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格莱德的桥是否风景依旧？

    ■吴敏峰

    巴尔干地区从来就不缺“桥”，多瑙河和萨瓦河流经的城市贝尔格莱德就有12座桥梁。人们忘情歌颂桥梁促进河流两岸交流的作用，如同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巴尔干半岛。但很少有人知道，“桥”并非一直是友好的意象，100多年前人们甚至对它充满敌意，因为它预示着来自平原的危险。

    今天在塞尔维亚文化中，人们对“欧洲”集体和个人的认知经历了如同“桥”这一概念流动与变迁的过程。书中米卢蒂诺维奇深入探讨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塞尔维亚主要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话语，他们的个性、多层次的社会角色和他们与“欧洲”建构亲密关系的话语动态，以及对原始文本的剖析，似乎都围绕着一种本体论立场，即“欧洲”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形象、身份和表征，而不是一个自然的、有限的、已知的和划定的文明、政治和地理实体。

    每一代人都建设了自己的“欧洲”，不仅希望下一代效仿，而且还评判其上一代建设的是非，米卢蒂诺维奇清晰地发现了这一话语方式，并以一种独特的历史反讽意识，引入讨论的作者和作品，充分且公正地反映了塞尔维亚当代关于“欧洲”的广泛论述。在书中的导论部分，米卢蒂诺维奇引用了拉斯特科·佩特罗维奇一句预言式的极有分量的话：“在我们克服欧洲，或者学会讲欧洲的语言之前，我们不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现任何价值，更别说用某种有益于世界的方式来描述这些价值。”这句话也表明了本书遵循的叙事方式，书中介绍了早期现代主义者伊西多拉·塞库利奇和约万·斯凯尔利奇的西化热情（第1章），约万·茨维伊奇、弗拉迪米尔·徳沃尔尼科维奇、弗拉迪米尔·武伊奇和米洛什·茨尔年斯基的斯拉夫式野蛮（第2章），博格丹·波波维奇、斯洛博丹·约万诺维奇和约万·杜契奇对建立思想自律阶层的追求（第3章），以及尼古拉·韦利米罗维奇和迪米特里耶·米特里诺维奇作品中关于“普世人性”的新福音主义话语（第4章），还有拉斯特科·佩特罗维奇的非洲之旅（第5章）。最后的第6、7章与伊沃·安德里奇紧密相关，在米卢蒂诺维奇看来，这位巴尔干地区唯一一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家，其作品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案例，因为他将波斯尼亚描绘为“第三世界”——一条可能克服和超越西方化的道路。

    伊沃·安德里奇凭借《德里纳河上的桥》这本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该书有一个重要的意象就是“桥”。作为“波斯尼亚三部曲”之一，《德里纳河上的桥》讲的是维舍格勒城和大桥500年的历史，仅用20多万字的篇幅就概括了一个国家500年左右的历史。德里纳河上的桥既在地理上联结着东方和西方，又在时间上联结着过去和现在，是人民苦难的目击者。安德里奇在小说中呈现出来的就是对现代性的批判：“欧洲正被自身的产物、最骄傲的作品——现代性所扼杀，这很可能是欧洲游走在死亡边缘的原因。”而早在19世纪，波德莱尔在目睹了大都市巴黎的种种丑恶后，在自己的著作《美学珍玩》就指出：“现代性主要指的是过渡、偶然、短暂，这些可变因素都是艺术一半的属性，而艺术的另一半属性则为永恒不变。”由此看出，现代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将它视若珍宝的欧洲却未能察觉，塞尔维亚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们所要思考和反抗的就是“现代性”这个概念。

    除此之外，米卢蒂诺维奇在整本书中不断重复着各种二元对立，这又不自觉地与“桥”的意象发生联结。但显然米卢蒂诺维奇没有批判性地解构。无论是（亚洲的）“灵魂”和（欧洲的）“理性”“伦理”和“技术”之间的对立，还是塞库利奇的“历史”和“自然”的对立，作者似乎只是偶尔接触它们，没有明确的标准或模式，仅仅试图以真实的形式记录和报告一些话语，并传达其原始内容。也正是在这频繁出现的二元对立中，我们看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塞尔维亚在其自身模糊的地理位置和殖民历史的极端本质主义之间撕裂，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倾向：东方主义（逃离想象中的东方）和西方主义（抵制想象中的西方）。这两种面对“他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因“自我”的不安全感而变得更加复杂，导致塞尔维亚对“欧洲”想象盛宴的交替推崇和贬低。“桥”是必须踏上的，但“桥”另一端又具有威胁性，可能在抵达对岸的过程中，我们会迷失自己，而一旦到达终点，一切将不再跟以往一样。戴锦华在一次访谈中提及集体意识的二元思维：“二元论的形而上学本身是欧洲哲学传统。但是更具体地说我曾经也认为这种黑与白，善与恶，是与非，争议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是冷战格局下的冷战思维创造强化的一种非此即彼、非敌即友、非善即恶的意识形态。”善和恶的对立，东方和西方的对立，欧洲和巴尔干的对立，传统和现代的对立，一定是绝对的吗？“桥”的两端一定是两个极点吗？ 我想，米卢蒂诺维奇的观点从来不是去成为西方或东方，而是通过与“他者”的互动，重新定义、建构和发现自己的国家，像安德里奇一样去记录“小山沟里真诚和善良的思想”，像戴锦华所说的“高度自觉地保持真诚，要面对自己的体验、感受和情感，然后试图去向自己解释自己的情感、体验、感受和情感”。

    总体而言，米卢蒂诺维奇是一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关注的是塞尔维亚人以规范的方式构建欧洲的历史。他放弃了新历史主义惯用的道路，选择了一种更传统的方法：对这一时期的散文、游记、叙事小说和通俗写作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也夹杂世纪之交的大陆主流哲学，如新康德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宾格勒、尼采、弗洛伊德等。这些分析以始终如一的敏锐批判和冷静的解释为支撑，深深嵌入了他的沉思和亲和力，是米卢蒂诺维奇研究的最大财富。因此，《克服欧洲》是一本可以给任何读者以启发的书，而不是仅仅写给“那些从事斯拉夫或东欧研究、形象学和欧洲研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