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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4年05月15日 星期三

    读书评点录

    李乔 《 中华读书报 》( 2024年05月15日   13 版)

        平日读书,时见隽言警语及稀见资料,择文字不长者,抄录而略加评点之。

        1.胡适说:“一切职业是平等的,粪夫与教授,同是为社会服务,同样的是一个堂堂的人。”(《胡适书信集· 致郑中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16页)

        评曰:此为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平等观。刘少奇接见掏粪工人时传祥,就是在宣示社会主义的平等观。胡适的朋友多,且包括下层人士,便与胡适待人平等有关。黄包车夫也会说:“我的朋友胡适之。”

        2.章太炎说:“革命流血起,流血从我起。”(许寿裳《章太炎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页)

        评曰:太炎先生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此为继承谭嗣同精神的豪言。谭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太炎的话几乎是复制谭语,可见其精神一也。

        3.黑格尔说:“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王开玺《太后垂帘》,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43页)

        评曰:任何人物都有时代的局限性,不论是伟人圣人,还是英雄豪杰,皆然。局限性会造成过错,令人无可奈何,也令人惋惜。

        4.列宁说:“因为社会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种意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

        评曰:不是用任何材料证明的意见、结论都对,都可靠,必须是用正确的材料来证明的,才对,才可靠。心术不良者只用有利于自己的材料,而摈弃不利于自己的材料。

        5.胡绳说:“……但红军中游民习气很厉害,三湾改编、古田会议都是同游民习气斗争。改造游民和游民习气是个难题。党解决了这个难题,但党内一直有游民习气。顾顺章、向忠发实际上都是工人中的游民、流氓无产者。”(《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评曰:揭出了游民习气对我党我军的腐蚀,揭明了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的一大深层意义。应牢记《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流氓无产者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游民、流氓无产者貌似无产阶级,实则本质不同,须仔细分辨、对待之。

        6.理论家吴江说:“相传姜太公有一本《家教》流传于世,其中有这样几句话:‘罗网之鸟,悔不高飞;吞钓之鱼,恨不忍饥;人生误计,恨不三思;祸将及至,恨不忍之。’这就是说,人之招灾咎由自取,非‘天命’使然。万事皆在人为,就是‘天命’亦可抗争。”(吴江《冷石斋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

        评曰:太公《家教》,生动深刻,鸟、鱼、人三者之厄,皆自招也。吴江“天命”之论,深刻警人,鼓舞人与“天命”抗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孔论,影响太大,更显太公《家教》与吴江之论之可贵。

        7.鲁迅说:“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鲁迅全集·书信·致蔡斐君》)

        评曰:有形式,有韵,乃诗之底线,然又不能过严、僵化,此为作诗的“解放性”思维。这种思维,有生命力;做出的诗,也会有生命力。

        8.启功说:“从来敌人消灭一个民族,必从消灭它的民族历史文化着手。中华民族文化不被消灭,也是抗敌根本措施之一。”(《启功丛稿·题跋卷》)

        评曰:日寇轰炸,除军事目标外,重点是商务印书馆等文化设施,想灭杀中华文化。保卫中华文化的行为,便是爱国抗敌行为,便也是“抗日”,是抗日的一种形式。

        9.胡适说:“最要紧的是不要存轻视日本文化之心理。日本人是我们最应该研究的。他们有许多特别长处,为世界各民族所没有的:第一是爱洁净,遍于上下各阶级;第二是爱美,遍于上下各阶级;第三是轻死,肯为一个女人死,也肯为一个主义死;第四是肯低头学人的好处,肯拼命模仿人家。”(《胡适书信集·致陈英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9页)

        评曰:动辄言“小日本儿”,然“小日本儿”绝不可小视。爱洁净、爱美,无阶级性,乃其国民性也。其模仿唐朝,模仿西方,成就了日本的优长。然不学缠足,不学太监,不学凌迟,眼光极正确也。

        10.元代郑介夫说:“儒不通吏,则为腐儒;吏不通儒,则为俗吏。必儒吏兼通,而后可以莅政临民。”(陈晋《读毛泽东札记二集》,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90页)

        评曰:做官当干部,既要有务实的真本领,又要有高远的精神境界。这才能不是“腐儒”,不是“俗吏”。

        11.乾隆皇帝说:“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郭成康等《乾隆皇帝全传》,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73页)

        评曰:此为独裁者的自白。大权从不旁落,一切定于自我。于此可见清代专制制度的统治格局。独裁,是满清被推翻的根本原因之一。

        12.阎锡山说:“院内干净街巷脏,屋内干净屋外脏,最证明无社会性之公心。”(《阎锡山日记》,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评曰:费孝通也说过类似的话,说南方许多临河而居的住户把河水当成了垃圾站。阎所谓“社会性之公心”,即今人所说的社会公德。无“公心”,即有“私心”。阎锡山又谓:“最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是中国人的私心。”(同上,第195页)中国的汉奸多,可作中国人私心重之一证。然中国也有脊梁在,即伟大的抗日军民。

        13.蔡元培说:鲁迅文章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 又是何等学力!”(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

        评曰:这段评论文字,非真懂鲁迅者写不出,中肯准确,要言不烦,精到地点出了鲁迅文章的好处。两个“何等”,精辟而无可摇撼!

        14.一位法国学者说,古今生活思想中神怪方面之史的研究,能够帮助解放人的心灵。(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评曰:信神怪者,多不知神怪的来历、底细,都是盲目的信。实际上世界上本无神怪,都是编造出的。如果把神怪的历史(来历)弄清楚了,底细揭开了,自然也就不信了,心灵自然就解放了。

        15.历史学家黎澍说:“千万不要小看了农民。我在湖南家乡见过一些农民,工于心计,手段不凡,可不简单。”(陈铁健《绿竹水南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页)

        评曰:农民是劳动者,也是小私有者,为了一己之私,算盘会打得很精。朱元璋是贫苦农民,但工于心计,手段不凡,夺得了中国第一把交椅,晚年还把读书人整得不亦乐乎。正如吴晗在《朱元璋传》里所说,朱“不但是一个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个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但朱元璋“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伟烈功勋,我们不可忘记。

        16.国民党特务头目戴笠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相信明朝的锦衣卫能超过我组成的警卫大队。”(文强《日本投降后戴笠来平琐记》,载《北京文史资料精华·世纪风云》,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页)

        评曰:戴笠把自己统辖的特务组织比喻为锦衣卫,看来深得专制制度三昧,夸口自己管辖的组织强于锦衣卫,可见其特务组织之严密高效。明朝的政治有个显著特点是搞“特务政治”,国民党搞的也是“特务政治”,从戴笠的话中可以嗅出“特务政治”的气息。

        17.学者陈平原说:“清初黄宗羲在《论文管见》中称,善于经营文章者,除了‘三史八家’,深厚的学识,还必须添上‘竹头木屑’以及‘常谈委事’。否则,文章洁是洁了,但没有生气。”(许寿裳《章太炎传·前言》,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评曰:这是做文章的经验之谈。常说做文章要简洁,可有可无的字要删掉,这并不错,但有时过于简洁也会使文章流于呆板无生气。所以,在文章中适当地加入一些“竹头木屑”之类,所谓“荡开去的笔墨”,便会使文章活跃起来。当然这些“竹头木屑”之类是与文章的整个主题相关的,而不是不搭噶的。所谓“竹头木屑”“常谈委事”,看似是闲笔,实则闲笔不闲,堪称文章的一抹悦目的亮色。鲁迅的杂文随笔中就有一些闲笔,很使文章增色,倘若没了它们,便会使文章暗淡下来。

        18.吴昌硕说:“吃东西用筷子,何等文雅,西菜动用刀叉,尚具原始习性,是野蛮习惯,不足取法的。”(刘仰东《去趟民国》,生活·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76页)

        评曰:吴先生是晚清民国著名的大画家、大篆刻家,自然钟爱国粹。然将筷子与刀叉并举、比较,冠以文雅与野蛮之评,则属酷评。如此厌恶刀叉,实有守旧自大心理在,有排拒西方文明的顽固心理在。实则西方人脱离“原始习性”,绝不稍逊于我中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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