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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雅惠
我的硕士导师钱竞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十二年了。前几天，友人给我发来一张钱老师小时候的照片，照片上的少年眉宇俊朗，眼神清澈。我在钱老师身边读书时，他已进入人生的暮年，但依然有着和照片上一样清澈明亮的目光、傲然淡然的神情。这张照片，仿佛是一把打开记忆之门的钥匙，尘封了十二年的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来，促使我写下这篇迟到了十二年的文字。
钱老师祖籍江苏太仓，为晚清著名军政人物钱鼎铭的四世孙，1943年8月1日生于重庆。1978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美学专业研究生，导师为著名美学家蔡仪先生。1981年硕士毕业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科研处副处长、理论室主任、研究员，2003年退休。
许多师长和我说过：“你们钱老师非常聪明。”的确，钱老师有着极其聪慧的头脑。作为学者，钱老师的学术兴趣广泛，他的硕士论文题目是《马克思恩格斯怎样看待悲剧的主人公和悲剧的特征》，此文曾作为优秀论文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钱老师写作、出版了多部美学著作，如作为蔡仪先生主编《美学知识丛书》之一的《社会美》（漓江出版社，1984），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第一卷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这本书被认为是国内第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本土化历程的研究著作。这一时期，他曾追随中国电影理论的奠基者钟惦棐先生研究电影美学，撰写了多篇论文。此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写作了一系列关于晚清、近代人物的论文，以及作为《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一册的《乾嘉时期文艺学的格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进入新世纪，他又对美学观念史产生兴趣，与弟子张欣合作翻译了《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并写下最后一部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文艺学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讨论中国现代文艺学中重要概念的欧洲哲学来源。此外，他还关注当代经济、文化现象，发表过不少相关文字。钱老师的学者生涯不过三十年，在三十年的时间里涉及如此多的领域，且在每个领域都有所创获，非极聪明者不能做到。
聪明之外，在学问上，钱老师志气极大。他有着宏大的学术构想，这一构想贯穿起了他的全部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做电影批评，在《缘情言志的〈猎场扎撒〉》（《当代电影》1985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应“回溯中国的美学传统而吸取养分”，建立适合中国电影的批评路径和批评方法。在稍后的《理论自身的荆棘之路》（《当代电影》1988年第1期）和与李迅合作的《电影：如何作为科学对象》（《电影艺术》1988年第10期）中，他更明确地表示，电影批评乃至其他类别的文艺批评，都应该跳出庸俗的“通用批评”与简单的“一片一议”，而更向上追求理论学术的独立性：“没有在一定意义上与创作、评论分离的意识，也就没有理论的存在根据。”也就是说，批评家要有自己独立的、能够与创作者并肩而立的思想体系，要成为“立言”者、“著述”者，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文艺作品的具体分析，停留在排纂事实的“记注”之学上。当然，这是一条“荆棘之路”，但也是一条“勇敢者之路”，一条“酝酿着当代中国理论大发展的路”。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理论界躁动不安的情形，钱老师并不满意，他认为新的文艺批评规则的建立，绝不是去盲目追随西方理论，也不是简单地拎出中国古代的某种学说，以地域差异取代政治差异，而是在充分了解自身历史传统和自身在世界的文化位置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中国人能理会、品味的诗学，中国人自己的文艺学。为此，钱老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研究重心，便转移到中国古典美学上来。
最能体现他这一阶段思考结果的，是《乾嘉时期文艺学的格局》。这也是他自己最为满意的一部著作。这部书选取桐城派、袁枚诗论与章学诚《文史通义》为考察对象，对“乾嘉时期文艺学的基本格局”进行勾勒，书中部分章节，曾以《考据学的挑战与桐城派的回应》《袁枚诗论与明清学术思想史的关系》为题，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这些文章的一个共同点，是极为关注理论产生的“历史语境”，关注文学家所要面对、解决的时代问题，努力寻找古人具体语句背后的思想脉络、“大本大源”。《袁枚诗论与明清学术思想史的关系》（《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的结尾说：“论学术之是非与流变，不能只以文字表面上排比勘校，而应特别重视内在精神的相通相契，甚至于持论者自身不自觉之处挖掘之。”显然，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还原“古人说了什么”，更是为了探索“古人如何说”和“古人为什么这样说”，进而从古人的言说之法中提取适合今日的因素，最终将古代的知识形态转化为今日建设的文化资源。
《乾嘉时期文艺学的格局》出版后，得到了古典文学理论研究界许多学者的称赏。但钱老师并没有止步于此。在本世纪初发表的《文学理论研究的两个思考维度》（《云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中，他提出，拓展文艺理论研究思考，建立新型的文学理论，有两个思考维度，一是文化史的维度，一是学术史的维度。前一个维度，要求理论家进入历史，在广泛的社会文化历史中提炼出理论问题：“如果长时间停留在史学研究的大门之外，所导致的危机就不只是历史知识的匮乏，不只是容易在常识问题上出硬伤、闹笑话，而且会导致历史思维的贫弱。”后一个维度，则要求理论家分析、掌握已有的观念表达方式，了解历代学术之价值取向，最终建立一种“既有文之秀逸洒脱的风貌，又有史之刚直正义的精神，而且在表述上也应当是与人亲切和谐”的新的文艺学。2002年以后，钱老师主要的工作，便是沿着“学术史”的维度，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写下了《中国现代文艺学研究》。这本在与病魔斗争中写成的著作，不仅梳理了“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最为重要的一些外来文艺概念如“美学”“形象思维”“民间”等的源头和传播路径，而且提出了一种新的文艺学理论模型“叙事文艺学”。这种文艺学，是可以与将来产生的“真确扎实又精彩生动的现实主义文学”相对应的，以“我们自己的文史传统为主要资源，以法国、俄罗斯现实主义实践与理论为重要参照的文艺学”。
在《理论的荆棘之路》作者简介中，钱老师这样介绍自己的研究方向：“古典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交叉研究。”回顾钱老师三十年的学术经历，我觉得，这个最初的简介，最能说明他的志向与气魄。他固然愿意做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理论研究者，也曾经在古典文论领域有过出色的成就，但他最终的立足点，还是中国当下的文化建设，希望自己能够为中国新文艺和新文艺理论的产生，贡献一份力量。他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题目是《中国的文艺学不会消亡》（《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文章结尾依然在大声呼吁：“具有了对于古今中西文学观念的真知灼见，在这样的基础上，不也可以好好地做成中国的文艺学吗？ 说到底，西方学者包括激进学者所关心的还是西方世界的事情，他们会关心中国的文艺学么？ 这些工作还得依靠中国人自己做！”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写过一篇短文《信息社会：乌托邦还是新现实》（《微电脑世界》1998年第13期），文中说，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范围内的信息社会、知识社会，“说了归齐，中国人一要明白事儿，二要争口气”。实际上，他对于中国的文艺学建设，也是这样的态度：“一要明白事儿，二要争口气！”
“素履之往，独行愿也。”钱老师曾在学术随笔集《近思集》（学苑出版社，1999）自序中，谈到自己在“世纪末”的感想：“说来也怪，偏偏是在这么千奇百怪的时刻，自己的头脑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冷静，也更加清楚自己的主业只能是治学，不是经商，更不是从政。”钱老师最终选择了回归学术，做一个纯粹的学者。虽然，与一些高产学者相比，他没有等身著作；因为年龄超标，也没能评上博导。在众星璀璨的理论界，他并不算“著名”。但是，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有建树的、能“立得住”的文艺理论家，一位真正的思考者。
作为导师，在研究生教学上，钱老师也有着高远的目标。2002年10月，尚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读大四的我通过了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系的硕士推免考试，成为钱老师最后一个正式学生。录取事宜确定后，钱老师便给我寄来英文原版的Aes⁃thetics:From Classical Greece to thePresent，嘱咐我精读。这本书，后来由高建平老师译出，题名《西方美学简史》。2003年9月我正式入学后，他又给我开出包括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维柯《新科学》、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章学诚《文史通义》、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中西方哲学、历史著作在内的长长的书单。可惜当时的我年纪太小，懵懵懂懂，并不能完全理解老师的用心。西方的书，我读得头晕脑胀。中国的书，也读得很吃力。但是，这些书却给我种下了思想的种子，培养了我的思维模式，并直接启发了我对清代学术史和文章学的兴趣。2006年，我硕士毕业后，考入文学所党圣元老师门下，攻读中国古代文论方向的博士，博士论文选择桐城派大家方苞为题。钱老师得知后，特意在邮件中提醒我：
桐城文在统一以及规范士大夫文章方面意义极大。就如同前面的唐宋文，以及后面民国创立时的国语与白话文的意义。重点在文化意义而不仅仅是审美意义。只是今天的学术已经受到西方美学影响，谈论桐城文也只是在现代文学观念之下来讨论。文体设计文风，更见有校正士子风习的作用，所以方苞、戴名世才会拼命提倡。……再下来，才是具体的关于文章学以及写作范例的深入仔细分析。分门别类的概括总结。展开来也可以说，你的论文，（应当）是一篇明清之际文章学的研究论文。
这些意见，高屋建瓴，对今天的桐城派研究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命运对钱老师是残酷的。2003年我硕士入学时，钱老师的关节炎已很严重。我入学后不久，他便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了一场大手术，左膝置换了一个人工关节。这场手术，虽然使钱老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能够勉强自主行走，却也令他元气大伤。手术后并发的肺部感染，以及由此引起的肺纤维化，一直困扰着他的身体，消耗着他的生命。他成了医院的常客。但即使只能依靠“史迪克”艰难挪步，即使说一句话都要喘半天气，钱老师也不愿在外人面前表现出虚弱。和我通电话，他的声音总是洪亮、爽朗的。我陪他外出，有时实在不忍心，想伸手搀扶他，他总是说：“不用，我得习惯自己来。”因为关节炎，钱老师的手指严重变形，几乎无法握笔。好在二十世纪初，台式电脑已经普及，他就用手指敲键盘，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学术著作、译著和回忆文章。有一段时间，我每周都陪钱老师去协和复查。每次从医院出来，钱老师都要强撑病体，带我在东单找特色小馆子吃饭，饶有兴致地和我讲芙蓉鸡片的做法，讲如何做咸肉，讲自己在山西吃过的一碗碗的热汤面……他不愿让别人怜悯自己，希望自己永远是乐观开朗的形象。钱老师是生活的强者。他平静而又倔强地，和病痛、和严酷的命运抗争到了最后一刻。
2009年7月，我博士毕业，南下到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钱老师对我在异乡的生活、工作情况十分惦念，在2010年元旦给我的邮件中写道：
……独立生存对于你不是什么新的事物，也不会有多么大的问题。关键在于你的身份大大不同于以前了。课上得好不好？ 学生以及同事们会如何评论？ 都得等待答案！ 而且，职称之类的悬念又会时时涌上心来，因为一个要了命的事儿，是要发表，而且得是核心刊物！这岂不是让人万分着急也么哥！ 就是这重重心事，让你没有法子心定。但是，我还是要说：急不得！ 那只会徒然困扰自己。要紧的是，做好计划，拟定阶段目标，然后坚决执行，决不允许受到干扰，天王老子也不行！ 值得嘱咐的是，写作时直管下笔，不问成败，不得一步三回头，积累一多，自然成篇。……站住脚跟为第一要务，然后再说徐图发展。
这封信，今天读来，依然让我热泪盈眶，无限愧疚。
我最后一次见到钱老师，是在2011年寒假。那天，钱老师亲自下厨做饭，菜里有一碗白菜蛋饺，非常好吃。钱老师说，要让我记住这顿饭。临走时，钱老师把我送到门口，一向刚强的老师，目光中竟然流露出不舍之意。可是我完全没有多想，我觉得他的精神还不错，我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离别，就和读硕士时，无数次在钱老师这里吃完饭，回研究生院宿舍一样。
此后一年多，我忙于个人琐事，没有再回北京。2012年3月初，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到钱老师穿着那件常穿的藏青色外套，戴着鸭舌帽，站在一片雪地里，对我说：“雅惠，我没有手机。”梦醒后，我想，是不是钱老师找不到我的手机号了？因为他主要是用家里座机和外界联系。可是，我没有立刻拨通钱老师的电话。过了三四天，我突然收到文学所学妹的短信，告诉我钱老师去世了。在3月4日的晚上，钱老师突然呼吸停止，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因为预产期临近，我没有回北京参加钱老师的告别仪式，没有见到钱老师最后一面。
十二年过去了。十二年来，我始终不敢面对自己内心的愧疚，不敢仔细回想与钱老师有关的一切。作为他倾注了许多心血的弟子，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最孤独寂寞的时候，我没有多陪伴他，在他身后，我也没能帮他出版遗文，甚至连一篇纪念文字都没有写过。北宋大诗人苏轼有诗言：“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时空流转，天地茫茫，我和钱老师的相遇，终究不过如飞鸿踏雪，缘起即灭。然而那雪上的印痕，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生命里，那是永远的感佩、思念和愧悔。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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