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周国林
北京的前辈学者我认识一些，最熟悉又最敬佩者要数何兹全先生。他是我博士论文的评议人和答辩委员会主席，我前后向他请教、同他交往的时间长达20多年。在他2011年逝世后，我不时想到他，头脑中便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在他离开我们13年之际，我终于打开思念的闸门，要写一点回忆的文字，郑重地表达对他的怀念。
最初的接触
何兹全先生，山东菏泽人。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在校期间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已经发表6篇经济领域的论文，成为《食货》派的重要成员。毕业后投入社会活动，抗战后期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47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50年归国，从此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1980年代初，我在决心钻研魏晋南北朝史之后，认真阅读该领域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何先生的成果自然篇篇必读。在读博期间，产生了拜访何先生的想法。
1984年10月，利用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机会，我在星期天直奔北师大，通过刘乃和先生的介绍，前往何先生家中。由于没有事先预约，何先生到外面办事去了，幸好何先生夫人郭良玉老师（以下称师母）在家。在一番寒暄之后，师母知道我来自武汉，就询问我是否知道徐扬杰（徐是何先生的学生）。我答曰知道，徐扬杰先生在湖北省委机关工作，是研究汉魏史的，也研究家族制度。师母见我对学术界情况还了解一些，谈兴渐渐浓厚起来。正在这时，何先生回家了。何先生高高的个子，额头宽阔，是典型的山东人身材。说话时脸上带着笑容，平易近人，使我全然没有紧张情绪。当我陈述博士论文的内容是战国到唐代的田租制度，基本看法同学界主流观点有不小差异时，他马上鼓励我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要畏手畏脚。此外，他还就研究方法加以说明，应注意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因是第一次见面，他谈话的范围不是很广，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他坚定了我继续钻研下去的信心，让我感受到了他思想的辐射力。
再次见到何先生是在此后一年多，他专程从北京赶往武汉，参加我与张三夕同学的博士论文答辩。那是1986年3月18日，按照我们的导师张舜徽先生同他的约定，他准时乘车到达武昌站。在我买了月台票进车厢去接他时，车厢里已经空无一人。我急忙跑到出站口，何先生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他当时已是75岁高龄，只身一人坐了10多个小时的车，随身带一个黄色的旅行包，是极不容易的。这要放在现在，是不可能出现的事。将何先生接到华中师范大学后，安排他在学校东边的招待所住下。我的论文他先已看过，评阅书是在招待所中写的。由于时间充裕，在答辩的前一天，我陪他到武汉大学去看望了他的好友张继平教授（国民党元老张群的侄子）。他俩是在美国留学时认识的，喝着咖啡聊得很开心，记得他俩回忆喝咖啡是在美国时养成的爱好。随后，何先生又到唐长孺先生家里去坐了一会儿，那是他们同行之间的久别重逢与交流。答辩会后，何先生还在张舜徽先生的陪同下，同贵州大学张振珮先生等人一道，去参观了重建不久的黄鹤楼，兴致挺高。楼顶檐下正面悬挂的“黄鹤楼”三字金匾，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长舒同先生所写。何先生站在远处仰观，赞扬舒先生的书法雍容端庄，浑圆有力，并说：“在黄鹤楼这么高大的景点，只有舒先生的字才能镇得住，字太清秀了反而不行。”到了楼顶，他眺望四周，感慨颇多。因为这座楼最初是三国时孙吴因军事目的而建，正是他研究的领域，引发了他关于军事与文化方面的一些议论。
由于何先生在我校住了四五天，陪伴的时间多，何先生渐渐无话不谈，让人眼界大开，有两段话印象最深。一是讲到求学过程中，对他影响极大的三个人即考茨基、陶希圣、傅斯年，现在都不受人们待见。原来，在大学期间学习世界史时，他读了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觉得考茨基由罗马帝国的社会状况论及基督教的起源和教会组织，来龙去脉很清晰；后来选修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课，陶希圣提到南北朝的佛教寺院之盛。何先生从读书和课堂中受到启发，便大量查阅资料，写出了《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这篇力作。至于傅斯年，既是何先生的老师，又是本省前辈，在后来的求职和留学过程中，傅斯年又有热忱的帮助，何先生更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这些回忆，让我感到何先生是一位敢于敞开心扉、重情重义的前辈学者。
二是聊天时，他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话。说有一个人过马路，大约是不大守规矩，警察叫住他训了一顿。这人憋了一肚子气，等过了马路，回头对着警察悻悻不平地说：“你早晚逃不过我的手心！”警察好奇怪，这是个什么人？ 叫住他问，最后那人说他是火葬场的工人。谁死后不经过火葬场工人之手？ 警察哑然。故事讲到这里，何先生顿了一下，然后说：“我们研究历史的比那火葬场工人管得还远，要管每个人身后的是非功过。”后来我发现他在《闲谈读书》一文中也讲了这个故事，他的解说是：“任你是谁，生前多么显赫伟大，死后都要受历史的评价，受历史学家的评价。你的历史地位，要由历史、历史学家来评定。谁也逃不出历史、历史学家的手心。”（何兹全、郭良玉：《三论一谈》，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从何先生当时同我闲聊的神情看，他对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有一种自豪感，反映出他对自己一生职业的选择是相当满意的。
通过四五天的近距离接触，我对何先生更为敬佩，总盼望在不同场合见到他的身影。当年9月，在山东烟台召开的全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年会上，我有幸聆听他的大会报告。他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研究中国史要走出中国史，用世界史的眼光开拓和帮助中国史的研究；二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用新事物、新认识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这在当时很有前沿性。1993年10月，在湖北襄樊举办的首届诸葛亮文化节，我又见到何先生和师母。在襄樊会议期间，他还用自带的相机为我拍照，回京冲洗后再邮寄给我（现在照片已经丢失，但信件犹在）。印象最深的一次会议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纪念陈垣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中发生的一幕令人终生难忘。2000年11月，北师大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举办这次会议，北京的大师级学者到会不少，任继愈先生也在其列。大概是路上堵车，任先生到场比其他人稍晚，但会议正式开始前他还是赶到了，就座于前排。主持人没有细看就座者，按照先前的签到簿介绍与会嘉宾，漏掉了任先生。何先生发现了这个疏漏，马上向主持人举手示意说：“任继愈先生已经到了，就在前面就座哩。”主持人于是表示歉意，补上对任先生的介绍。这件事反映何先生开会聚精会神，礼数周到。在北师大开会，他是把自己当作主人，把校外学者当作客人来接待。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待人接物方面的言传身教。
何府中的难忘场面
1996年，我开始担任所在单位的小头目，自此到北京开会或出差的机会比较多，只要有空余时间，总会到何先生家去一趟。其时我的研究生导师张舜徽先生已经去世，我在心中是把“座主”何先生当作自己的老师去看望，每次学术方面谈得不多，主要是闲聊。如果师母在家，她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就会有一些绘声绘色的故事，何先生也成了旁听者。师母对北京学术界的事情知道不少，让我增广不少见闻。不过，当她讲到一些前辈学者之间或学者家庭话题时，何先生就会笑着打岔：“这个事就不用讲了吧。”于是，我们就连忙换话题。
何先生虽然讲得不多，但所讲的都有史料价值，有的还可显现他的为人原则。他提到过他的一些前辈和友人，回忆起来充满了温情。像上文提到过的傅斯年先生，他提起1999年去台湾大学参加傅斯年纪念与研究活动时，是到傅斯年墓前跪拜了的。只是有几位熟人曾在汪伪机构做过事，何先生颇为不满，表示不再有往来，反映了典型的“爱国一书生”的本色。何先生谈到，他手头本来有一些陈独秀的书信，“文革”期间烧掉了。后来我从何先生的回忆录中，知道他在抗日战争初期，曾在武汉的艺文研究会工作，同其时住在汉口的陈独秀有业务上的往来，时常见面。1942年之后何先生在重庆工作，陈独秀住在重庆上游的江津。“他（指陈独秀）在《时事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论说国际国内形势，上篇刊出来了，下篇被扣压不许刊登了。我很想知道下篇的内容，写信给他要。他给我回信，好大的口气，他说：‘我叫张国焘给你寄，他没有寄？’这之后，通过几次信，讨论一些问题。”（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第九章第2782-2783页）显然，陈独秀本已是极为敏感的人物了，信中又提到了张国焘，这样的信件在强调“路线斗争”的“文革”期间，如被红卫兵抄到，那可不是好玩的。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这样的信件自然得处理掉。虽然事后回想起来可惜，当时却不得不如此。
当然，何先生谈到的话题多半是挺轻松的。他跟我聊起过白寿彝先生祝寿会上的事，就相当风趣。1999年4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为白寿彝教授90大寿开会祝贺，何先生自然要发言，祝福白先生健康长寿。他说他讲到“文革”前白先生当系主任，自己当副主任，大事都是一起商量。具体工作中，碰到比较重要的事要向白先生请示，至于一般性的事情，为了不打扰白先生，就先斩后奏了。何先生说讲到这里时，白先生插话：“是不是还有只斩不奏的呢？”这当然是只有亲密无间的朋友才可能开的玩笑，引起会场一片笑声。何先生后来回忆这件事时还很兴奋，面带微笑说：“只斩不奏的事嘛，也是有的。”
看望何先生，使我感到何先生是极其善于处理事务的人。有一次，我和同事顾志华教授一道去看望何先生和师母。说起来也巧，何先生之子何芳川老师是顾志华1962年上北京大学历史系时的辅导员，大家因之聊得很开心。不知是聊到哪个话题，郭师母说自己出了一本《平庸人生》的书，要送我俩每人一本。但去拿书，已经仅剩一本，送给我就没有送给顾志华的了。这时，何先生马上表示这不太妥当。他回忆自己上大学时，曾和一个姓武的同学去拜访一位前辈学者，临别时，前辈学者送给武姓同学一部专著，自己却未获赠，这让自己心里很不舒服，至今还记得这件事。这让我想起我家乡“一样的客人不能两样待承”的话来，他说得太有道理了。咋办呢？ 只见何先生从师母手中取过书，代她签上“送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惠存”一行字，交给我和顾志华。一个手头缺书的难题，就被何先生这样轻松化解了。那本书我在归途中看得很仔细，有两件事印象格外深。一是师母与何先生在幼儿芳川发病时，冒险乘坐漩涡中的小船赶往托儿所，送到仁济医院，在日寇飞机的轰炸中守护儿子；师母还在日寇炸弹炸响时本能地扑向儿子身边，让我感慨母爱的伟大。二是何先生在序中讲到人生命运中的偶然性因素，举了他的朋友赵普巨的例子。赵坐飞机去伦敦，遇到飞机在地中海上空失事，赵却因上厕所被从洞口抛出水面，恰巧被一条船上对海小解的人所救。这有点传奇，让人感到人生中有些事真是不好解释，太偶然了。
还有一次，是间隔了较长时间去看望何先生家，我未能免俗，临时从商店里买了点礼品。估计是那段时间社会风气不太好，有人想通过送礼让何先生帮点什么忙。师母见我带了礼品不太高兴，说是要让我带回去。这时，何先生马上出来解围说：“周国林是学生，他是来看我的。他无求于我，东西还是收下吧，不过以后就不要带了。”这段话不长，但入情入理，使我避免了尴尬。我感到他的心中就像明镜似的，到他家抱着异样目的的人，他一望便知，处理起来自然是恰到好处。
何先生晚年的心境本来是挺好的，而儿子芳川老师的病逝，却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打击。当我前去看望时，师母的悲伤表现得更强烈一些，她问我：“人来到世间是为什么呀？”这当然不是我所能回答的问题，我知道师母是在宣泄心中的伤痛。何先生坐在旁边虽然没有出声，心情同样不好受。只是在师母自己缓过劲来，说到她对老伴身体的照料上，气氛才开始转变。她介绍，每天都要为何先生做按摩保健，特别是腿部保健，有时还要热敷。她还叮嘱我，一定要注意腿部健康。这使我感到，何先生后来寿至期颐，实在与师母的精心照顾分不开。二老一生相濡以沫，风雨同舟70年，真是一对神仙眷侣。
在那之后，我还去看望过何先生几次，每次再也不带礼品，仅带点武汉的洪山菜薹和土菠菜之类不值钱的小特产。何先生总是吩咐服侍者端茶倒水，忙前忙后。服侍者好像姓岳，是师母的亲戚，称呼何先生和师母为爷爷、奶奶。2008年5月前往时，他的文集已经获得教育部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是对他一生治学的高度肯定。他拿出获奖证书给我看，显得非常高兴，临别时还送给我一套《何兹全文集》。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11月22日的那一次拜访。我乘坐夕发朝至的火车到北京后，约了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韩格平所长，上午9时许到何先生家中，交谈甚欢，还照了相。当10点多钟准备告辞时，何先生高低不答应，说昨天接到我的电话后，就在实习餐厅订了座，不让我走。见何先生如此盛情，我便征得何先生的同意，把他的小同乡、我在中华书局工作的陈虎师弟也请过来。陈师弟曾在北师大瞿林东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与何先生早就熟悉，接到电话便迅速赶过来。到了餐厅，何先生一定要陈虎和我坐上席，我俩推辞不过，只好坐在客位上。不过，我俩不敢太造次，还是把正中的位置空了下来。席间，宾主聊得十分愉快，持续了约两个小时。何先生当时已经年近百岁。同如此高寿的人共进午餐，并且是长者做东，是我平生第一次，实在太难得、太高兴了。
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何先生，是在2011年元月，与同事董恩林教授一道去的。其时何先生已住进医院，我上前握住何先生的手，感觉他的手还很有劲。同何先生说话，也觉得他的思路很清晰，询问一些事情他能快速反应过来。此前每次分别时，他都要我代他向我校的熊铁基老师问好。若是仓促之间忘记了熊老师的姓名，就说“向你们学校的那位年轻老师问好”。这一次分别，他依然清楚地交代我向熊铁基老师问好。我见他头脑保持着活力，默默地盼望他能挺过目前的难关，尽快康复，回到北师大的红二楼2号。然而，天不遂人愿，一个多月后，就传来他辞世的噩耗。我陷入哀思之中，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只有在电话中同熊铁基老师诉说一番，表达心中的情感。
自那时起，我每每想起何先生，就感到余生也晚，是在他人生的收获季节才认识他的。他早已功成名就，却对后辈没有一点架子，充满体贴、关爱之心，处处为他人着想。在他的面前，我言谈随意，没有拘束感，他则和颜悦色，不经意之中的点拨给我不少人生的感悟。在何先生一些弟子的回忆中，也莫不如此。这是他自幼接受中国文化熏陶，仁厚胸怀的自然流露。而今，我已年过古稀，也到了人生的总结阶段。先生的学术造诣实难望其项背，而先生的思想品格却可成为自己的楷模，在人际交往中努力效法，充分发挥人梯的作用，做一个受后辈欢迎的人。为老当如何先生，心体莹然显本真。这就是我现阶段的生活目标和努力方向。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