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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1日《中华读书报》14版刊出桑农《李霁野与“名著译丛”》一文，其中对李霁野翻译的《四季随笔》等著作早期在中国台湾的出版情况以及相关的譬如盗版情形作了细致介绍。对《四季随笔》译本在新时期的出版，桑农文中并未详叙。这次出版还有些繁复的地方，笔者对此也算侧面有所牵及，故此不揣浅陋记出。
一
因涉及《四季随笔》译本，需要略略介绍笔者与该书译者李霁野一点有限的交往。
最早读到李霁野的书，是一册薄薄的《给少男少女》。应该是1985年7、8月份，两位友人几乎同时推荐我一本小书《给少男少女》。当时有些不以为然，只是随便翻翻。不料这一翻便不能放手，一晚上读完。该书是李霁野上世纪四十年代给青年学生的几次谈话稿集成，针对青年特点，内容丰富，态度又异常恳切，文字保留了谈话特色。
把自己的观感告诉朋友，他们说，你该写篇介绍文字，让更多青年人都来读这本书。我草成一纸短文寄给《博览群书》杂志。事后一想，可否让李先生也知道青年们对该书的喜爱呢？ 我便又抄出一份，直接寄给天津的李先生。在信中，还提出希望能得到一册签名本的《给少男少女》。
信寄出没几天，便接到李霁野的回信。信中说：“《给少男少女》是四十年前的讲稿，听朋友们劝告重印，居然还有人不厌读，我自然高兴……八十老翁不被青年厌弃，自然也是一大安慰。”李先生当时手头已没有了这本书，可他将一本新近出版的译诗集《妙意曲》题字签名，惠赠给我，并答应从出版社寻找或等重印后，一定寄我这册引发了莫大兴趣的小书。不久，我便收到先生设法找到的一本《给少男少女》，自然是签名本。
我的那篇小文，《博览群书》很快发表。寄来的样刊中，编辑附函表示了对该书的兴趣。我给李先生寄奉一册杂志，让他知道《给少男少女》确实赢得了许多人真诚的喜爱。
二
不久，我在《光明日报》上见到广告，李先生翻译的英国作家乔治·吉辛的《四季随笔》由一家省级出版社出版，便到新华书店寻觅。那时图书还较为稀缺，几次三番也没找见。当时致函李先生，希望能从译者手里直接获得一本。不几天，李先生寄来一册《四季随笔》译本，书上没有题字签名。在书中，附有一叠该书的勘误表。表前有一封打印的信：
寄上《四季随笔》一册，我不在上面题字留念了，因为印错落的字很多，标点符号错得更可笑……原来付印的底本我改过了，又看过一次清样，用了很多时间，完全白费，现在印成这个样子，真令人啼笑皆非。
翻开一看，外文及标点符号不在内，仅汉字错误就一百多处。李霁野是与鲁迅等人合作的未名社出身，从事出版行业已经半个多世纪，未名社出版的图书，纸张、版式设计、印制，是方方面面的好。而技术进步了几十年，印出的书，却叫译者无法在上面签名。回头看看，立即草出一纸短文，寄给在知识界有广泛影响的《光明日报》。文章很快发表。我将文章复印一份寄给李先生。先生宽容地表示理解，并建议能对这部书作一点评介，免得因出版错误影响了这部书的传播。
过了不久，李先生又惠寄来一册《四季随笔》。这次上面有他的题字签名。附函中说，经过交涉，出版社修正后印刷一次；先生还风趣地说，这其中“你有打一拳之功”。
三
上世纪八十年代准备出新版时，为了让读者对《四季随笔》作者有更多了解，李霁野想写一篇介绍文章。当时国内相关资料有限，李霁野请当时还在加拿大任教的叶嘉莹帮助寻觅资料。叶后来为李复印了几册相关书籍，这册新版书的“译者后记”中，李霁野对此表达了感谢。在一次外国文学会议上，曾担任复旦大学外语系主任的杨岂深教授，希望李霁野能将《四季随笔》校改一回重印。李霁野后来撰文说：“老朋友的话对我是一大鼓舞。”
1947年，《四季随笔》中译本由台北的台湾省编译馆出版。当时印制了两千册，负责人许寿裳先生还特别加印了50部精装本，用以分赠内地各大学图书馆。该书印出后，李霁野赶紧寄了一本给老友陈翔鹤（著名作家）。因为他早年在北京开办“未名社”时，与陈有过一次长谈。谈话的中心内容，就是两人都喜欢的《四季随笔》。由于各自经历不同，陈翔鹤谈及该书的文学和人生哲学为多，而李霁野却多涉及作者吉辛的清贫生活给他带来的时间和精力的损失。当然，他们共同羡慕的，是作品中那种宁静闲适，能够充分感受大自然恩赐的境界。
1949年后，李霁野与陈翔鹤在天津见面，后来又共同到四川参加“土改”，朝夕相处几个月，两个人竟然都没有提到这册赠书。李霁野后来分析：大约是因为当时环境发生变化，人们情趣也发生转移的缘故。六十年代，李霁野突然接到陈翔鹤寄来这册早年所赠的《四季随笔》。不久，便传来陈翔鹤逝世的消息，李霁野这才意识到，这寄回赠书，是老友在向自己道别。
四
为给《四季随笔》加注，李霁野从他当时任教的台湾大学借了一册该书的原文注释本。这个注释本是日本出版的，由市河三喜注释。其中对文中引述的希腊罗马作家的文字出处，给了李霁野翻译时很多帮助。1949年4月，为避当局迫害，李霁野深夜离开台北，这部书便带回到大陆。
1990年，台湾的老朋友台静农托嘱学者秦贤次等专程到天津看望李霁野，还带来一本台静农保存多年的《四季随笔》台湾版。此中情谊，令李霁野异常激动。借此机会，李霁野将借出40多年的《四季随笔》注释本交给秦贤次，请他带回归还台湾大学图书馆，并在附信中如此陈述：
我1947—1948年曾在台湾大学外语系教书，平时借书多次，随时还去，极感方便。1949年4月，我不得不匆匆离开台北，手头借的两本书无法奉还，多年来因不能通邮，转托人又怕丢失，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件事。幸而现在两岸 日趋和好，从台北来探亲访友的人日多，现在两位朋友来自台北，到津看望我，特托他们将书奉还。对不起之处，还望原谅！
这段情缘，秦贤次用笔记述下来，发表在台北的报纸上，大陆报纸也转载此消息，海峡两岸，一时传为佳话。
上世纪九十年代，李霁野先生为了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同意印行《四季随笔》台湾新版。他在新版前的序言中，介绍了该书的一种意义：“《四季随笔》原书，再翻看一过，不少段落引起我强烈的共鸣。首先是热爱祖国的感情和为祖国文化特别是文学传统而产生的民族自豪感。在‘夏’节中，吉辛写道：‘今天我读了《暴风雨》……它是至高的想象力的成熟的果实，是一个大师的手所写的完美的艺术品……它包含着最高贵的沉思的段落，莎士比亚最后的人生观的段落，最美妙的抒情诗、最温存的爱情的段落和对仙乡的一瞥……在许多使我愿意生活在英格兰的理由之中，能用本国语言读莎士比亚是其最主要者之一……’”
李霁野一生写作、翻译出多部作品，《四季随笔》应该是故事最多，经历最为繁复的一部。桑农先生的文字，展现了大部分；笔者的有限补充，也可以看出人与书、人与时代、书与时代的复杂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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