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迎唐诗归故家

    2016年，在唐诗学大家陈伯海先生指导下，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诸学人完成《唐诗学书系》八种十七卷。此后，该中心又将唐诗学研究拓展到环汉语文化圈的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该中心主任、东亚唐诗学研究会会长查清华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团队，遂全力投身于东亚唐诗学文献的译校整理，并于去年在大象出版社刊行《东亚唐诗选本丛刊》（第一辑）十册。

    该丛刊收入日本江户和明治时期儒学者与诗人评释的唐诗选本十二种，计有《三体诗备考大成》《唐诗集注》《唐诗解颐》《唐诗选夷考》《唐诗儿训》《唐诗绝句解》《唐诗通解》《通俗唐诗解》《唐诗句解》《唐诗选讲释》《三体诗评释》《唐诗正声笺注》，除六种是对我国宋、明两代选学家周弼、高棅、李攀龙等原作解读外，其余均为日本学者对唐诗的选注批点，从内容来看多为唐诗的普及类读物。

    这些选本的编选内容与解释方法，对传统“漢学(かんがく)”（一般指中国古代学问，有时专指儒学）的治学方式有所借鉴，又具备日式诗学研究的特性：对所选各家作品拣汰，尽量将名作录入；正文有夹注、眉批、尾注，字号分大小，还有分隔符；正文一般以汉语注解，有时则在汉文旁加日文训解，或引用日文俳句、短歌与所评之诗互证；在解释汉文官职、风俗、名物等专有词语时，尽量寻求与日本相近者予以类比。从其编写体例来看，于我国传统诗歌评点有所采纳，尤其对明末清初评点家金圣叹的《选批唐才子诗》《杜诗解》阐释方式多有借镜，甚至葛西因是在《通俗唐诗解》中还沿袭了金氏的部分评语。

    上述选本对唐诗美学寓意的释读，与日本江户和明治时期的政治文化情状、诗歌创作环境和对外来文化的接纳态势相关。从历史分期而言，江户与明治时期虽然相连，但前者属于日本史的“近世(きんせい)”，而后者属于“近代(きんだい)”，政治状况与学术背景迥异：江户时期承续前代的幕藩体制，实行军人统治，禁教闭关锁国，曾酿成“元和大殉教”惨案，其初期固守“漢学”（朱子学、阳明学与古学），其中以林罗山为代表的朱子学为显学，在元禄、天保年间呈全盛之势，其实此前已有“蘭学(らんがく)”（亦即广义西学）涌入，社会的思想开放已不可遏止；明治时期经过王政复古大号令及戊辰战争，拥戴朝廷的诸藩成立新政府，派人到西欧考察，引入其各种制度，废藩置县，创办“私学(しがく)”，设立议会，制定宪法，培植产业，从而加速日本近代化步伐，其中福泽谕吉倡导西学的思想启蒙影响至深，而本居宣长基于对和歌与《源氏物语》的分析，提出“物の哀れ(もののあわれ)”论，以主情唯美抗衡儒家的道德唯善，开启了近代日本文论的新途。由此可见，从江户时期到明治时期，日本国内的思想已从恪守传统渐次到接纳异声，从对“漢学”的执迷转而倡导“国学(こ くがく)”（指日本本土学术），而对唐诗的诵读接受、诠释解析就在这一背景下得以推进，同时与中国同一时期文学观念的递嬗相呼应。

    日本江户和明治时期，对应中国的明后期至清末。这一时期的中国，性灵诗学勃兴，这与明中期以来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的反动、对人性的高扬相关，因此诗学中力倡才性，尽显情趣，对前后七子以格调为基准、一味仿古、师心自用拒斥，更好地适应了其时市民求俗求新的心理。当然七子们以格调论诗的同时，亦不轻忽才情之重要，只不过或以抑才生格相召，或以借情生格标榜，对情格的畸轻畸重，导致其内部诗学观分野，也刺激诗学探讨的深入。即使进入清代，虽然相继产生四大诗派，其他诗论林立，但对格情的处理仍未统一，因为征圣宗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学挥之不去的情结。就唐诗选学而言，这一时期发展势头亦猛：大型诗选《唐诗品汇》遍及士林，强固了七子“盛唐为法”的观念；适应不同目的的唐诗选本迭兴不歇，揭示了唐诗的多维价值；《全唐诗》的编撰出版，为各类选本的产生提供了便利；《唐诗三百首》的发行，促成民间读写唐诗的热情。凡此种种，自然影响到周边国家特别是日本对唐诗的甄选及解读。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比邻而居，很早就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即以文字文学而言，日本早期有语言而无文字，汉字传入后借以为记音符号，其古代经典《古事记》《风土记》《日本书纪》《怀风藻》等或和汉文混用，或用古汉语，或用变体汉文。假名通行之后，汉字仍未退出日文文字体系，且多表示实质概念，假名则多用于附属词或起句法功能。由于中日文字文化长久的血通肉连，故中国文学的形态、观念和方法，自然为日本人所用，像日本的和歌（变体为“狂歌”）、俳句（杂俳“川柳”）、物语（后为私小说）、日记、随笔和浮世草子等，都带有中国类似文体的胎痕。而自中国传入的禅学思想，则体现在日本人的坐卧行立之中，并贯通其清寂隐逸文学之中，这在松尾芭蕉、与谢芜村、小林一茶等人的俳句中得到集中体现。这一切，都会对《东亚唐诗选本丛刊》（第一辑）所收部分文献有潜在影响。

    本刊所辑选本，序跋、凡例、注释、圈点、批注一应俱全，这是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惯例，自不待言，而到了江户与明治时期，人们对唐诗的接受，已从奈良与平安时期以白居易为中心、镰仓与室町时代以杜甫为中心，转向多元化视角，注意将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诗人纳入，同时受到同时期中国前七子“诗必盛唐”观念影响，故对高棅、李攀龙所编诗选较为注目，由此可见中国诗学思想对日本唐诗学的影响。姑且以《东亚唐诗选本丛刊》（第一辑）所收录的南宋周弼选编、熊谷立闲集注《三体诗备考大成》为例，以见江户时期日本学者的唐诗阐释方法。

    《三体诗》依体裁分类编排，只选七绝、七律和五律，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注本有元释圆至注、清高士奇补注，从现存已知的六百种唐诗选本来看，不算最知名者。但是，这一选本向来为日本人所重，在室町时代就被禅僧们反复讲读、注释，形成一个庞大的“抄物”文献体系，最著名者如五山禅僧月舟寿桂（号幻云）曾对此书的绝句部分集注，编成《三体诗幻云抄》，后来引发大量研习者，其中熊谷立闲《三体诗备考大成》、森川许六《和训三体诗》与野口宁斋《三体诗评释》等，均为日本著名注本。为何这一选本备受日本学者重视？ 揆其根源，恐怕与其所录诗体有关：从唐诗创作体量来看，七绝、七律和五律为数最多，佳作亦最多；从中日唐诗接受史来看，后人对唐诗体的习作也以这三种为众。因此，以之为对象反复释读，最便于初学者，也可以此为基，触类旁通其他诗体。《三体诗备考大成》的解释者，除在“备考”中对正文详细注释外，还对元释圆至注、裴庾增注详细注解，并广泛征引中日学者的不同见解。所有这些内容，形成一个多维交织的阐释网络，促使读者达到对原作的真切理解。由此可见日本学人的治学风格：执着于事物具体细部，善于从其特殊性入手，一点点聚拢包抄，最后达到对整体的理解，这与中国古人对文学作品，从大处着眼，重于整体把握，凭借感受宏观描述不同。当然，日本人治学深受“漢学”注经方法影响，有时难免细琐繁冗、重事忘义，给人以只见树木、难窥森林之憾。

    总之，《东亚唐诗选本丛刊》（第一辑）将日本江户、明治时期部分有代表性的唐诗选本校点发行，既让我们感受日本学者精细严谨的考释作风，又能从中汲取其“既照隅隙，又观衢路”的诗学方法，这对中国唐诗学的发展自然有启迪作用。当然，中国大陆目前对东亚唐诗学的研究，尚处于清理庞大家底的初级阶段，往后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归纳、专题研究的逐渐深入，终将整合出思想自洽的东亚唐诗学理论体系，这不仅可为我们提供独特的异域理论视角，也能促成中国与周边国家诗学思想的双向渗透，从而让我们民族诗学理论参与世界诗学理论建设。

    《诗经》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众多唐诗选本数百年前跨越茫茫海洋，植根于日本民族的心田，积淀了丰厚的异域文化内涵。而今中国学者细拂历史的积尘，恢复其当初的明艳多采，这怎能不令国人忻悦称快？

    （作者单位：湖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