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演绎《鹿鸣》？

    ■倪可可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近日，来自云南玉溪的一段师生合唱排练视频走红网络，聂耳教师合唱团与玉溪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合唱团共同演绎了《诗经·小雅》的名篇——《鹿鸣》。悠扬的鼓声与清越的歌声浑融一体，来自两千多年前的文字穿越岁月，直抵人心，引人共鸣，不由令人感慨中华古典的魅力。与此同时，网络上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如：配合的乐器为什么有钢琴，而不是传统的编钟和古琴？ 为回答这样的质疑，我们也不妨追问：古人又是如何演绎《鹿鸣》的呢？

    先秦时期

    《鹿鸣》是《诗经·小雅》的第一篇，为《诗经》“四始”之一。它是一首典型的宴飨诗，或成篇于西周中后期。《毛诗序》云：“《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可大致反映该诗的主旨。与《诗经》中的其他诗篇一样，《鹿鸣》最初是礼乐仪式的组成部分，是配合音乐演绎的。但由于文献缺载，《鹿鸣》在西周时期或者说它在创作之初是如何演绎的，已经难以确知了。

    但成书于东周的礼书——《仪礼》则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

    乃席工于西阶上，少东，小臣纳工，工六人，四瑟……升自西阶，北面东上，坐授瑟，乃降。小乐正立于西阶东。乃歌《鹿鸣》三终。（《仪礼·大射礼》）

    设席于堂廉东上。工四人，二瑟……相者东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仪礼·乡饮酒礼》）

    小臣纳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升歌《鹿鸣》，下管《新宫》，笙入三成。（《仪礼·燕礼》）

    根据上述材料可知，在大射礼中，雅乐《鹿鸣》由六名乐工以四张瑟来演绎，在乡饮酒礼和燕礼中，则由四名乐工以两张瑟演绎。但这些材料都只提到瑟这一种用来为歌声伴奏的乐器。元人熊朋来在《瑟谱》中指出：“《尔雅·释乐》：‘瑟者登歌所用之乐器也。’古者歌诗必以瑟，论语三言瑟而不言琴，仪礼、乡饮、乡射、大射、燕礼，堂上之乐惟瑟而已。”他认为先秦时期在上述场合中，凡是提到“歌”诗时，均是以瑟伴奏，而不会用琴。

    先秦时期的音乐演绎仪节繁琐，用度严明，曲目类型不同，使用场景和演奏乐器也会不同，譬如《仪礼》中提到的“下管《新宫》”，是以管乐器吹奏，《仪礼》中也提到《南陔》《白华》等六笙诗是以笙吹奏。此外，一般认为《颂》诗的演奏使用钟鼓等大型乐器，房中之乐则多用管弦乐器。《鹿鸣》的伴奏乐器则是瑟，不见编钟、古琴、笙等乐器。当然，《仪礼》的记载只能大致反映东周的情况。

    《大戴礼记·投壶》记载：“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驹》《驺虞》。八篇废不可歌。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间歌。”同样作为礼书，《大戴礼记》成书于汉代，但保存了一些先秦史料。根据《投壶》篇的记载，《鹿鸣》是八篇可歌之诗之一。

    《左传》襄公四年中也有演奏《鹿鸣》的记载：“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鹿鸣》之三”还包括了《四牡》《皇皇者华》，宋人郑樵指出“古者歌《鹿鸣》必歌《四牡》《皇皇者华》三诗同节，故曰工歌《鹿鸣》之三，而用《南陔》《白华》《华黍》三笙以赞之，然后首尾相承，节奏有属”（《通典·乐略》），可见春秋时期的雅乐《鹿鸣》一般是配合规定乐曲共同演绎的，经常出现在典礼和外交场合中。

    汉魏时期

    在两汉时期，《鹿鸣》仍是重要的雅乐。《汉书·王褒传》载：“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可见西汉中期还流传着《鹿鸣》之声。《后汉书·明帝纪》中与《鹿鸣》演绎相关的记载有二：一为行养老礼时，按照规定“升歌《鹿鸣》，下管《新宫》”；二为狩猎礼毕后，明帝“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帝自御埙篪和之，以娱嘉宾”。可见，在东汉早期，《鹿鸣》还常应用于典礼中，但具体如何演绎，已经不得其详了。埙是陶土烧制的吹奏乐器，篪是竹制的管乐器。明帝吹埙篪和之可能是一种即兴行为，带有一定的随意性。

    除了雅乐《鹿鸣》，汉代还流传着一种琴曲《鹿鸣》。东汉蔡邕所著《琴操》记载：“古琴曲有歌诗五曲，一曰《鹿鸣》，二曰《伐檀》，三曰《驺虞》，四曰《鹊巢》，五曰《白驹》。”对《鹿鸣》曲有具体的说明：“《鹿鸣》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倾……大臣昭然独见，必知贤士幽隐，小人在位，周道凌迟必自是始。故弹琴以讽谏歌以感之，庶几可复。”从《仪礼》看，《鹿鸣》曲需要瑟伴奏。战国以来，琴愈趋流行，瑟的弹奏方法则逐渐失传。汉代的《鹿鸣》琴曲，当是汉人新创。宋人朱长文所著《琴史》指出：“孔子之删诗也，皆弦歌之取其合于韶夏。凡三百篇皆可以为琴曲也，至汉世遗音尚存者，惟《鹿鸣》《驺虞》《鹊巢》《伐檀》《白驹》而已。”认为《鹿鸣》琴曲是先秦旧乐，这恐怕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言。

    郑樵在《通典·乐略》中指出：“然当汉之初，去三代未远，虽经生学者不识诗，而太乐氏以声歌肄业，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学日微，东汉之末，礼乐萧条，虽东观、石渠议论纷纭，无补于事。曹孟德平刘表，得汉雅乐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习，所得于三百篇者，惟《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余声不传。”郑樵认为汉初时的乐工尚能歌诗三百，直到东汉末年才趋于衰微，但幸运的是，汉末的杜夔将《鹿鸣》等四首乐歌保留传承下来了。此事又见于《晋书·乐志》的记载：“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杜夔所传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旧雅乐”，实际上大可怀疑。《晋书·乐志》还记载：“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驺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声节，其名虽存，而声实异。唯因夔《鹿鸣》，全不改易……及晋初，食举 亦 用 《鹿鸣》……荀勖云：‘魏氏行礼、食举，再取周诗《鹿鸣》以为乐章。又《鹿鸣》以宴嘉宾，无取于朝，考之旧闻，未知所应。’勖乃除《鹿鸣》旧歌更作行礼诗四篇。”此处的《鹿鸣》乃本自杜夔、左延年所传，直到荀勖重新制定了一系列歌诗，行礼、食举的仪式不再演奏《鹿鸣》。

    南北朝以降

    到南朝刘宋时期，又有了歌《鹿鸣》的记录。《宋书·乐志》载：“章帝元和二年，宗庙乐，故事，食举有《鹿鸣》《承元气》二曲”，“式宴不违礼，君臣歌《鹿鸣》。乐人舞鼙鼓，百官雷抃赞若惊”。只是记载过于简略，此时《鹿鸣》演绎及流传的具体情形已经难以确切知晓。在先秦雅乐基本佚失的情况下，新兴的音乐不断发展更替，《鹿鸣》凭借先秦礼仪传统和文本所蕴含的美好寓意，经乐师谱曲、改编，旧题新用，也是不难理解的。

    《新唐书·选举志》记载：“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繇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在唐代，周代的乡饮酒礼衍化出了“鹿鸣宴”，得名于宴会之上所歌《鹿鸣》之诗，此后，“鹿鸣宴”的传统一直由唐代延续到清代，经历了一千多年。

    《宋史·乐志》记载：“七年二月，典乐裴宗元言：‘乞按习《虞书》赓载之歌，夏《五子之歌》，商之《那》，周之《关雎》《麟趾》《驺虞》《鹊巢》《鹿鸣》《文王》《清庙》之诗。’诏可。中书省言：‘高丽，赐雅乐，乞习教声律、大晟府撰乐谱辞。’诏许教习，仍赐乐谱。”此处所提及的《诗经》乐曲都早已佚失，大晟府中所保存的乐曲都是宋人新谱的曲子，沿用旧名。《明史·乐志》载“《鹿鸣》《天保》歌三代，古调新裁，奉君王万寿杯”，《清史稿·乐五》记载文进士部宴的乐曲规定时提到“赐考官各执事官宴，奏《鹿鸣》三章。具诗乐谱，不载”。各个历史时期的《鹿鸣》曲，基本是属于“古调新裁”，结合当时礼乐仪式的重新演绎。

    古乐新声

    《鹿鸣》在当代也被不断重新改编，古老的诗篇又焕发生机。除了本文开篇提到的来自云南玉溪的《鹿鸣》合唱，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也重新演绎了《小雅·鹿鸣》，他们参照清代高宗敕《诗经乐谱》，以复刻的春秋编钟、商周骨排箫、战国锦瑟等古乐器来演奏，气势恢宏。此外，还有多首以《鹿鸣》为词的歌曲，如刘卓作曲、张晓龙演唱，以古筝、埙、笛伴奏的版本；如李东声作曲、高洪章演唱，箫等乐器伴奏的版本；再如方颂评作曲、演唱，琵琶伴奏的版本。

    从前文的梳理看，在不同时期，《鹿鸣》的重新演绎都结合了当时的音乐风格和流行乐器，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形式或固定的乐器组合。一些网友纠结云南玉溪合唱团为何不用编钟、古琴、笙等民族乐器，其实如果回到最早的记载，为《鹿鸣》伴奏的乐器，实际上是瑟，而非编钟、古琴、笙等。

    云南玉溪合唱团使用了钢琴，而没有编钟等乐器，除了条件所限，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钢琴更适用于合唱这种形式。合唱这种形式，本身便是清末自西方传入的音乐表演形式，我们是否也要拒绝用合唱的形式来演绎《鹿鸣》呢？ 中华文明具有创新性与包容性，因此《鹿鸣》可以不断新编，同时也可以吸纳不同的演奏方式与乐器。即便是一些人眼中的民族乐器，譬如琵琶、唢呐、扬琴等，其实最初也是自域外而来，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的音乐体系。我们在欣赏新编《鹿鸣》的同时，不妨多一些理解与包容，不妨更多关注歌曲本身，感受古老诗歌穿透时间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