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与华东师大的学脉与文脉

    今年是杨宽先生诞辰110周年。我求学、服务的华东师范大学1951年成立，其来源由三个学校组成，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杨宽先生毕业于光华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前辈吕思勉先生，还有光华大学的诸多前辈如钱基博先生等都有很深的师生之谊和学术交集，可以说杨宽先生是光华大学学人群的重要一员，也是华东师范大学学脉、文脉谱系中的重要一员。对于杨宽先生的生平、学问，我了解并不多，只略读过他的自传和《西周史》《战国史》这几本知名的著作。但通过有限的阅读，加上我对吕思勉、钱基博等先生的了解，感觉到这批大师的共性颇多。

    首先，这批大师一生都做出了成功的大学问，却过着不平坦的人生。他们生命历程中比较长的时间都是身逢动荡岁月。以杨宽为例，他经历了国民大革命、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两次政权转移的大事件。其间穿插的是1924年直系奉系的江浙大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

    那么，这些人在动荡岁月中靠什么来支撑自己的人生，支撑自己的研究，支撑自己的教育事业？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和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和其现代转化有关系，那就是自身特重的道德情操和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而基于马克思主义救民救国救世界的理想信念。这样的坚持和现代转化让他们能做到以下三项事业：第一个是无论多么困难，都要主动去学习，去成才，持续地追求卓越；第二个是始终奉行临难毋苟免的原则，有着内心的强大和坚持；第三个是有将自己的学生教育成大写的人的必生追求的实践。

    从这一点出发，这批大师第二个共同特点是有育人的智慧，有躬耕的态度。他们对研究和教育不截然两分，一辈子探求的是如何以教育促研究，再以研究促教育。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大师积累着教育的经验，发展出教育的智慧。比如吕思勉谈大历史的“观其会通”，钱基博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熔铸”，杨宽先生则讲的是实事求是。

    这批大师第三个特点则是具备仁爱之心，有弘道的追求。先生们成长的时代前面说是个动荡岁月，而动荡的根源在“道出于二”。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文明蒙尘的突出表现就是原来清晰的中国之道、中华之道变得模糊了、多重了、不确定了。

    在这样的“弘道”之乱局、“弘道”之困局、“弘道”之难局中，先生们虽然未必是中国共产党员，但始终在以他们的研究和教学为“两个结合”作出自己的贡献。如吕思勉就能相当熟练地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古代史。钱基博一生都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抵制全盘西化。杨宽先生很早就强调中国的古史不是故事，而是事实，后面更以其恢弘的先秦史研究为“两个结合”贡献了毕生的力量，至死方休。而这样的“弘道”过程大概正是华东师大哲学社会科学、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乃至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脉所在、文脉所系。

    （作者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为作者日前在“纪念杨宽先生诞辰1 10周年暨杨宽著作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