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中爆发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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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以后，当已经可以说一不二的司马光，坐在宰相办公的政事堂里，被苏轼怒怼他听不进别人意见的时候，一定会想起多年以前被自己的喋喋不休搞得头大的宰相韩琦甩给自己的那张臭脸。那一刻，韩琦虽然脸色难看，但却没有让司马光闭嘴；这一刻，司马光虽然生气，也只能对着声色俱厉的苏轼苦笑……

    司马光的时代，也是苏轼的时代，更是王安石的时代，虽然在名位上三人可谓不相上下，但从个人经历的可读性上来说，司马光既没有苏轼那种惊世绝艳的文采，也缺乏王安石那般大破大立的气魄。司马光的人生，基本上跟他那温和平正的性情一样平淡如水，他漫长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可能就是童年时代果断拿起石头砸向水缸的那个瞬间。此后的司马光，作为高官之子、宰相门生，一路可谓顺风顺水，看司马光的传记，不得不感叹他真的是拿到了现代人梦寐以求的“爽文男主”的剧本。可惜的是，他的人生实在是太爽了而多少缺了些惊心动魄的剧情！

    二十岁考中进士，这时他有一个担任盐铁副使的高官父亲，靠着宋代对高官子弟给予合法照顾的恩荫制，司马光进士及第后一登场就完美地避开了让无数士人备受折磨的幕职州县官阶段，从下层文官直接获得中层文官——京官的阶位，从幕职州县官到京官，他的父亲司马池却用了十七年。

    一个有着道德洁癖的理想主义者，在青年时代往往会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大多数时候，这样的人在青年以后就没有以后了。但青年时代的司马光，却有一个情同父子、身居高位的恩师照拂，从青年到中年，在当朝宰相庞籍的兜底之下，优秀的司马光获得了比其他的跟他同样优秀的官场新进更多的资源，他一路轻轻松松就实现了平步青云。

    中年以后，因为政治理念的不同，他主动远离朝堂，在投闲置散的十多年里，司马光仍然没有虚度光阴，反倒借此难得的空闲带着当时一流的团队完成了每个历史学人心中的白月光——《资治通鉴》。

    而最开挂的是，在司马光人生的最后一年，年轻的宋神宗走在了年迈的司马光前面，行将就木的司马光突然回光返照地走到了大宋王朝的权力顶峰，假若神宗再多活一年，司马光就会因为没有机会得君行道，一展抱负，而带着治国平天下的满腹经纶遗憾地离开。事实上，正常情况下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很难有机会在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面前比命长，果然是天选之子从来不需要抱怨命运的不公，因为运气始终站在他这一边——谁人能相信，司马光与宋神宗较量的最终局，竟然是以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方式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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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司马光的开挂人生，爽吗？ 既爽，也不爽。如果是一个饱受社会毒打的内卷人代入到司马光的身上，当然会很爽，但如果站在旁边当看客的话，就不那么爽了。长辈的照顾使司马光在官场上可以无灾无难到公卿，权谋剧的男主显然不适合他；而以道德节操自持的司马光，也没有什么花边新闻可做谈资，偶像剧就更不适合他了。

    司马光的长处是坐而论道，一个喜欢说教的人，在今天其实并不讨喜。从前每当我读到《资治通鉴》的精彩之处，看到突然冒出来的“臣光曰”时，都恨不得给书装上一个快进键。写文章、写谏疏、写史书，司马光的成就都在青灯黄卷的字里行间，他的故事没有精彩的剧情，只有晦涩而且无趣的文字。开了挂的司马光，虽然有着普通人钦羡的爽文人生，但却是那种只配给主角作陪衬的不爽人设。在任何一种历史叙事里，他往往都只能给咖位相同的苏轼和王安石做背景板。按部就班的司马光，没有大起大落，没有意气风发，甚至一般人所能感同身受的那种乐趣，也不多。

    写苏轼、王安石易，写司马光难！ 在赵冬梅教授的新书《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3月出版）里，司马光终于当上了主角。司马光的传记，并不是一个“好写”的通俗读物的好题材，这是在向高难度挑战。我一向认为把无聊的历史写得有趣，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史学工作者应该追求的方向。《宽容与执拗》的好看，不在剧情，而在感情。

    赵冬梅毫不讳言她的粉丝立场，“涑水门下走狗”——她不吝对司马光致以最大的敬意，“甚至为此甘冒有损历史学者理应保持的中立的风险”（“前言”，第4页）。一个在今天看来并不怎么“可爱”的人，为什么值得让一个历史学家以最大的“偏爱”去赞颂他？ 情感爆发的背后，是感动。神宗死后，暮年的司马光回到阔别多年的开封，当他被老百姓认出来后，大家奔走相告，纷纷前来围观，大呼：“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司马光死后，他的画像一时之间成为天下最抢手的热卖品，宋朝治下的老百姓，“家置一本，饮食必祝”。这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宋朝的老百姓对司马光是有着怎样的感情，才会在他生前死后频频上演这种催人泪下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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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情上的平平无奇，感情上的热辣滚烫——从老百姓对司马光的爱戴到作者对司马光的崇拜，我们看到了历史里难得的情感大爆发。今天一个历史学家胆敢在历史叙事中暴露自己的偏好，往往会被某些看客们从知识制高点上攻击为“夹带私货”。把冷静、理性等同于隔岸观火、麻木不仁，绝对是对历史学公正客观追求最刻意的歪曲，在如实直书的同时可以与历史上的人与事“共情”，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展现历史书写者的主体情感，才是真正的良史之笔。没有感情的历史，跟咸鱼有什么两样！

    青年司马光在向神灵祈雨时说出了“民实神主，神实民休。百姓不粒，谁供神役”的话，赵冬梅给司马光的这一政治理念生造了一个新词——“尊民”，她说：“‘爱民如子’是把老百姓当作不懂事的小孩子来管教和抚养，‘爱民’是高高在上的，好像‘民’的一切都是他们的恩赐。‘尊民’则不同，‘尊民’先承认老百姓有能力养活自己，进而相信是老百姓在供养神仙、皇帝、官老爷和军队。”（第二章，第176—177页）这样的司马光，当然值得百姓的由衷爱戴。

    中年时代的司马光，在面对史馆同僚理直气壮地讲出“国恶不可书”的歪理邪说而出离愤怒之时，赵冬梅动情地替司马光驳斥了这种腐朽的历史观，她说：“国家的问题、错误、耻辱不得记载！ 这说法简直荒唐透顶。倘若只能歌功颂德，凡是问题、疏漏、错误、罪行，只要是负面的、阴暗的、丢脸的，都要一概省略，那还能叫做历史吗？”（第三章，第234页）这个时候，面怒愠色的司马光是可敬的。

    赵冬梅用了三十多万字，细节全开地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只要涉及道德问题”，就“对自己永远是高标准、严要求的至诚君子”的司马光。司马光是大宋王朝在风涛巨浪中没有翻船的压舱石，是饱受大变法时代折腾的大宋子民相信好日子还在后头的最后希望。读完全书，我觉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司马光用他那几十年如一日的无趣人生所铸就的君子魅力，在为苏轼的放浪形骸、王安石的权力任性，负重前行。

    千载之下，司马光有赵冬梅这个粉丝，是读者的幸运。如果不是这一点，司马光根本不可能拥有一部如此精彩绝伦的传记。但更加令我感动的是，当我看完全书翻回到开篇又一次看到司马光的小像之际，我的心头虽然对司马光泛起了一股全新的敬意，但我仍然没有被司马光“圈粉”——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可敬但却并不可爱的人。但这恰恰说明，作者在对司马光倾注了全部情感以后，仍然没有影响读者对基本事实的判断。作为粉丝，作者坦率面对自己的偶像“的确不是行政长才”，有“生性不善处事”（第三章，第264—265页）的短板。

    平实而审慎，温和而宽厚，正如作者在书中反复表彰司马光在政治生活和历史书写中坚持住了底线那样，《宽容与执拗》在以玩花招著称的通俗历史写作中，又把这样的底线抬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