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理解韩愈的重要历史贡献

    刘宁教授《同道中国：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对韩愈古文做了综合性研究。全书内容涉及文学、历史、政治、哲学、社会学诸多方面，展现了开阔的视野。

    一

    “同道中国”这一概念的提出，对全书意义作了高度概括和升华。作者认为韩愈古文对儒学普遍价值的重建，使它拥有了强大的精神感染力。宋代以下，士人代代诵习以韩文为代表的古文，深切体会儒家伦理作为绝对信念和内在责任的意义，在古文的化育下，成为彼此同道相应的精神共同体。这个“同道共同体”立足于对绝对信念的信仰、对内在责任的承当，其同道情怀无须依赖亲情的纽带和礼法的牵系。韩愈《师说》“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既是表达理想的师生关系，也是其所建构的“同道共同体”的真实写照。（20页）“同道中国”鲜明的“中国自觉”与“无贵无贱、无长无少”的“同道”追求结合成内涵极为独特的社会理想。（22页）此为该著之大旨。

    全书结构，精心设计，统成三编。上编“成体”，分析韩文文体新变与思想追求的关系。中编“造语”，探讨韩文独特语言造诣所传达的精神气质。下编“明道”，聚焦韩愈对‘文道观’的建构，通过思想史、精神史、文学观念史的结合探讨韩愈如何提出具有开拓性、创造性的“文道观”。

    全书紧紧围绕韩愈古文的创作实践，探讨其思想内核。作者在《后记》对“同道中国”的逻辑结构做了清晰的揭示：“以‘拟圣’奠定古文之神髓；以追寻‘定名’，改变中古深具形名色彩的思想方式，塑造独特的运思结构；以开放的师道，为士人创造新的行为方式；以激进的语言新变，塑造新的表达方式。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韩愈则塑造了士人的所思、所行与所言。其于中华文明，亦有不朽之意义。韩愈所建构的‘文道观’，将中华道统的统一与‘文’的多样性相融合，这也奠定了其古文‘同道中国’理想的基本格局。”（467页）这些精辟的见解，对于认识韩愈的重大历史贡献，很有意义。

    二

    《同道中国》是韩愈研究的重大成果，反映了韩愈研究的新进展和新高度。全书有如下突出的特点：

    第一，大气包举，高屋建瓴，成一家言。作者给予韩愈“百代文宗、千年立法”的评价，从大处落笔，综论韩愈古文建构精神传统、重建儒学普遍性及其以绝对信念和内在责任缔造“同道中国”的思想建树。其实，当我们着眼于一个大判断时，论证并不容易。大判断也是由若干小判断组成。

    作者论“五原”文体创新，由“正名”走向“定名”。认为：“‘五原’都是概念解析之文，一方面对重要思想概念的内涵加以界定；另一方面，则对不同概念之间的差异进行辨析，实现推原本义、破斥邪说的目的。‘立本义’与‘破邪义’，这两者构成了‘原’体文的核心。”（62页）作者从纵向与横向两方面，对韩愈思想的创造展开分析。从思想的纵向演变角度，作者将韩愈与董仲舒、王充进行比较，指出：“（韩愈）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确立了善之于性的根本意义。孟子认为后天之恶，在于善端的破坏与丢失，而韩愈以五种德性之多寡有无对中品与下品之性所进行的定义，与孟子以放心论后天之恶的思路颇为接近。从这个意义上看，韩愈的三品说相对于董仲舒、王充有了明显的新创造，也直接启发了宋儒的人性思考。”（69页）作者接着提出一个问题，为何韩愈仍然使用似乎陈旧的三品言性方式？ 作者认为，韩愈以三品言性，是为了突出人性之善的绝对性，“这无疑呈现出回应佛教挑战，使儒家伦理更具本体论色彩的努力”。作者还关注到韩愈与其同时代思想的关系，讨论了宗密《原人论》与“五原”的关系，认为“五原”之“原”体为韩愈之首创，《原人论》应出于“五原”之后，并且是针对韩愈的，韩愈在话题上启发了宗密。“原”体的特点与文体创新意义，这看上去是一个小问题，但不认清楚则会影响理解韩愈历史贡献的大判断。作者虽然大处着眼，但论证相当严密，尤其是导论和结语部分，阐释文章大义，颇为细密。此外，推源溯流、纵横比照的手法可谓贯穿全书，体现出作者对韩愈文、道的探究，并不仅限于韩愈和他的文章本身，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道统、文统的大背景之下来思考。由此也在最大程度上呈现出韩愈“文”“道”的独特性。

    第二，学理自足，论证严谨，自出机杼。辨析概念以明主旨，如“五原”文体创制的从“正名”走向“定名”，《师说》的主旨，“师其人”与“明其理”创作追求的不同，古文的文道观，从“文质”到“文道”，皆条分缕析，深入而透彻。

    全书细心辨析，反复论证。“‘唐宋变革说’的启发与局限”一节，就是一例。“唐宋变革说”被陈寅恪的韩愈研究实际使用。陈寅恪通过对唐代文化、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分析，认为唐代文化的发展为宋代新儒学奠定了基础。韩愈的文学观念也对宋代文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寅恪《论韩愈》一文发表于《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二期，全文最后总结常为人引用：“然退之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卒开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史证明确，则不容置疑者也。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其地位价值若是重要，而千年以来论退之者似尚未能窥其蕴奥，故不揣愚昧，特发新意，取证史籍，草成此文，以求当世论文治史者之教正。”陈寅恪倡发年之覆者，于此可见。

    刘宁教授于此作了梳理，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内藤湖南是一位深通诗文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深厚的诗文素养，让他的社会历史研究能够深入中国社会的血脉与肌理，深入捕捉到中国社会变化的节奏。遗憾的是，20世纪以来的社会历史文化研究，越来越削弱与诗文的联系，带着‘诗文盲区’展开的中国思想与社会观察，固然可以理论愈发精密、论证愈发翔实，但对文化的洞见与穿透力都会减弱。在对‘唐宋变革说’不断的反思中，学界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分期见解，希望关注‘唐宋’之外其他的历史转变节点，但这些新见解为何没有引起如“唐宋变革”般强烈的反响？ 这和‘诗文盲区’不无关系，这些新的思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对诗文的关注，难以像内藤学说那样，关注到中国社会肌体的生命脉动。陈寅恪关注‘唐宋变革说’，以此来为韩愈的文化贡献发覆，这在今天仍然很值得尊重。但也要看到‘唐宋变革说’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学说，能够很好地阐释韩愈所身处的历史时代，但要全面理解韩愈古文的精神文化内涵，还是多有局限的。这主要与‘近世性’这一‘唐宋变革说’的理论内核有关。”（443页）作者眼光敏锐，抓到问题的关键所在，“诗文盲区”分割了史学与文学的关联和沟通。这也体现了作者的批评立场，在文学中追寻思想，在思想中深化文学。

    关于师道的讨论彰显出作者坚定的立场，作者认为“韩愈《师说》开篇的‘传道、受业、解惑’，其中‘受业’不应误为‘授业’，这对于理解全篇要义极为关键。”如何让当前有关的语文教材以“受”为“受”，如何让教师和学生在学习这一古文名篇时，对此形成共识，尚需在事理、学理、情理上做进一步沟通和解释。

    第三，思路独到，结构新颖，逻辑清晰。刘著目标是思想探讨，辅以哲学思辨，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将语言激变、狠重之美纳入思想史而给以艺术终极目标定位分析。

    通常所言“接着说”有几点需明白，一是接着的对象有无价值，是否重要？ 二是接着的对象内涵和外延有无界限？ 三是如何才能接着说？四是接着说什么？ 比如“狠重”特点的分析，对应上述四点，一是舒芜提出的观点是有价值的，也是韩愈古文的一大特点，值得接着说；二是概念清楚明晰，一看即明；三是接着说是有理由的，因为舒芜所言“狠重奇险”的概念自身有矛盾，换言之，“狠重”者未必“奇险”，而“奇险”者未必“狠重”；四是接着说有了余地，而且从时间维度来考察，韩愈早期文风多怪奇，而元和时才特征鲜明。前人从生理角度将这种风格与韩愈性格联系起来考察，而刘宁教授并不这样看，她更看重社会政治因素，认为：“舒芜曾提出用‘狠重奇险’来概括韩诗的特点，这个概括很精当，但其中的‘狠重’还需要与‘奇险’区别来看。仔细观察韩愈诗风、文风的演变，会发现其早年的艺术创新，多集中于‘怪奇’一面，直到元和时期，‘狠重’风格才鲜明而充分地发展起来。与韩愈声气相投的卢仝等人的一些作品，也有狠重的特点。韩愈为什么形成这样的文风？ 前人多从其个性上解释，明人陆时雍称韩愈有‘蹶张’之病，舒芜则认为韩愈性格躁急褊狭，其狠重的文笔，在某种程度上是病态性格的折射。这种理解有失简单。韩愈的性格虽有郁躁褊急之病，但其狠重文风在贞元年间表现并不明显，到元和时期才充分呈现，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成因，不能简单归之于个人性格。”（322页）“狠重”之美一节的导言，精当丰厚，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层次分明。其下论述皆围绕“狠重”二字，“狠重文风对暴力的推重”“元和时期狠重文风的形成”“狠重文风与文武关系”分析透彻到位，而文风与文武关系的提出，令人耳目一新。

    第四，关注现实，理解当下，启发民智。其中韩愈夷夏观的国家意识、“同道”对“同理”的意义、“唐宋变革说”的启发与局限等部分，都有极强的现实情怀，而贯穿于整部著作之中。

    刘宁教授认为：“目前几乎所有关于‘夷夏’的讨论，都沿用民族、文化视角来分析，但细读韩文，就有许多不能解释之处。韩愈极少提及胡汉，对佛教与道教的态度也不同，这些都需要从国家意识来考虑。此种夷夏新识，于中华文明之演进，关系重大。进入韩文脉理，才可以看到其新的思想探索。在中唐种种时论中，韩愈自树立、不因循，深具独创之力。”刘宁教授通过对韩愈“文”“道”的阐释，彰显了韩氏抗俗、独创的魄力；同时又呈现了韩愈以古文建构精神传统、缔造“同道中国”的精神理想，从而引导当代读者深入探索其精神内核，汲取其中精髓，突破时俗，大胆创新，激发个性活力。这正是该著作之于当今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最大意义。

    三

    为了检测我之所言是否为公言，则试用ChatGPT，其给出的答案如下：

    刘宁的《同道中国：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还具有以下特色：1.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该书不仅涉及文学研究，还涉及思想史、文化史等多个学科领域。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使得该书能够更全面、深入地探讨韩愈古文的思想内涵和历史背景。2.注重文本分析：该书通过对韩愈古文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挖掘出了其背后的思想特质和历史背景。这种注重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能够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韩愈古文的内涵和价值。3.富有启发性的思考：该书不仅是对韩愈古文的研究，也是对整个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深入思考。这种富有启发性的思考能够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历史发展。4.独特的学术观点：该书提出了许多独特的学术观点，“韩愈围绕‘明道’所建构的‘文道观’，成为宋代以下一千余年中国文学思想的核心观念。在‘文道观’盛行之前，中古文论流行的核心概念是‘文质’，而自中唐古文运动之后，‘文质’概念的影响力显著削弱。从‘文质’到‘文道’，这种核心观念的兴替转换，离不开韩愈在思想上的创造性贡献。他在主体自觉和国家精神文化自觉的意义上，建构文与道的关系，彻底摆脱了中古‘文质观’中的文教色彩与中和趣味。他对文道观理论内涵创新之深入，超过了包括柳宗元在内的许多中唐古文作者。要理解这一点，需首先回溯中古文质论的理论特点及其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在此背景下，可以更好地理解韩愈‘文道观’截断众流、建立全新思想范式的创造性努力。”这样独特的学术观点使得该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综上所述，刘宁的《同道中国：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一书具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注重文本分析、富有启发性的思考和独特的学术观点等特色。这些特色使得该书成为研究韩愈古文和唐代思想史、文化史的重要参考书籍。此外，该书还体现了韩愈古文在中国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刘宁指出，韩愈的古文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且对后世的文学、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韩愈的古文成为后世文学家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其思想特质和对“文道观”的全新建构，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

    这些见解和我的想法大致相同，比如，书中关于韩愈在“文质”到“文道”观念的转换中所承担的角色及其卓越贡献，我非常认同。韩夫子《答李翊书》云“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诗书之体而载仁义之道，不迷不绝，刘著当之。

    （作者为广州大学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原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