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宫廷画家对枇杷情有独钟

    古画中的夏果

    “成林卢橘熟，翠羽杂金麟”（刘季孙《次韵东坡赏枇杷》）、“醉里自矜豪气在，欲乘风露摘千株”（陆游《六峰项里看采杨梅连日留山中》）……夏季日光充沛，雷雨增多，万物切换至茁壮生长模式。其中，应时瓜果格外多乃一大表征，枇杷、西瓜、荔枝、樱桃、杨梅……无不水分满满。咬上一口，便成就炎炎酷暑里的小确幸。不过，古人笔底青睐的瓜果，除了常见度，还藏着一些私心。

    俗语有“小满枇杷半坡黄”。枇杷，可谓初夏“第一果”。尽管这是一种来自南方的风物，可早在宋代，宫廷画家已频频以其入画。故宫博物院所藏南宋林椿的《枇杷山鸟图》就是一幅画枇杷的经典。呈对角线构图的一簇枇杷枝，将黄澄澄、颗颗饱满的果实推至观者视线中的C位。林椿的工笔画法，层层晕染，轻盈通透，深得写生之妙。枇杷果的新鲜馥郁，是以鸟虫来衬托的，予人无限遐想。果实引来一只绣眼鸟停在枝头，翘尾伸颈，正欲啄食，细细端详，它却发现枇杷上停有一只蚂蚁。

    对于盛产于江南的枇杷，古代文人尤其情有独钟。吴门画派创始之人沈周爱吃枇杷，亦爱画枇杷，留下数量可观的作品。其中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沈周《枇杷图轴》，是明代文人写意花鸟画的代表之作。纵幅构图，上下留白，中绘自左上倾斜而下的折枝枇杷三四丛，枝干以淡墨勾勒，苍翠的阔叶掩映金黄的枇杷。这样的画乍一看有些“平”，并未追求过多的笔墨变化，布局却堪

    称精心，组合有参差，交叉有隐显，予人适意之美——此乃画家深谙的平和之道。沈周的画往往有感于自然物象，流淌出脉脉人间温情。如是亲近生活的一面，或许有别于很多文人画家。此画左上方的题诗“爱此晚翠物，结实可一玩。山禽不敢啄，畏此黄金弹”，成为沈周画作与生活趋于合流的一个注解。吟咏枇杷，他留下的名句还有：“谁铸黄金三百丸，弹胎微湿露渍渍。从今抵鹊何消玉，更有锡浆沁齿寒。”在沈周看来，食枇杷犹如服用黄金丸一般美妙，是“天亦寿吴人”的恩赐。是这份喜爱促使他频频提笔为枇杷画像。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樱桃，亦是初夏圣果。有别于枇杷的是，自古以来，樱桃便是帝王喜爱的果品，常常被用以赏赐重臣，据说王维、韩愈、张籍、白居易等均曾获此厚遇，尝过之后大喜过望，感激涕零。不知是否曲高和寡，存世古画中甚少有画樱桃的。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幅宋人《樱桃黄鹂图散页》，画有两只黄鹂栖于樱桃枝上。绿的叶，红的果，黄的鸟儿，枝丫有横、有纵，鸟儿有昂首、有俯视······物象仅占半隅，却自有怡然的节奏、生动的境界。此画作者佚其名，但从画上的杨皇后题名可知应为南宋院画。郎世宁在一套十六幅、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名作《仙萼长春图册》中，也画过樱桃图。乍一看，画面中央细语对话的一对鸟雀似是主角，樱桃枝不过居于画面左上以及左下，然而为画面点睛的，正是点点樱桃红。郎世宁在画中所用的工笔设色技法，笔触精细，用色鲜艳，既有欧洲油画注重写实、明暗和透视的特点，又呈现出中国传统绘画之笔墨趣味。

    随着暑气渐盛，“夏至杨梅半山红”。甘甜中带点酸的杨梅，是与枇杷平分秋色的江南时令美味。画杨梅最拿手的，还得看堪称“吃货”的沈周。明代大臣李濂有诗云：“江南花果树，珍异属杨梅。沈老挥毫顷，能移数颗来。”仿佛沈周一挥笔，便能移来数颗杨梅。身处吴地，沈周有足够的自由和便利品尝新鲜杨梅，他也的确画了不少幅杨梅。《花果二十四种卷》（上海博物馆藏）中的杨梅，是仅以墨色写意的一丛杨梅特写，寥寥数笔，颇具摇曳的动感。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有了杨贵妃与苏东坡的最强代言，荔枝足以被推上水果之“神品”地位。虽然荔枝是常见于岭南的风物，古代热衷于画荔枝的画家却真不少。宋徽宗有张《写生翎毛图》卷，现藏于大英博物馆，描绘了禽鸟、蝴蝶翩翩流连于荔枝丛、栀子丛中。画中共有四十余颗鲜嫩欲滴的荔枝挂满枝头，颗颗饱满，如皮革般的纹路尽显精致画工。宋徽宗曾将陈紫荔枝树从福建移植到汴梁，种在宣和殿前，没过多久，荔枝树竟然开花结果了，荔枝被用以赏赐大臣，宋徽宗也由此成为历代皇帝中第一个实现“荔枝自由”的人。而这幅手卷正是坐实了这段历史。有意思的是，另一位丹青皇帝明宣宗朱瞻基也画过荔枝，同样让动物与荔枝“同框”，这便是《菖蒲鼠荔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朱瞻基擅长意笔画风，多以亲民的花鸟草虫、动物入画，这与当时宫廷画院盛行的风格大相径庭。

    古称“寒瓜”的西瓜虽为避暑圣品，然入画并不多见。出现在元代钱选《三蔬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的一只椭圆大瓜，形似今天我们熟悉的西瓜，并以深深浅浅不同层次的绿色呈现出瓜纹，恬静优雅。不按常理“出牌”的八大山人在存世最早的作品《传綮写生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也画过西瓜，仅以浓淡枯湿富于变化的墨色渲染出两只大瓜，它们有着形如蒲扇的怪异形状。玄机或许藏在为此画题写的三首诗里：“无一无分别，无二无二号，吸尽西江水，他能为汝道。”“和盘拓出大西瓜，眼里无端已着沙，寄语土人休浪笑，拨开荒草事如麻。”“从来瓜腿永绵绵，果熟香飘道自然，不似东家黄叶落，漫将心印补西天。”八大山人应是在以西瓜隐喻世界的大道、人生的况味。

    古画中的夏毒

    万物疯长，展现灼灼的生命力，却也滋生毒虫，甚至由此带来疾病与灾祸。夏天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就与其时的“毒”紧密相连。

    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最早应是卫生防疫节，其“恶月恶日”的民俗源头，比纪念屈原的文化意涵更为久远。古人认为盛阳是万“毒”之源，而彼时与夏至几近重合的五月初五“日叶正阳，时当中夏”，恰为一年之中毒气最盛的日子，因而被称为“恶月恶日”。每年这个时候，“阴阳争，死生分”“暖气始盛，虫蠹并兴”，气由全阳状态而融入阴气，蜈蚣、毒蛇、蝎子、壁虎、蟾蜍等“五毒”出动，瘟疫易起，疾病易长。端午的很多重要习俗，如饮雄黄酒、沐兰汤、薰苍术、佩香囊、插菖艾、挂钟馗像等，也正是与蠲除毒气、扶阳抑阴、辟邪祈福息息相关。

    画过《乾隆南巡图》《姑苏繁华图》的清代宫廷画家徐扬，还画过一套八页的《端阳故事图》册（故宫博物院藏），每一页都画有一种端午习俗。例如，《采草药》描绘的是每年五月初五中午人们为除病驱邪到山里采药草的情形——据说此时采来的草药具有奇效。《悬艾人》铺开的是端午家家必插艾的习俗。宗懔《荆楚岁时记》有云：“五月五日……採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画中，风和日丽，花繁叶茂，两位妇人牵起孩子走过院落门前，指着插于门楣、缕缕垂下的青青艾叶，像在说着什么。艾草具有一种特别的香味，有驱除蚊蝇虫蚁、净化空气的作用，与之类似的也包括菖蒲。《赐枭羹》的习俗今已不复存在。图中画有两位官员站在宫殿前的台阶上收受枭羹，互相躬身致意。自汉武帝起，端午就有赐枭羹给百官食用的做法。枭，指的是猫头鹰。相传猫头鹰除了偷小孩，还吃自己的母亲，被古人认为是罪大恶极的鸟。端午日吃枭羹，是为了以恶攻恶。

    五月初五，还形成了与“岁朝清供”相对应的“端午清供”。这是文人雅士端午时节特有的仪式感。端午清供以时令植物为主，其中，谐音“午瑞”的“五瑞”形成了一个深受青睐的画题。具体是哪“五瑞”，其实没有定论，有说是菖蒲、艾草、石榴花、蒜头、龙船花，有说是菖蒲、艾草、石榴花、蜀葵、栀子，总而言之，是为了抑制“五毒”。这类绘画自宋代开始出现，明清时期尤为盛行。

    明代画家孙克弘以淡雅的“没骨法”绘《端阳景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央是三根艾草，蜀葵、栀子花、石榴花、枇杷萦绕在旁。明代画家陈栝所画的《端阳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以古瓶呈丽景，瓶中的蜀葵、石榴花等夏日花卉灼灼其华，艾草隐于其后，显得有些低调，其间竟然还出现了蒜头。明代画家陆治的《端阳佳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别出心裁地以户外的太湖石为中心铺开画面，石前为盛放的丛丛蜀葵，石后的石榴花斜斜地穿出，两旁配以山丹、灵芝，花卉以“没骨法”绘之，用色艳而不俗，富于园林之韵。写意之笔使明代画家陈嘉言的《端阳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颇具野趣，花与石浑然交.融，看似草草，实则生动。清初“画坛领袖”王时敏的《端午图轴》（故宫博物院藏）是罕见的墨笔清供图，菖蒲、蜀葵、玉簪、蔷薇等几种夏天的时令花木汇成一束，笔墨简练洁净，清新古雅。

    挂钟馗画像，也在端午形成风俗。显然，人们希望能借擅长捉鬼的钟馗镇宅驱邪。“画圣”吴道子就凭借钟馗惊众人，还以“钟馗样”流行于世。钟馗像原本是门神画，通常绘制于岁末，用以祈福新年。有意思的是，到了明清之际，画钟馗也多集中于端午。有学者研究发现，创作于万历丙午年（1606）端午前一日的明代李士达的《钟馗图》，或许是最早在端午前后创作的钟馗画。此画为美国艺术史学者高居翰所旧藏，画中钟馗穿官袍、登革靴，双手持笏板，双目圆睁，斜眼盯着身前一赤裸上身、仅着短裤、赤脚的小鬼。

    （本文摘自《四时雅韵：古画中的岁时记》，范昕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4年1月第一版，定价：8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