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四问”为导向建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

    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增强国际传播效能，已经成为当前紧迫的国家战略目标。建构我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不仅有利于拓展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空间，也有利于加强国际传播理论的时代阐释力。由和曼、白树亮等学者合写的《国际传播》一书，站在历史观察者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描述了国际传播的发展现状，既有对学术前沿观点的系统梳理，也有对我国国际传播成功案例的细致分析，还有对国际传播历史演变的整体关照，该书为当下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首先，将国际传播置于大历史观的视角下进行考量，探讨我国新闻传播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自从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创立，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正式开启自主知识体系的创建之旅。令世人瞩目的是，徐宝璜、邵飘萍和戈公振分别奠基了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三大理论框架。在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新闻业的发展始终是与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密切联系的，并且在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奋进历程中发挥了强有利的战斗武器的作用。现如今，在知识大爆炸的信息时代，我国的国际传播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根本指导，强调理论和实践的交互作用，加快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体系，这也是《国际传播》一书为之努力的方向。

    其次，以“四问”为导向，立足“两个结合”，探索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基石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路径。建立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不能凭空臆造，而是扎根于实实在在的现实基础，切实做到“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国际传播并非舶来品，在我国古已有之：张骞出使西域、玄奘印度取经、郑和下西洋等，都是人类历史上较早的国际传播活动，对世界文明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展国际传播，需要深入了解历史，从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中汲取养分，树立文化自信。还要注重新时代的传播实践，深入思考如何科学地回答“四问”，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其一，回答中国之问。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国际传播也在经历着独特的实践，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一系列新理念。进行国际传播，不仅要关注国家形象塑造，也要立足全球化大背景，综合考量国际传播与国际社会发展、国际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还要对传播实践中一系列的新概念、新范畴进行抽象化、系统化，加强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形成解释分析的理论范式，推动国际传播知识体系的建构。

    其二，回答世界之问。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并存，随着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的持续，国际地区间的纷争仍然不断。社交媒体平台作为国际重大事件的放大器，已经蔓延出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社会思潮，加深了不同观点之间的隔阂，产生了群体分化、极化等传播现象。面对世界之问，我国提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文明交流互鉴代替对立矛盾纷争，既是对全球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也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回应，还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这就要求我们在国际传播中，要不断探索既有典型意义又有传播价值的话语形式与叙事方式，加快建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其三，回答人民之问。新闻工作的鲜明特色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国际传播也是如此，建构我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同样需要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数智时代，以大视听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赋能社会各个领域，广大网民不再只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也是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国际传播归根到底主要研究人际交往，不仅要关注人文交流实践，引导正确舆论、实现价值认同、也要将国际传播理论置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中进行检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新要求。

    其四，回答时代之问。近些年，媒体融合以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促进了媒体与社会的一体化同构。Web1.0时代，媒体和媒介实现分离，新闻信息通过网络得以广泛传播，弱化了传统媒体的中心地位；Web2.0时代，平台和功能继续分离，以手机中的应用商店为代表，媒介的多元功能受到人们普遍关注；Web3.0时代，基于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技术，包括国际传播在内的整个新闻业都在经历着跨界变革。我们应当认识到，AIGC开始崛起，知识垄断进一步加深，更让人担心的是其内容真伪难辨，这些都对国际传播澄清谬误提出严峻挑战。因此，建构我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放眼全球范围，具备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视野，避免落入唯技术论、唯工具论的窠臼。

    需要注意的是，建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要深入思考“四问”，它们的一致性在于都是以实践为导向，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国际传播应当超越狭隘的新闻观视野，不仅要掌握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新闻事业的一般规律，也要关注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关系与现实权利之间的复杂关联。一方面，立足世界格局来看待我国的当代文化，增强与世界学术界的对话，通过交流互鉴、博采众长，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另一方面，立足中国土壤，从中华文化的基因彰显传播理论的一般性，树立大文科观，加强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融通。此外，还要主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以及国际传播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作者系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报刊协会会长、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