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马”三题

    “代马”入中原的文献记载漫议

    吸引我关注“代马”问题，缘起于《西京杂记》中的一条记载：

    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皆天下之骏马也。一名浮云，一名赤电，一名绝群，一名逸骠，一名紫燕骝，一名绿螭骢，一名龙子，一名麟驹，一名绝尘，号为九逸。有来宣能御，代王号为王良，俱还代邸。（《西京杂记》卷二“文帝良马九乘”条）

    对这条记载，我尝试在“代马”的研究框架内加以解读。汉文帝刘恒“入继大统”稳定了统治秩序后，曾经于文帝三年（前177）返回原来的封王之地——代国，此行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有记载。但是，汉文帝曾经从代国带回良马九匹一事，唯独见于《西京杂记》的上述记载。对这条史料的可信性，应该有所分析。

    汉文帝在“入继大统”登基为帝之前，曾经受封为代王，时间长达16年。登上帝位之后，他对代国的旧地旧物有特殊感情，这也是人之常情。

    汉文帝三年，发生了匈奴右贤王率军入侵上郡、杀掠人民之事。对于即位不久的汉文帝而言，必须做出反攻的强势姿态。文帝诏令名将出身、时任丞相的灌婴统领车骑八万五千，反击右贤王，将其逐出塞外。文帝本人也亲临北边，摆出了“御驾亲征”的姿态。恰在此时，发生了济北王刘兴居举兵造反的“大变”，灌婴统领的大军被调回内地应变。汉匈边境得以回归“粗安”的局面。

    文帝在受封为代王之时，还发生过一件很有戏剧性的事情：吕太后七年（前181），吕太后曾经派出使者前往告知代王刘恒，朝廷有意改封他为赵王。遣使往告，表明吕太后对这位皇子刘恒较为宽厚。就地理位置和经济环境而言，赵地要比代地优越，将刘恒改封为赵王，当然是一种善待，也可以理解为是吕太后的示好和笼络之策。对天下大势了然于胸的刘恒，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对策，他婉言谢绝了吕太后的示好，以“愿守代边”为答，也就是自甘继续做代国的封王。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这是一种高明的政治运作手段。

    刘恒作为长期在代地生活、负有为朝廷“守边”之责的封王，应该了解代地的边政和风俗。他对于“代马”的优越性，应该有直接的感受。汉匈边境一度出现兵马交锋的危机，对引进良马以提升军队战力的紧迫性，一定是文帝关心的要务。由此推测，文帝结束在代地的巡幸，带良马九匹返回长安，其可信程度较高。

    我由此想到一种可能性：在汉武帝征伐西域、控制西域之前，汉军良马的来源可能是多元的，其中“代马”应该是主要的来源。

    2023年7月30日，我在山东章丘博物馆参观，在“洛庄汉墓”展室，发现有《车马饰的草原风格》一段说明文字。其中的如下内容引发了我关注：

    洛庄汉墓车马坑出土的金或鎏金的马具及马身上的饰件，成组地系附在马头或马身上，透雕镂空鎏金当卢、鸟喙兽首状金节约的纹饰在中原地区很少发现，它们具有深厚的北方草原文化色彩，所以很可能是同马一起由北方输入中原的，也就是说洛庄汉墓陪葬坑中的殉马中有可能是来自匈奴的良马。

    洛庄汉墓的墓主人被推测为汉初受封为“外戚吕氏诸侯国”的第一位封王吕台，他的生活年代比汉文帝入继大统要早几年。这幅“说明文字”的内容，可以证明早在汉初吕太后当政时期，就有匈奴良马进入了中原，而且其数量似乎不少。如果数量太少，就不太可能“配置”给外戚诸侯王的吕国。在参观洛庄汉墓展陈时，我不清楚考古学界对汉初就有匈奴良马进入中原的问题是否有共识，在查阅了有关考古报告和研究文章之后，可以断言：这一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上引展陈的“说明文字”，主要依据于崔大庸的研究结论。

    通过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风格的器物相对比，认为这是一批来自北方草原地区的马具，同时不排除个别马具为中原地区所制的可能性。并强调，如此集中的一批富有北方草原风格的马具，不仅在中原地区未曾见过，即使在北方地区也十分罕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崔大庸：《洛庄汉墓9号陪葬坑出土北方草原风格马具试析》，《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4期）

    这是对西汉前期的洛庄汉墓出土器物的分析，学者解读为匈奴马匹（胡马）和匈奴文化进入中原的物证。而“胡马”与“代马”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这种以“马”为载体的汉匈文化交流，是在汉文帝之前就存在的。

    “代马”的本意及其在汉魏时期的演变

    “代马”一词，就其本义而言，就是代地（古代国、代郡）出产的马匹。古人言及“代马”，往往带有对其奔驰迅捷的赞誉，所以就其本义的说明，有必要稍加修饰：“代马”是指代地出产的骏马。

    代马，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它带有强烈的地域性（泛指北方所出良马），还暗喻民族属性（与“胡马”相近相通），并且与国家政治、军事活动密切相关。这一特点，在《战国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及至汉代，“代马”一词，除了继续用于征伐资源的本义之外，更多的是用来表达“乡土之思”。请看两条史料：

    西汉“盐铁会议”时期，参与讨论“徙民实边”得失的文学之士的发言：“树木数徙则萎，虫兽徙居则坏。故‘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盐铁论·未通》）东汉时期，经营西域多年的班超，在年老体衰之时，上书朝廷，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返回内地，“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处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后汉书·班超传》）都是在表达个人情感方面使用“代马”这个词的。“狐死首丘，代马依风”也成为被广泛使用的关联词语。后世文士和诗人，更是延伸其义：原居中原腹地的人群，因各种原因而南下，这些广义的北方人也习以“代马”自喻，多怀身世飘零之感和思乡之情。后世的“代马”之“代”，已经不再是特指“代地”，而是被用来泛指地域更为广泛的“北方”了。其所指地域范围的不断扩大、乡土感情因素的不断强化，其文化意蕴远超过“战争利器”的原本内涵，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战国策》及《战国纵横家书》中“代马”多次出现，基本上是作为“战阵利器”而被提及的。

    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其实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赵武灵王改用“胡服”，是以游牧民族的服饰取代原来华夏之地的农耕民族的服饰；而他的“骑射”所用的马匹，是沿用赵国原来的驾车之马？ 还是借用了胡族的游牧——攻掠之马？ 从常情来做推测，赵武灵王的改制，就是一次“胡化”运动，目的在于增强赵国军队的机动作战能力，引进胡马的可能性极大。而历史上“代赵一体”是早就存在的现象，“代马”很可能早就成为赵国马匹的主要构成部分，由此推测，“胡服骑射”是否意味着从赵代之地大量引进胡马，而形成了该地马匹的大规模“改良”？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时，是否借用了“代马”和“胡马”，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有可供联想的间接材料。在排除阻力而“遂胡服招骑射”之后，“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归，使楼缓之秦……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赵袑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牛翦将车骑，赵希并将胡、代。”（《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这段记载中，有三个要点：其一，在西略胡地的过程中，有“林胡王献马”，这是胡马进入赵军的明确记载。其二，“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以代相主管胡人事务，此种治理方式值得加以重视；而且还招致其兵士，是胡人士兵到赵军效力的记载。其三，“牛翦将车骑，赵希并将胡、代”的记载，则透露出当时的赵国军阵中，存在两种兵制：牛翦所统领的“车骑”，是保留中原旧制的“车战”部队；而由赵希统一指挥的“胡、代”之军，就应该是“胡服骑射”所形成的新军。这支新军的构成，士兵和战马的来源，均来自胡代地区，可以间接证明胡马、代马构成了“胡服骑射”的军马来源。

    在《史记·邹阳列传》中，有一段邹阳列举“故事”而希望得到君王真心信任的文字：“苏秦相燕，燕人恶之于王，王按剑而怒，食以駃騠”，其中对“駃騠”的两个注释，应该引发我们的注意。《集解》引《汉书音义》曰：“駃騠，骏马也”；《正义》曰：“駃騠，音决蹄。北狄良马也。”《史记正义》将骏马駃騠解释为“北狄良马”。这是否意味着在学者的观念中，“代马”与“北狄良马”是可以互通代称的？ 或者是时人感觉不必严加区别的？

    要准确理解汉代人的理念，需要多听听他们极力表达的意思。请看，汉人居然用“代马望北”来表达边民不愿意内迁的真实感情：汉家朝廷为了强化对匈奴的防御态势，推行强制迁徙民众远离边塞地区迁居内地的政策。从国家统治的角度，或许有其道理，但是，承载迁徙之苦的边民，却不愿意远迁内地。在“盐铁会议”上，来自民间的贤良文学，就表达了真实的边塞民意：

    且夫士重迁，恋慕坟墓，贤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代马望北，狐死首丘，边民谨顿，尤恶内留。（《潜夫论笺校正》卷五《实边》）

    行文至此，我愿意对形成于西汉的一个成语“塞翁失马”进行再解读：

    夫祸福之转而相生，其变难见也。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淮南子》卷十八《人间训》）

    这个成语，除了表现“塞翁”的开阔胸襟和通达见识之外，更有如下几层意思值得开掘：

    A.边塞汉民与胡人的民间交流（含马的“互相交流”在内），其实很广泛，甚至有随意性。代地，当时属于胡汉之间的边塞地区，是没有异议的。

    B.以胡马为骏马，是当时塞上汉民的共识。

    C.塞翁的马匹得而复失，并且在归家之时还把“胡骏马”招致回家，应该是体现了边塞地区家马与野马的“招诱”关系。边塞汉民的马匹种群的“改良”，或许与“胡马”的杂交有关。

    “代马”与“北狄之马”“胡马”的不解之缘，也可以由此来理解。

    汉魏以下，使得“代马”焕发艺术生命力的，首推曹植的一首诗：“仰彼朔风，用怀魏都。愿骋代马，倏忽北徂。”（曹子建：《朔风诗》，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第二十九《杂诗上》）诗中的“代马”，是泛指北方边塞地区所产的良马。曹植赞誉的是马的速度，寄托的是北方人的乡土情感。这个文化“基调”，在魏晋之后，得以长期保留。

    《唐诗》中“代马”意蕴的价值

    在唐诗中，“代马”多次出现，意蕴各不相同。李白《相和歌辞·豫章行》，有“胡风吹代马，北拥鲁阳关”之句（《全唐诗》第二○卷），与汉代人寄寓的“地域观念”一致。刘希夷《将军行》中出现的“代马流血死，胡人抱鞍泣”（《全唐诗》第八二卷），已经暗寓悲悯之心。在唐代诗篇中，言及“代马”而令我最为难忘的，是下面这一首：

    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

    （崔颢：《雁门胡人歌》，《全唐诗》卷一三○）

    这里体现的是诗人明显的“反战”观念。行动迅捷的代马，最好的用途，不是战阵搏杀，而是用作打猎的强助。所以，边民不论是汉人还是胡人，都厌倦塞上战火，他们向往的是“无斗战”的和平环境，可以“时时醉向酒家眠”。这样的诗作，在反战的思想价值上，与“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全唐诗》第七四六卷）的名句相比，丝毫不见逊色。

    我在前面曾经讲过“代马”与“胡马”相近相通，行文至此我却要斟酌两者之间的区别：“代马”的意蕴中，不带有民族冲突的暴力象征性。脍炙人口的王昌龄《出塞》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全唐诗》第十八卷），这里的“胡马”，带有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象征意义，带有劫掠和血腥色彩，也就成了中原汉人要抵御和反抗的对象。从汉人诗文作品中翻查，这样的象征意义，却不曾出现在对“代马”的形容上。

    由汉及唐，“代马”蜕变为北方人共同的地域情结，凝练为乡土之思，由此而发展到可以寄托“反战”意识；它体现的是北方边塞的意识，尽管它越来越“平和”，但是它专属于汉族而不属于胡族，这是它与“胡马”相区别的所在。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代马”意蕴的变迁，体现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融合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