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事八年的马铃薯兄弟

    真名于奎潮，笔名马铃薯兄弟。据说笔名比真名响多了，好多人并不知道马铃薯兄弟就是于奎潮。不过在我这儿，他一直就是于奎潮，我叫他小于，更多的叫奎潮。他17岁那年从家乡东海县考上了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他是七九级，那一批同学里出了好几个后来名气挺响的诗人，比如宋琳、张小波等。

    我认识奎潮是在1987年调往南京以后，是一位大学读书时也写诗的曹剑介绍的。曹剑是低我一届的扬州师院中文系的同学，在学校时常在一块玩，称兄道弟的那种。奎潮从华师大毕业后被分在江苏省公安专科学校（后改名为江苏警官学院）做语文老师，业余时间依旧热爱写诗。我那时在编《风流一代》，杂志每一期的卷首语要发一章散文诗，奎潮寄了他的作品来，我很喜欢，自然就用了。后来接触下来，发现他不光人忠厚踏实，诗以外的文章也都能写，文笔挺好。熟悉以后，他曾利用放暑假跟我一起去苏南采访，写过几个青年典型。还同我一道去南京市关心下一代协会采访，两人合作的文章拿到团中央主办的《辅导员》杂志上去刊登。

    那时候他住在安德门省公安专科学校的宿舍里，星期天会骑辆自行车到光华门我的寓居处来看我，和我聊天，有时也会在一块喝啤酒，谈诗。1992年我从《风流一代》调江苏文艺出版社后，没多久开始筹办杂志，需要一个得力助手，我向社里做了郑重推荐。经组织出面考察后，不久奎潮便正式调来出版社，和我一道并肩战斗了。《东方明星》创刊之前，我们一道去北京组稿，拜访各路高手，很快组建了一支较强的作者与组稿人的队伍。开始几期杂志的发行推广，不多的几个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奎潮和我各骑一辆自行车，大街小巷，一个个报刊零售摊点上都有我们的身影。

    搞一本综合性的文化杂志，需要有各种“拳脚”。做策划，搞活动，采访，写稿，甚至联系广告，文艺界、工商界、金融界的各色人等都得和他们打交道。所有这些，奎潮都做得很认真、很投入。刊物的编辑方面，每一期他都会去抓一些重头稿，而由他主持的诗歌栏目，只是每月发稿中的很小的一块。为此对所选诗作有很高的要求，希望它们不仅新颖而且精锐。他对诗似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度，在当时的诗人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像车前子、周亚平、曹宇翔、吴霖等一些诗人的作品他都能约来。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小小的平台，他发现并推出了一批诗歌新人。马铃薯兄弟这个笔名最早就是在他主持的这个专栏上出现的，我问过他此名何意，他只是笑笑，说好玩。我理解，那是他对土地的一种感情。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马铃薯是来自土地的最普通的一种作物，这里的“兄弟”表现的当是一种亲近感。

    我离开文艺出版社后，奎潮领着一批更年轻的编辑、记者做了几年面向中学生的《同学》杂志社的社长，再后来便专心致志地做书了。他对当代诗歌一直未曾中断的关注和参与，令他具备了一些常人所不及的独到的审美眼光，和对诗歌图书市场较为准确的把握。经他之手推出了诸如《相信未来·食指诗选》《顾城诗全集》《郑愁予的诗》《韩东的诗》等一批被称为“繁荣了当代诗歌写作的天空”的高质量的著名诗人的作品。我因此认为，江苏文艺出版社在诗歌出版和推广上的这块招牌，正是由这个谦逊而低调的诗人马铃薯兄弟坚持数年、倾尽心力打造而成的。

    奎潮有一首很著名的诗，叫《扬子江谣曲》，开头几句是这样写的：“多少年后我还记得/你在路上/你在扬子江上/你在扬子江的桥梁上/风吹着你的头发/它们如旗帜飘扬……”我感觉这便是留在我心里的于奎潮的形象，从我们认识到今天有30多年了，其中朝夕相处的日子达8年之久。我们去北方，走南方，火车、汽车，甚至脚踏的三轮车，为工作曾在一块奔走，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各自的胸中其实都有一份美妙的诗情在涌动。感谢岁月，让我们相识，并成为一生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