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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我在某公号上看到一本叫《市场失灵的神话：经济学的著名寓言》的外版众筹图书正寻找出版社合作。印象中那篇文章叫“灯塔大战：萨缪尔森VS 罗纳德·科斯”，我看到目录里都是经典论文，特别是诺奖得主科斯和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的那几篇。刚入行半年的我，马上联系了对方，聊得很投机。
天有不测风云，打完电话一两周，这个公号就关停了，1000多位参与众筹的读者就与我们失散了。
我内心隐隐有些不安，但暂时顾不了那么多，先赶紧找译者。随后我找到了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的罗君丽老师，她翻译过不少科斯的文章以及《罗纳德·科斯传》。她用一周时间就组建了一支豪华的翻译团队，大多是浙江大学出来的年轻教授，比如廖志敏、张翔、茹玉骢、范良聪等老师。也有“民间”译者，比如应俊耀老师，他主业是做数学培训，但读过张五常所有出版的中英文著作，《经济解释》更是读了几十遍，以至于在翻译《佃农分成制》时，他知道哪些段落张教授自己翻译过，直接引用了他的译文。神奇的是，译者们自由选择文章，结果没出现选重的情况。可以看出他们看重的是文章内容（跟自己的研究兴趣相关），而不是作者的名气。
也多亏了罗老师没有放弃，跟我当时的领导沟通，说服他做这本书。当时有人认为这种学术论文集绝对卖不了3000册，肯定赔钱。如今，这本书已经售出近2万册，受到了广大学者和读者的喜爱。所以年轻的编辑朋友们，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只要内心足够喜欢、足够努力，不会没有读者的。
翻译过程非常顺利，2016年暑假将过，大部分篇目都译好了，感觉目标就快实现了！
就在这时，我清楚记得当时是个秋日——阳光明媚、万里无云，版权代理一早给我打电话，说版权出了“点”问题。原出版社发现自己并没有获得书里13篇论文的中文版权，要我社自己去拿授权。什么意思呢？就是原出版社跟我们的合同，只能授权这本书的结构（对，就是organization，即收录了哪些文章，顺序是怎样）和编者写的导论，其他都要自己找。这意味着我们除了找一群（众筹后失散的）读者、一群译者，现在还要去找一群作者！
版权代理很着急，问我怎么办，还做吗？ 我当时站在出版部的走廊，看着不远处的独秀峰，也不知道哪来的坚定：“做，该找授权就找，一个个找。”她有点意外，本以为我会不高兴。其实当时内心挺绝望的，但没退路了：翻译都七七八八了，不做的话得罪的人就太多了，根本没法在这一行混下去了。我能这么判断，也得感谢我的专业——经济学，它教我不要考虑沉没成本。之前的投入其实都是沉没成本，跟当前决策无关，不用考虑。现在需要考虑的就是，现在做，未来的预期收益是否大于未来的成本。
我和罗老师说好对这件事保密，因为怕影响了团队其他人。一直到2017年3月底，我们才把所有授权拿到，才敢向译者们说明情况。这段时期挺煎熬的，因为最重要的那几篇论文（如科斯那几篇），我们是完全没有把握拿到授权的。联系的过程也很曲折，我们找了不下20人，作者、原书编者、国外的杂志社，等等，对于去世的作者，还要通过其助理或朋友打听版权消息。这样一个个拿授权，终于在3月底集齐了“七龙珠”。感恩的是，这期间我们找的朋友、教授、出版社同行，都伸出了援手，拉了我们一把。现在回想起来，这本书能顺利出版，主要在于信任，充分信任参与到项目中的所有人。
这些波折，反而使得原本可能需要七八个点的版税变成了零，因为教授授权一般不收费，期刊也是收取一笔固定的费用即可，最终节省大量成本，提高了利润。编者看到我们这么用心，他也放弃版税了，只希望这本书能在中国再版。我想，也正是因为这本书版权的复杂，才使得这本书中文版绝版多年，没有出版社重出，也才给了我这头“初生牛犊”一个机会。
也正是在这漫长的联系版权的过程中，我们加了两篇文章——编者选了一篇，罗君丽老师选了一篇，分别是《郁金香狂潮》《经济学的研究操守》。这两篇分量都很重：前者颠覆了人们对第一次金融泡沫——荷兰郁金香泡沫的认知；后者是科斯的学术收官之作（写这篇文章时他都96岁高龄了），批判了当下主流经济学重理论、轻事实的研究导向，希望年轻学者不要误入歧途，是对这本书在方法论上的一个总结。所以有时候有些波折也算是一件好事，更成就了这部图书的内容质量。
有了这么一次经历，后续我在做其他引进版权图书时，也都不怕麻烦，不少图书都获得了很好的效益。比如我引进的《健康经济学》，也是按国外提供的版权所有人表格，向不同的机构购买了上百张原书的图片、漫画版权，没法获得授权的，就自己替换成相似的。这本书被多所顶尖高校采用，这么小众和专业的教材在豆瓣评分也高达9.6分，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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