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李学勤先生

    李学勤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五年来，面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学术界并没有消沉，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学界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停息，我们依然在李学勤先生和裘锡圭先生指引的学术道路上昂扬奋进，砥砺前行。可以看到，五年来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事业有了长足的进展，随着党和国家的重视、地下资料井喷式地出土和数字化及人工智能的介入，三方面凝聚成了一个合力，迎来了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最好的发展时期。在此基础上还可以预期：在未来几十年内，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仍将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半部学术史，一位李先生。这是学术界对李学勤先生的学术成就最简单精到的概括。李先生以他爱好科学、喜欢数学、学过哲学、研究过思想史的学术积累和背景，转而从事三古——即古文字、古代史和考古学的研究，以开阔的视野、融通的手段，对中国早期古代文明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探索，取得的成就为世界所瞩目。李学勤先生23岁时就写成了第一部书，26岁时正式出版，一生撰写著作40多部；一生撰写论文2000余篇，我粗略算了一下，如果从他20岁开始算起，一直到去世，大概平均每年要写30篇左右。以这个数量又能够保持高质量，在当代是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我们现在用电脑写文章，按理速度应该更快，但却赶不上李先生用笔写的速度，而且这是在他多年担任行政职务的情况下做到的。比较起来，作为后学的我们应该感到惭愧。我们现在强调要做有组织的科研，号召大兵团作战，组织集体冲锋。这样做的结果是可以集中力量，出大成果，但是每个人单兵作战的能力却很可能会退化，到底人文学科是讲究个性化的。像李先生这样以一当十、甚至一个人相当于一支大部队的具有超强单兵作战能力的人，今后恐怕再也不容易出现了。

    从2018年3月1日到5月3日，在距李学勤先生离开这个世界不到一年的这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榻上，为他的文集的每一卷都撰写了一篇前言。这八篇前言为学术界留下了他最后的一些学术思考。其中他提到的一点让我受到深深的触动，那就是他说：“我们做一些工作，都要联系到一个大的、有理论性的目标。”如今我们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域越分越细，文章越写越长，论证越来越复杂，有时甚至感觉在“炫技”，但在交叉和融会贯通方面的工作却做得很不够。学术界不缺“专才”，但是却很缺“通人”。我们应该认真思考李先生的话，争取如他所言，既要做到“一些的一切”，又要追求“一切的一些”，避免如李零先生所比喻的“陷入研究一棵树都研究到叶脉的深度，却忘记了树本身，更看不到树林了”那样的窘境。

    人总是会老的，也总有一天会离去，但是五年前李先生的离去，却实在让后辈的我们有点难以接受。最近裘锡圭先生也生病了，身体很弱，他在病中还一直惦记着研究工作。看着他不惜身体还拼命工作的样子，我心里很难受。李先生生前跟裘先生关系很好，两人互相欣赏，惺惺相惜；南裘北李，各占擅场，各领风骚，他们是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学界的双子星座，是矗立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学界高原上的两座高峰。朱德熙先生曾评价两人的学术，说李先生博大，裘先生谨严。我觉得评价得非常准确。我们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人常常提“罗（振玉）王（国维）之学”，我认为李先生和裘先生的学问也可以并称为“李裘之学”，一个偏重于历史学角度，一个偏重于语言学角度，正好互补。如今一位已经离去，一位在日渐衰老。面对榜样的离去和衰老，我们这些追随者，总有一种有劲使不上、有忙帮不上的感觉。我有时想，其实我们能做的，恐怕只有尽量学习并继承他们的学术和学风，见贤思齐，取法乎上，接过他们的衣钵，让学脉一代一代地绵延下去。

    李学勤先生生前一贯提携年轻人，奖掖后进，很多人都受过李先生的教诲，得过他的恩惠。我当年博士论文答辩时，李先生是答辩委员会主席。记得是1991年1月份，天气最冷的时候，李先生冒着严寒从北京赶到长春主持我的答辩。当时火车票很难买，我还起大早跑到火车站排队为李先生买回程票。答辩过后，李先生主动为我向中华书局写推荐信，推荐出版我的博士论文。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博士生，却受到李先生的如此厚爱，至今想来，依然感念不已。

    （作者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