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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4年06月05日 星期三

    历史与启示,文化与精神

    操宇晴 《 中华读书报 》( 2024年06月05日   13 版)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无数璀璨的文化珍宝和丰富的历史智慧。对此,瞿林东先生的《中国历史文化散论》提供了独到的理解和深入的分析。此著作延续了瞿先生早期《中国史学散论》的学术精神,并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探索了新的路径。从2008年初版到2021年的增订版,由重庆出版社“高地文丛”而列入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与社会学文库”系列丛书之一,充分显示了其具有的学术生命力和时代价值。该书增订版出版面世距今已有三年,但其论述的史学功用、民族融合、文化精神等话题,仍都是当下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故愿与读者分享我读这本书的感受。

        《中国历史文化散论》集中反映了瞿先生近四十年来在中国历史文化领域的深入思考与研究。增订版中新增了关于春秋时期民族融合、顾炎武的社会政治理论等内容,扩展了研究的历史跨度。宋代大儒朱熹曾提出,在阅读历史时应关注“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而此著作正是聚焦于分析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议题。本书分为“历史与启示”和“文化与精神”两部分。第一部分包含二十篇文章,涵盖从春秋时期到当代的历史经验与政治思想,按时代顺序讨论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思潮,涉及历史经验、民族关系、中华文明、政治学说、民族觉醒意识、历史人物评价以及历史进程等重要问题。第二部分包括十五篇文章,这些文章集中于作者在“思想上的收获”,着重探讨文化认同、文化精神、史学与大众文化、人文修养等议题。

        瞿先生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在“通识”中揭示规律性现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启迪。

        第一,历史经验、历史智慧的功用与现实启示。作者以贯通学术视野和深刻的历史眼光,探讨了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如何总结历史经验这一重要问题。在《西周汉唐之盛与总结历史经验》一文中,他讨论了从周公、汉高祖到唐太宗,历朝统治者如何依据历史经验制定重大政策。他详细分析了西周的“成康之治”、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揭示了这些历史时期如何通过汲取前朝的经验和教训,实现政治的稳定与繁荣。这种方法论极具说服力地阐明了历史智慧的实际应用,反映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证明了历史经验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在研究《史记》中,瞿先生深入剖析秦汉时期的历史,进一步探讨了历史智慧如何应用于政治决策,阐明史学对政治的深远影响。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历来受到广泛关注。瞿先生从历史功用的角度出发,指出《史记》的最大历史价值,在于其详尽而生动地总结秦汉时期的历史经验,提炼出“司马迁如何总结秦汉之际历史经验”这一重要理论问题,深入发掘了司马迁留给后人的历史哲学遗产。继此,瞿先生主持的学术团队撰写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三卷本),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丰富理论遗产,反驳了中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没有理论的片面认识。

        第二,民族融合与历史文化认同趋势的重大意义。春秋时期各族间的关系的探讨对于理解中华民族形成过程至关重要。1964年,瞿先生在先秦史名家赵光贤教授的指导下,撰写了题为《论春秋时期各族的关系》的大学本科和毕业论文,得到了赵教授和白寿彝教授的高度评价。瞿先生回忆称,这篇论文在他本科四、五年级期间完成,耗费了大量精力,因此他始终珍视原稿。即使后来在内蒙古下乡走“五·七”道路期间,他也会在晚上重新整理这篇文章。最终,这篇论文精炼至约15,000字,并于1981年以《论春秋时期各族的融合》为题发表,通过详实的史料和历史事例详尽阐述了春秋时期各族间的融合,阐明汉族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特点,并探讨了中华民族发展史的某些规律性认识。这篇论文是他早期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

        本书包含《黄帝文化精神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炎帝传说的历史意义》两篇文章,深入探索了中华文明古老源头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作者强调炎帝和黄帝传说在历史发展中展现出的精神力量,体现了历史文化认同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性。这种认同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精神支柱,在历史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瞿先生后续还主编了5卷本的《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系统论述了先秦以来的历史文化认同思想及其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影响。进入新时代以来,他又致力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撰文强调这是“当代中国的重大国是”,努力探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他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的连续性。

        第三,读书、思考与关注社会。本著作是瞿先生多年学术探索的结晶,体现了他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不懈探索、持续深化和不断发展。首先,作者追求“通识”,这一点体现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1981年返回北京师范大学后,他继续深入研究唐代史学,并在1989年出版了《唐代史学论稿》。以此为研究基点,向着贯通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与撰述跨越。

        其次,作者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将其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视之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本书收入的文章非常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特点,为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再次,注重理论的研究。在1986年的全国史学工作者研讨会上,针对有关中国古代史学缺乏理论的看法,作者做出了铿锵有力的回应,承诺会深入探索并明确中国史学的理论框架。此后,他加强对中国史学发展中理论形态的关注,并陆续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等著作。这些研究深化了对中国历史及中国史学理论的贯通性理解,是作者多年辛劳的学术成果,向学界和社会展示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遗产的丰富内容。

        又次,瞿先生秉承其师白寿彝先生的教诲,坚持“史学工作者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的理念。通过文章如《史学与大众文化》和《传统史学与人生修养》,他探讨了史学对大众文化和个人修养的广泛影响。他的写作风格平实而典雅,让非专业的读者也能愉快地享受阅读。

        总之,瞿林东先生《中国历史文化散论》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并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对长时段历史的深入分析,他揭示了历史与当代之间的深刻联系,强调了文化认同的持续影响。这些洞见与当前学界关于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等热点议题密切相关。他的工作为这些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独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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