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迭出，引人深思

    ■张生

    近十年来，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新成果不断涌现。近期读到张连红等教授所著《南京大屠杀国际安全区研究》一书，深感新意迭出，引人深思。

    新史料揭示历史细节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南京大屠杀史料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上世纪90年代，当年留守南京的西方人士的日记、书信相继被发现，《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重要史料陆续在国内翻译出版。从2005年开始，经过近十年时间的搜集整理，在南京大学张宪文带领下，陆续整理出版了72册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为学界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南京大屠杀国际安全区研究》以实证研究为指引，充分梳理既有史料，与此同时，不断挖掘新史料，有关安全区的中方、日方以及第三方的史料均有新拓展，对安全区许多历史细节进行了深入挖掘。例如为安置和管理南京难民，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将安全区划为8个小区，“每一小区设一办事处以司其事”，以往研究中对各区区长的名单和相关活动情况一直付之阙如，该书不仅从档案中整理出各区区长的名单，还梳理了相关人员活动的相关记录。在以往研究著作中，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难民的西方人士的褒奖有一些介绍，但一直没有原始档案支撑，而且具体名单一直没有发现，该书挖掘了1938年7月《行政院长孔祥熙呈国民政府为请授予对抗日救济有功友邦人士勋章》，这是国民政府决定密令授予国际委员会拉贝、贝德士、魏特琳等22位西方人士最高荣誉奖章采玉勋章的原始文件，包括授予勋章的名单（中英文）、缘由、职衔和具体等级名称。

    新史料有助于历史细节的挖掘，历史因细节更加真实，因真实而产生历史的力量。

    新视角弥补历史遗憾

    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深入，本书以安全区研究为中心，分别从南京安全区的成立、南京安全区的组织机构和成员、南京安全区的功能、安全区难民的心理与生活、安全区内的日军暴行、中日当局与南京安全区、南京安全区的解散等七个方面，以全新视角深入论述了南京大屠杀时期南京安全区的历史经纬。

    在1938年2月21日告别演讲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特别感谢参加安全区管理的中国人，他认为安全区的成绩很大部分要归功于忠实友好的中国朋友，拉贝说“我们委员会各部门的实际工作都是中国人做的，……你们的工作将会载入南京的历史史册，对此我深信不疑。”据估计，当时参加安全区管理工作的中国人在1500人以上，其中不仅包括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各级管理及基层工作人员，还包括国际委员会协作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和西方人士一起援助同胞，与难民们守望相助。关于安全区中方人员的历史，以往论著中几乎很少提及。该书通过各种媒介渠道，广泛搜集资料，并进行口述史访谈，寻找到很多线索，首次设立专门章节比较系统地对中方人员的构成、角色、命运等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虽然目前还有不少中方人士的相关资料仍未找到，但本书的努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的遗憾。另外，该书首次设立专章，较为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安全难民的心理与生活，揭示了大屠杀之下，南京难民的恐怖心理和亡国奴的悲惨生活。

    研究视角的转换，观照了战争悲剧之下普通人的人性，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人道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深刻内涵。

    新观点彰显历史厚度

    学术贵在创新，在充分运用史料的基础上，《南京大屠杀国际安全区研究》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思考。如关于安全区的成立，以往论著中大多只引用杭立武回忆录中的叙述，认为安全区是由杭立武提议的，该书通过对新资料的研究，认为“成立安全区的设想并不是某一个人提出的，而是中外人士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同一设想”。又比如，既往研究对于日军在安全区外大规模的搜捕青壮年及零散屠杀记述较多，对安全区内的集体屠杀着墨较少，或者语焉不详，本书通过相关史料的梳理，证实日军在安全区内有过多次集体屠杀，如古林寺大屠杀，不仅有中方幸存者的回忆，西方人士的日记、书信以及日本官兵的日记亦均有记载。

    与安全区外相比，安全区内是相对安全的，但日军在安全区内大规模地搜捕青壮年，任意杀戮，对安全区女性肆意强奸，安全区又有其不安全的一面。对于安全区的这种两面性，既往研究有所涉及，但深入不够，该书用了一章的篇幅，对安全区的功能作了深入的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作者认为由于安全区的建立系民间行为，而非国家或政府行为，加上日军拒绝正式承认安全区，以及部分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躲进了安全区等原因，安全区原先设定的安全功能发生了错位，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关于安全区同日军当局之间的关系，本书选择了从保护者与加害者关系、人道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碰撞等角度进行研究，得出了许多很有说服力的结论，引人深思。

    历史十分复杂，从不同层面去思考南京大屠杀这一人类悲剧，我们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