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传承与人格的养成

    甘肃文化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的“雅学堂丛书”第一辑共10种，即方志远《坐井观天》、王子今《天马来：早期丝路交通》、孙继民《邯郸学步辑存》、王学典《当代中国学术走向观察》、荣新江《三升斋三笔》、刘进宝《从陇上到吴越》、卜宪群《悦己集》、李红岩《史学的光与影》、鲁西奇《拾草》、林文勋《东陆琐谈》。这套丛书兼具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一面市即得到学界和社会的认可。全套丛书入选“2023甘版年度好书”；丛书之一的《当代中国学术走向观察》入选2023年9月《中华读书报》月度好书榜，并被评为“2023年15种学术·新知好书”。《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甘肃日报》等，都发表了书评或报道，认为“丛书坚持‘大家小书’的基本思路，将我国人文社科领域学术大家的学术史、思想史、学术交流史及其最新成果，以学术随笔形式向大众传播，让大众了解学界大家的所思、所想、所悟。”

    鉴于“雅学堂丛书”出版后的社会影响，以及在学术界引起的关注，出版社希望能够继续编辑出版第二辑。经过仔细考虑和筛选，我们又选了十家，即樊锦诗《敦煌石窟守护杂记》、史金波《杖朝拾穗集》、刘梦溪《东塾近思录》、郑欣淼《故宫缘》、陈锋《珞珈山下》、范金民《史林余纪》、霍巍《考古拾贝》、常建华《史学鸿泥》、赵声良《瀚海杂谈》、李锦绣《半枰小草》。由于有了第一辑出版后的社会影响，第二辑的约稿很顺利，并且很快完成了编辑出版。

    一

    在考虑第二辑作者的人选时，我想既要与第一辑有衔接，又要有不同。在反映一个时代的学术走向时，还要展现学术的传承，乃至人格的养成。

    已经出版的“雅学堂丛书”第一辑10位作者是以“新三级”学人为主，他们进入学术场域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的老师既有20世纪初出生的老先生，也有30年代出生的中年教师。而老一代学者，由于从小就受到比较严格的家学熏陶或私塾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系统的学业，他们都有比较宽广的视野，学术基础扎实，格局比较大，因此在学术方法、理念和格局上，承传了一个良好传统。“新三级”学子与他们相处，可以得到学识、做人、敬业各方面的影响。尤其是跟随他们读书的研究生，直接上承民国学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为了反映学术的传承，我特别邀请了樊锦诗、史金波、刘梦溪、郑欣淼4位80岁左右的学人。他们的研究各具特色，樊锦诗先生的敦煌石窟保护与研究、史金波先生的西夏历史文化研究、刘梦溪先生以学术史和思想史为重点的文史之学、郑欣淼先生的故宫学研究，都代表了各自领域的前沿。

    樊锦诗先生的《敦煌石窟守护杂记》收录了作者有关敦煌文化的价值、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的历程，敦煌石窟的保护、管理与开放和向前贤学习的文章26篇。作者写道：“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故此我把这本书称为《敦煌石窟守护杂记》。希望本书能为后续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事业起到一点参考的作用。”

    刘梦溪先生的《东塾近思录》，按类型和题意，收入了4组文章：一、经学和中国文化通论；二、魏晋、唐宋、清及五四各时期的一些专题；三、对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的个案探讨；四、序跋之属。刘梦溪先生说：“‘雅学堂丛书’已出各家，著者都是时贤名素，今厕身其间，虽不敢称雅，亦有荣焉。”

    郑欣淼先生是“故宫学”的倡导者，他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并于2003年首倡“故宫学”。到2023年编辑本书时，恰好是整整20年。郑先生提出：“故宫学是以故宫及其历史文化内涵为研究对象，集保护、整理、研究与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学问和开拓性学科。”又说：“我与故宫有缘。因此我把这本小书起名为《故宫缘》。”

    热爱考古的霍巍先生说：“这本小书我取名为《考古拾贝》，这一方面源自我在早年曾读到过一本很深沉、很有美感的著作，叫做《艺海拾贝》，这或许给了我一个隐寓和暗示。另一方面，倒也十分妥帖——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时间跨度前后延续了几十年，就如同我在考古这瀚海边上拾起的一串串海贝一样，虽然说不上贵重，但自认为透过这些海贝，也能折射出几缕大海的色彩与光芒，让人对考古的世界浮想联翩。”

    常建华先生说：“我从事历史普及读物的写作，出版过《中国古代岁时节日》《中国古代女性婚姻家庭》《清朝大历史》《乾隆事典》等书。本书的首篇文章就是谈论如何认识普及历史知识的问题。我写过一些学术短文，知道此类文字写得深入浅出不易，引人入胜更难，自己不过是不断练笔，熟能生巧而已。”“我的短文随笔成集，这是首次……内容多为学术信息类的书评，也有书序、笔谈、综述、时评等，题材不同，但尽量写得雅俗共赏，吸引读者。”

    赵声良先生1984年大学毕业后志愿到莫高窟研究敦煌，他说：“我在敦煌工作了40年，我的工作、我的生活都与敦煌石窟、敦煌艺术、敦煌学完全联系在一起了，不论是写文章还是聊天，总免不了要说敦煌，可以说‘三句话不离敦煌’。”他刚到敦煌时就想写一本有关敦煌山水画史的著作，没想到30多年后的2022年，才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敦煌山水画史》。他感叹道：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似乎也见证了：由‘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发展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后，又终于回归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历程。我在敦煌的40年的历程又何尝不是这样。”

    “雅学堂丛书”第二辑的10位作者，年龄最大的樊锦诗先生，出生于1938年，已经是86岁的高龄；最小的李锦绣先生，出生于1965年，也接近60岁了。虽然他们已经或即将退休，但都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仍然奋斗在学术前沿，展现了这一代学人的使命与担当。

    这代学人遭遇了学术上的重大转变，即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的时代；90年代初，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王国维、罗振玉和傅斯年派学人、胡适派学人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然后又提出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还遭遇了“史学危机”的阵痛。这些作者，经历了现代学术发展或转型的重要节点和机遇，既是“科学的春天”到来的学术勃兴、发展、转型和困顿的亲历者、见证者，又是身处学术一线的创造者、建设者。可以说，他们既在经历历史，又在创造历史，还在研究历史，将经历者、创造者和研究者集于一身。这种学术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

    二

    20世纪80年代初教育界和学术界的氛围是令人难忘的。虽然当时经济状况不好，生活待遇不好，但老教授的社会地位高，有精气神，而且当时高校行政的力量还不强化，甚至主要强调服务。在这种背景下，老教授们有着崇高的地位。

    武汉大学1977级的陈锋，1981年初预选的本科论文是《三藩之乱与清初财政》。历史系清史方面最著名的老师是彭雨新教授，陈锋想让彭先生指导论文，“不巧的是，在我之前已有两位同学选定彭先生做指导老师，据说，限于名额，彭先生已不可能再指导他人”。陈锋经过准备后，就直接到彭先生府上请教。此前他还没有见过彭先生，到了彭先生家，“彭先生虽然很和蔼地接待我，但并没有像后来那样让我进他的书房，而是直接在不大的客厅里落座。我没有说多余的其他话，直接从当时很流行的军用黄色挎包里掏出一摞卡片，说我想写《三藩之乱与清初财政》的毕业论文，这些卡片可以说明什么问题，那些卡片可以说明什么问题，我自己一直讲，彭先生并不插话。待我讲完后，彭先生问：‘这个题目和这篇论文是谁指导的？’我说没有人指导，是自己摸索的。彭先生说：‘没有人指导，那我来指导你的毕业论文怎么样？’我说：‘就是想让先生指导，听说您已经指导了两位同学，不敢直接提出。’彭先生说：‘没有关系，就由我来指导。’再没有其他的话”。

    “拜访彭先生后的第三天，系里主管学生工作的刘秀庭副书记找我谈话，问我想不想留校，我说没有考虑过，想去北京的《光明日报》或其他报社。刘书记说：‘彭先生提出让你留校当他的助手，你认真考虑一下。’经过两天的考虑以及家人的意见，觉得有这么好的老师指导，留校从事历史研究也是不错的选择，于是决定留校工作。”“老师与学生之间这种基于学术的关系，对学生向学的厚爱，让我铭感终身。那时人际关系的单纯，也至今让我感叹，现在说来，似乎有点天方夜谭。”

    南京大学1979级的范金民，1983年毕业时报考了洪焕椿先生的研究生。由于此前范金民还没有见过洪先生，也与他无任何联系，所以5月3日下午，是“吕作燮老师带我到达先生家”面试的。洪焕椿先生既未上过一天大学，当时又已是胃癌晚期。“如果按现在只看文凭和出身的做法，是不可能指导研究生的，又重病在身，不可能按现在的要求，在固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地点上固定的课程。但先生指导研究生，一板一眼，自有一套，考题自出，面试自问，课程亲自指导，决不委诸他人。一年一个研究生，每人一本笔记本，记录相关内容。先生虽不上课，但师生常常见面，虽未定规，但学生大体上两周一次到他家请益，先生释疑解惑，随时解决问题。需查检的内容，下次再去，先生已做好准备，答案在矣。”

    笔者也是1979级的甘肃师范大学学生。1983年毕业前夕，敦煌学方兴未艾，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师范大学1981年恢复原校名西北师范学院）成立了敦煌学研究所，我非常幸运地被留在新成立的敦煌学研究所。1985年我报考了金宝祥先生的研究生，当初试成绩过线后，有一天历史系副主任许孝德老师通知，让我去金先生家面试。由于金先生给我们上过课，平时也曾到先生家问学，先生对我有一定的了解。当我到金先生家时，先生已在一张信纸上写了半页字的评语，让我看看是否可以。我说没有问题，先生就让我将半页纸的复试意见送到研究生科，我就这样被录取为硕士研究生了。这种情况正如陈锋老师所说，在今天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范金民老师写到魏良弢先生，活灵活现地展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学术生态。“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明清史方向有位硕士生论文答辩，我请他主持。临答辩时，他突然把我叫到过道对门的元史研究室，手指论文，大发雷霆道：‘你看看，你看看，什么东西，你们明清史是有点名气的，可照这样下去，是要完蛋的！’我一看，原来是硕士学位论文中有几处空缺。当时论文都是交外面的誊印社用老式中文打字机打印，有些冷僻字无法打印，只能手书填补。我曾审读过某名校的博士学位论文，主题词郑鄤之‘鄤’，正文中几乎全是空缺，我好像还是给了‘良’的等级。答辩时，我结合论文批评了那位学生做事不求尽善尽美而是草率粗放，而且论文新意殊少，价值不大，学生居然感觉委屈，犟在那里不愿出场回答问题。本科生、研究生批评不得，至迟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雅学堂丛书”的作者都是一时之选，各书所收文章兼具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可谓雅俗共赏。希望第二辑的出版不辜负读者的期待。这样的话，可能还有第三辑、第四辑，乃至更多辑。

    （本文为“雅学堂丛书”第二辑“代序”，发表时有删节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