立于此地，又将如何寻求改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胡恒教授则回忆了生态史研究中心建成之初所倡导的“究天人之际，格文理之道；融中西之萃，通古今之变”的初衷，强调人类永远是命运与共的团体，我们应当努力追寻中国古代经典中“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境界。

    武装冲突、环境变化与政治活动间的互动循环

    在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唐纳德·沃斯特教授的主持下，美国博伊西州立大学的丽萨· 布拉迪教授进行了题为《恶性循环：历史上的武装冲突与环境变迁》的主旨演讲。布拉迪教授首先展示了战争对环境变迁造成的巨大影响，认为这些战争“伤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战争对自然景观造成的长期物质破坏，以及武装冲突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同时，布拉迪教授也指出，战争“伤痕”就战争物质后果的展现遮蔽了战争背后的行为动机，战争归根结底是一种具有社会和环境影响的政治行为。故而，在布拉迪教授看来，武装冲突、环境变化与政治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式的互动关系，即三者各自运行的同时又会引起其他二者的转动，以至于循环反复，永无停息。

    接下来，布拉迪教授转而聚焦于美国的军事活动，尤其是19、20世纪美国在本土及太平洋群岛上的领土扩张与核武器试验，试图以此为案例进而对这一关系模型展开解释。布拉迪教授指出，美国自建国以来便长期处于战备状态，并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大量的武装冲突。这导致国家就军事资源的持续性需求，进而对环境与政治造成了众多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后果。例如，军队对原住民的征服使得西部土地的控制权及其自然资源的管理权发生改变；军队就自然资源的勘探、开采工作造成“自然的商品化”与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大规模海军建设对木材等自然物资的消耗，海军远洋航行引发的物种交换；美国在地表和地下开展的核试验，为试验场地及其周围居民的健康带来严重威胁。这些军事行动，尤其是核试验，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诱发人们自然意识的觉醒，进而推动了环保运动的兴起；而环保运动最终又反向迫使美国政府与军方开始减少军事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对此，布拉迪教授总结道，尽管人们深知当下的环境问题是人类自身技术发展的恶果，但我们不能仅从消费主义的角度去探寻缘由和解决方案，这会边缘化军事活动在其中的历史作用。事实上，正是军事活动铺平了人类通向悬崖的道路，并不断加速地球坠入深渊的进程。作为历史学家，我们不仅要解释如今我们何以至此危崖边缘的原因，更需要突破技术发展和意识形态偏见造成的人类与自然的区隔，承认人类与自然紧密相连的现实，深入且全面地思考战争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历程，进而指明人类远离悬崖的方向。

    现代化暴力

    在接下来17日与18日的两天里，与会学者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两地，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分论坛研讨。

    第一组讨论由唐纳德·沃斯特教授主持，议题聚焦于现代军事活动引发的诸多影响。上海大学艾里斯·博罗维的论文《军事废弃物：战争的长期影响》认为现代战争造成了大量金属或化学废弃物，并作为“缓慢的暴力形式”使短期战争造成的影响得以持久存在。北京大学王健宇的《大气核试验中锶-90的研究与系统生态学观点的诞生》一文，则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锶-90研究与系统性生态观诞生的关系，进而对现代世界环保主义

    的科学源头和系统生态学的历史形成过程进行了解释。莱索托国立大学古德弗雷·霍夫的文章《武装人员的生存？ ——20世纪60年代以来莱索托马费腾地区的土地、环境与冲突》，分析了莱索托马费腾地区的生存困境，指出严峻的生态现实和落后的土地管理模式才是该地暴力问题的根源。

    第二组对话由北京大学的包茂红教授主持，着重探索战争中的能源与气候问题。美国罗德学院泰特·凯勒的论文《大自然的“重大灾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能源新秩序》指出一战参战各帝国的能源需求强化了各国对殖民地的掠夺，各类国家建设项目又引发了种族压迫，使得霸权欲望与化石燃料开采、能源消耗和武装冲突构成了负反馈循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大卫· 比格斯的文章《战时西贡的木炭政治和生物燃料》，旨在研究二战期间发生在西贡-乔隆地区的一场生物燃料危机及其带来的政治与环境后果，这场快速将数千公顷的红树林转化为“凉烯纯木炭”的危机最终迫使越南发生了能源转型。中山大学康翊博的《1640年代中国西南地区的气候多样性、社会秩序差异与战争冲突》一文，则从不同地区的气候差异入手，分析了明末四川地区战争爆发的环境原因，强调气候的时间变化可能引发冲突，而气候的空间差异可能加剧冲突。能源与气候是环境史重要的两个议题，由此引发与会学者们进一步讨论生物燃料与化石燃料的区别及其在军队中各自扮演的作用、灾难的界限是否可以延展、一战是否引发了全球变暖、气候与天气的区别、国家在能源转型中的作用等问题。

    战争、环境保护与不同形式的生命

    第三组讨论由天津师范大学的曹牧教授主持，议题聚焦于战时的资源保护活动。奥地利林茨大学恩斯特·朗根塔尔的《被中断的加速：1938-1945年德国战时经济时期生产动员与保护抗议之间的奥地利自然资源》一文，考察了自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兼并直至1945年被盟军解放之间的战时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发掘利用活动，并讨论了纳粹时期的生产动员工作如何在环保人士的大力抗议下，依旧推动奥地利30年代至50年代的工业转型。北京大学单嗣平的《超越暴力：全球市场扩张中清代蒙古东南部的商品与自然》一文以光绪年间金丹道事件作为切入点，分析了该事件与当地自然资源商品化、全球市场体系扩张之间的联系。复旦大学王建革的《运河危机、战争环境与清王朝的选择》一文则探讨了清末时运河所处的生态危机与清王朝所做出的维持努力。在自由交流环节，各位学者就国家政府力量在环境变迁中的作用等问题展开讨论，并试图对中西方的环境治理与环境科学进行了比较。

    第四组对话由南开大学的付成双教授主持，论题聚焦于战争与生命地球的关系。伍斯特理工学院霍尔格·德雷斯勒的《遏制与征服：1942-1943年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的疟疾控制》一文，通过对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疟疾控制如何帮助盟军取得胜利这一问题的分析，揭示了战时疾病、科学与

    人口控制之间的关键联系。北京师范大学贾珺的《残破的森林、萌芽的树林和伪装的树木：一战西线的军事化景观》则研究了一战期间西线军事技术与作战行动对森林造成的破坏，探讨了树木的军事利用过程及其带来的影响，指出以伪装为目的所建立的野外设施具有高度的文化意义。陕西师范大学程森的《边防、屯垦与景观塑造：抗战时期“陕北江南”的军事生态学研究》一文，分析了抗日战争期间“陕北江南”的景观塑造，包括“陕北江南”的形成原因、空间分布、景观构成、塑造方式及其带来的生态与社会政治效应。

    第五组讨论聚焦于水、森林、性别等要素对战争与和平进程的影响，以及战争之中人与非人类生物的生存境遇，由首都师范大学的乔瑜副教授主持。首先，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尼古拉斯·布雷福格尔以《印度河水域条约：跨界水外交与环境和平》为题，讨论了1960年印度河水域条约对印度与巴基斯坦紧张局势的调节作用，工程师和水利专家在推动印巴两国水资源管理合作方面的贡献，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印度河常设委员会”这一“政治—技术”集合体在协调印度河流域不同主体利益中扮演的角色。随后，纽约城市大学戴安娜·明西特的文章《一场又一场的战争：立陶宛反苏抵抗运动中有争议的森林、不断变化的景观和性别劳动力的生存》，则将目光转向立陶宛的“森林兄弟”运动，分析该运动如何连结森林生态、乡村景观、动物和人类，使之共同构成当地武装抵抗苏联占领的基础设施，并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抵抗运动中的森林“军事化”现象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生物的生存问题进行了阐发。最后，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穆尼拉·哈亚特的研究《下一场战火：在南黎巴嫩的季节性战火中生活》，以人类学的视角，分析了季节性战火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居民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秩序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以及当地居民在绝境中发展出的抵抗与生存策略，进而指出这种人类与其它物种联盟构筑的“抵抗生态学”，对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产生的暴力和不平等现象具有高度的认识意义。

    抵御与记忆

    第六组对话由清华大学梅雪芹教授主持，其主题为“抵御入侵”。哈佛大学卡姆登·埃利奥特的研究《“这不是你们的地盘”：1675-1764年英国-瓦班纳基战争与北美东北部环境》指出，近代早期英国与瓦班纳基等印第安部落的冲突不仅源于土地争端，更在于他们在自然认知方面的差异。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益则以《另一种“鸦片战争”：清末民国川康凉山的鸦片种植与地方军事化》为题，围绕清末民国时期凉山地区的鸦片种植活动，探讨当地特殊生态体制的形成过程，并认为这给凉山地区带来了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危机。在评议环节，杨益对埃利奥特的文章提出建议，认为其对自然观念的讨论存在脸谱化的倾向，应该将各个自然要素（如树木、动物、土地等）放入整体且动态的生态关系中进行考察，以更好地揭示环境与战争的互动关系。埃利奥特则就鸦片种植经济的特殊性、鸦片种植引发的战争形式，与地方军事化的

    具体表现，对杨益提出了疑问。

    第七组讨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国荣研究员主持。维也纳美术学院罗杰达·图格鲁勒的《库尔德斯坦的土地神话与记忆》讲述了在土耳其国家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长期冲突的背景下，库尔德山区猫科动物被驱逐出栖息地后又“在山的召唤下如幽灵般”回归家园的美丽故事，尝试从动物行为和感知的视角支持民间神话中关于万物有灵的假设。在讨论中，唐纳德·沃斯特教授提出了若干极富思考性的问题，即历史学家应该如何运用我们一直强调的、科学和理性的分析方法去理解诸如万物有灵的民俗文化，例如山林如何产生记忆；同时，我们应该如何在实践中接受未知，并保持对未知的谦卑，以及如何在未知环境中确定我们的价值观与判定标准。大卫比格斯教授则对于“山的记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并不指向岩石本身，而是“山”所代表的包括生物与空间在内的整体山地生态系统。

    回望身后，审视脚下

    在各组分论坛对话结束后，北京大学的侯深教授主持了本次会议的闭幕式。

    在总结致辞环节，克里斯托弗·毛赫教授从最后一组的讨论出发，强调了本次会议寻求跨学科对话的理念，并总结了会议的亮点与缺憾之处。首先，不同于“他们制造了一片荒漠，并管这叫和平”——这一塔西佗的讽喻性箴言对战争与环境景观塑造关系的扁平化理解，本次论坛讨论了战争同环境之间各种类型的复杂关系。其次，会议的众多文章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阐释了战争同现代性、理性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作用于环境。但是，“脆弱性”与“风险”这两个环境史研究的关键概念并未在本次会议得到充分讨论。同时，战争对环境拥有长期和间接的效应，战后的和平时期是战争的延续，故而“和平时期的环境破坏”问题，以及科技发展对战争类型与战争演变的影响仍有待于细致讨论。最后，毛赫教授感谢了会议的筹办人员，正是他们的努力使得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带有不同思想观念的大家汇聚在了同一张圆桌旁。战争往往意味着个体的消亡与群体的流离，但对战争的反思却得以让生命凝聚在一起抵抗死亡。

    夏明方教授首先感谢了各位与会者对本次会议的贡献，盛赞本次会议的交流意义。他接着回顾了2014年至2024年，十余年间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同蕾切尔·卡森中心的智识交流与学术合作，由此引出了本次会议的选题灵感。生态史研究中心通常以中国传统五行元素为底色设计每一届会议的主题，今年以“悬崖之上”为名的会议主题正代表着五行中的火元素，这不仅是因为火作为一种技术和手段在战争中被频繁使用，进而以“战火”的形式塑造着战争的形态；更因为战争可以被视为“人类文明之火”，不时地扰动人类文明的进程。同时，夏教授还根据会议内容从两个角度总结了战争环境史的智识贡献。第一，本次会议的讨论揭示了另一种维度的战争形态，即人与自然的战争，使战争可以被解读为生态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暴力活动。这说明战争不仅是历史事件，还可以被还原为生物固有天性

    的一部分。这将推动战争史研究走向更加基础且深入的层面，以致有可能形成类似于“人新世”“资本新世”“废新世”的“战争新世”概念及其历史叙事。第二，传统战争史的价值判断总是难逃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的束缚，环境史与生态学却为之带来了超越立场的可能性。学者可以从人类作为同一物种、人类作为生态共同体的成员，乃至生命的自有价值等各种角度对战争史进行再阐述。其中有学者提出的“抵抗生态学”尤具价值，它表明战争在客观上并非只是带来破坏和毁灭，人类和非人类生命也会在战争的混沌中自寻出路，以发展出消解战争的机制。我们需要对人类的未来保持一定的乐观态度。最后，夏教授为众人提出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本次会议讨论的结果表明，战争在表观上具备了新陈代谢、平衡控制与自我修复的复杂功能，这暗示着战争本身得以作为一个主体而存在。那么，战争是否也可以被视为一个生命体进行研究，而作为生命体的战争又是否属于自然的一部分？

    随后，侯深教授主持了圆桌讨论环节。她引用克里斯托弗·毛赫教授在开幕式上的致辞——“我们已然立于危崖之上，理智告诉我们不应再向前，或许应该后退一步，至少也应回首顾望”，指出本次会议在“回望”的时间尺度上仍然限于现代史的部分，而没有涉及人类真正深远的过去。是以，她向与会者抛出了一个问题：“人类最深层的繁衍欲望及其造成的人口压力与战争的关系是什么？ 前者是否构成后者的动因？”对此，艾里斯·博罗维教授引用唐纳德·沃斯特教授《欲望行星》书中的核心思想，强调历史并非物质与能量本身的创造，而是有机体内部为攫取更多能量的欲望在创造历史。为实现这一欲望，垄断暴力的权力机构必将竭力去维系和平，故而在某种意义上，和平成为战争的目标与积极驱动力，战争则是追求和平的必经阶段。为证明观点，博罗维教授接着引用了约翰·麦肯巴赫的《人口健康史》与沃尔特·谢德尔的《伟大的平衡者》两部作品，指出前者表明现代战争既消灭生命，也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挽救生命；后者则证明战争与流行病一样，是追求“平等”欲望的最具破坏性的手段之一。

    在会议的尾声阶段，部分学者还对整场会议进行了总结。霍尔格·德雷斯勒教授指出，本次会议对于“空间”的所有讨论都是基于地球物理世界进行的，缺乏涉及太空战争与赛博空间的研究；同时，会议在讨论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宏大图景的历史叙事，我们或可以从“资本新世”的角度进行一些初步整合。唐纳德·沃斯特教授也指出，本次会议中尽管不乏优秀的描述性论文，但在解释与说明的层面仍有所欠缺，而后者才是历史学家的真正使命。我们必须为此而努力，以期建立一种超越“犹太-基督教价值观”的、可以被运用到其他领域的解释模式。

    所谓相观而善之谓摩，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学者在这三天的讨论中友好切磋、相互琢磨，共同增进学界关于环境史与军事史的认识与理解，充分展现了本次国际会议的交流价值。

    （项大鹏、肖苡、蔡雯娟、高冠楠、蓝大千、詹军威、曹宇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