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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洋”字的未必真是洋货
“洁粉梅片雪花洋糖”是《红楼梦》中写到的名称中即带有“洋”字的物品之一。
《红楼梦》中写到的食用和药用的甜品糖品不少。甜食并不都以糖为调味剂，但糖（蔗糖）肯定是最主要的。书中直接写到的名称中即带有“糖”字的甜食，便有“奶子糖粳米粥”“糖蒸酥酪”“糖腌的玫瑰卤子”“桂花糖蒸的新栗粉糕”“藕粉桂花糖糕”，以及宝钗连同燕窝一起送给黛玉的这种“洁粉梅片雪花洋糖”（第45回）。
这是一种拌有梅片的白糖。梅片又叫冰片，即龙脑香，这倒是一种洋货，产地是南洋的婆罗洲、苏门答腊一带（都在今印度尼西亚），是夏天最贵重的清凉芳香药料。贾芸送礼给王熙凤，就是专门借钱买了麝香和冰片（第24回）。
洁粉、雪花都用以形容洁白细腻，显示其质量上乘。从下文将会看到：这种修饰有重要意义。
而且，书中说到的各种甜品，用到洋糖的也不少，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引用多种史料做了介绍，如枣泥馅山药糕、糖腌玫瑰卤子、桂花糖、栗粉糕、菱粉糕、藕粉桂花糖糕，老太太元宵宴后吃的“枣儿熬的粳米粥”也要用洋糖来煨。其他还有用到白糖、白砂糖的，这都是同一种东西，或许精粗不同、用处不同。
如此看来，“洋糖”在贾家饮食及药用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带“洋”字的未必真是洋货，这种洋糖其实就是地道的国产精品。那么它为什么叫做洋糖呢？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巨著
季羡林先生在其晚年，用前后长达17年的时间，引用古今中外大量资料文献，完成了一部80余万字的学术巨著——《蔗糖史：体现在植蔗制糖上的文化交流轨迹》。这部巨著完美解答了这个问题。
季先生强调，他就是要通过糖这样一种“十分微末不足道的东西”的发展与传播史，挖掘出世界文化交流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
引起季先生意识到糖的世界性传播问题的首先是糖的名称。在西方主要语言中，表示糖和冰糖的，分别是sugar、candy及读音和拼写大致相同的单词。在古代，一种东西传到另一个没有这种东西的地方，它的名称也会一起传过去，这几乎是一个规律。因此可以看出，这些单词是有同一个来源的外来语。季先生发现，这些外来语来自印度吠陀语和古典梵文的sarkarā和khandaka、巴利文sakkhara。这说明欧洲的糖和冰糖最早是从印度来的。
而中国与欧洲不同。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甘蔗，后来又能从蔗浆炼糖。这些都是欧洲没有的。但是，中国在制糖的过程中，也向印度、阿拉伯国家和波斯学习了一些东西。
中国不是甘蔗原生地。甘蔗大概在周代就传入中国内地。在先秦时代，只有“柘”字，并且它一出现就是与“浆”字连在一起的（《楚辞·招魂》：“有柘浆些”）。“蔗”字是汉代才出现的。这是两个同音字，因此猜想它们是某种外来语的音译，可能来自印度支那半岛的某种语言。
而且在很长时间，汉文中“甘蔗”的写法很多，且往往音同而字不同，这也表明这些都只能是音译，并且“甘”字也只是一个注音符号，与“甘甜”无关。通晓汉文及西域多种语言的唐代僧人慧琳（他本人就是西域疏勒国人）就指出，“此既西国语，随作无定体也”（这是西国语的音译，所以没有固定写法）。
在甘蔗传入及学会用蔗制糖之前，中国先民所食用的甜的东西，除蜂蜜和一些作物的果实这些天然物品外，主要是用米（尤其糯米）、小麦、大麦制成的，名称有飴、食易、餳、餹等。“糖”字的出现似不早于南北朝时期。
“蔗”字出现后，“甘蔗”以及有关的其他称呼也出现了。从先秦到六朝，甘蔗种植的地方虽不算少，基本都在南方地区，但还是相当名贵（并且像瓜果一样种植在园里），且要么生吃，要么榨汁饮用，还不懂得用来制糖。
中国制作蔗糖，始于三国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之间的某一个时代。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说甘蔗“迮取汁如飴食易，名之曰糖……又煎而曝之，既凝如冰……时人谓之石蜜者也”。“石蜜”常常也叫“西极石蜜”“西国石蜜”，很可能也是来自西部域外（最可能是印度和波斯），可以指代很多甜的东西，并且绝大多数是与蔗糖有关或用蔗糖制成的东西。可以认为它就是来自西部域外的糖。这个称呼在宋代以后消失。
“西天取糖”“煞割令”“邹和尚”
但直到唐初，中国制糖的水平仍然相对落后。而印度早在公元4世纪前即已掌握了熬糖的知识。彼时印度的糖至少已有五种不同的纯度，其中Sarkarā最为精良，也已较洁白。
对于白糖来说，纯度越高就越好，而去除杂质越多，颜色就越白。这就引出了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遣使到印度摩揭陀国“取熬糖法”的故事——这位使节就是在摩揭陀平定叛乱、建功立业的大英雄王玄策。他在摩揭陀遣“石蜜匠”二人及僧八人到中国，太宗命他们到扬州（或越州即今宁波，史料记载不同）盛产甘蔗的地方造糖，结果色味都远超印度，中国的制糖水平因此迅速提高。
更有意思的是，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一部写经残卷中，有一页的背面上用拙劣的笔法，夹杂着错别字写着有关制造“煞割令”的方法的一段话，这个词显然正是sarkarā的音译。这似是一位文化不高的工匠写下来的，可见制糖术已经深入老百姓中。而既然用了一个梵文称呼的音译，正说明中国在制糖术上学习了印度。
也是在唐朝，中国很可能还向波斯学习了制糖。不同的是这是一次民间行为。多种古籍都讲到一个故事：在唐朝后期的大历（公元766-780年）年间，一位“不知所从来”的“邹和尚”骑驴云游到四川遂宁。当地种植甘蔗却不懂得以之制糖。一次他的毛驴踏坏了人家种植的甘蔗，于是他就教那家人用甘蔗制糖，结果获利丰厚，带动了许多人致富，中国的糖产便有了“遂宁专美”的说法。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与正史记载的遂宁开始产糖的时间是对得上的。明代宋应星的科技巨著《天工开物》称邹和尚为“西僧”（西方来的和尚），并且说蜀中遂宁的造糖术“亦自西域渐来也”，当是有所依据的。这说明遂宁的制糖技术是从西域外国传来的。根据充足的资料来推测，邹和尚很有可能来自波斯。不过季先生也强调，即使遂宁制糖术真与波斯有什么联系，也不能说整个四川的技术都受到波斯影响，毕竟遂宁附近的一些地区早就能种蔗制糖了。
元代阿拉伯商贾和工匠等大批来华，带来他们领先的制糖技术，包括加入木材灰来精炼出纯白的糖。连来自欧洲的马可·波罗都看到了用木材灰熬炼白糖的事。
中国造糖术也传到国外
但还有另一方面：中国制糖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又被外国学习。自古就能制造蔗糖的印度，其公元16世纪的一部医书中提到的糖名比以前又多出两种，其名称都含有“白”的意思（表明这些糖比以前的品种更加洁白了），而在当地语言中，这个表示“白”的词cīnī的意思是“中国的”（即古代中国的美称“支那”以及西方语言中China一词的来源），这是表明了它来自中国。季先生遍搜自唐至清的有关古籍，不但搞明白了白糖最迟到明代已能生产，还搞明白了中国发明的“黄泥水淋脱色法”是提高白糖纯度及洁白度的关键技术，据说这是福建一糖户因为土墙倒塌压在了制糖的漏斗上而偶然而发现的。与木材灰一样，这也是因为其中的碱性成分发挥的作用。这是中国对于世界制糖业的重要贡献，在近代化学脱色法出现以前，这一发明在精炼白糖上已属登峰造极，这就为中国大规模制造白糖提供了技术依据。而正好此时印度医书透露的这个信息，不正说明中国的白糖及其制法又已传入印度，“中印两国在制糖方面互相学习，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总之，在制糖技术的进步上，中国曾经长久接受外来影响——唐代来自印度、波斯，宋代、元代来自阿拉伯地区。而南海诸国在砂糖和制糖技术传入中国方面，曾经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到明代，糖已经遍于民间，成为家家常备、人人必食之物，其医用也十分普遍。而白糖的概念也在这时形成了。
这也是宝姑娘对今天读者的馈赠
而正是《天工开物》记载了“西洋糖”这个说法。该书详细描述了闽、广以黄泥水淋脱色法制造白糖的方法，在其最后步骤，制成品“黑滓入缸内，溜（蔗糖工具）内尽成白霜。最上一层厚五寸许，洁白异常，名曰西洋糖”。宋应星在此处特意用小字写了个夹注：“西洋糖绝白美，故名。”
也就是说，制作过程中，糖的颜色步步变浅，最后在最上一层形成“白霜”，终于达到“洁白异常”，并且被称作“西洋糖”——这不正是薛宝钗的“雪花洋糖”吗！
季先生指出，这个“西洋”不是今天所说的西洋，而是“郑和下西洋”的那个西洋。中国的白糖精品名为“洋糖”，可见当时输入中国的西洋白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正是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反映。这是宝姑娘对黛玉的一份馈赠，也是对今天读者的一份馈赠。
到清代，糖品不仅进入了家家户户，其种类亦与现代相似，常见的糖粒、糖瓜、蓼花、芝麻糖、牛皮糖等皆已出现。糖在历史发展中的表现，总的说来，是产量越来越增、价格越来越低，药用越来越少、食用越来越多，终于得以侧身于柴米油盐等日常必需之列，中国在白砂糖的制造上取得了一定时期内甲于天下的地位。
欧洲制糖长期远远落后于东方国家，直到19世纪才取得领先地位。中国在清朝晚期开始使用西方机器制糖。
尽管季先生没有提及《红楼梦》对糖的描写，但我们通过他这部巨著中不难看出，曹雪芹的描写具有完全的事实依据。可以相信，在《天工开物》时代100年后的《红楼梦》时代，以薛宝钗家族的皇商身份，一定可以得到最好的“雪花洋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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