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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作为人类的一项活动，古已有之，但对中国古代旅游的研究却一直较为薄弱。中国的旅游活动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旅游文化是如何从中国深厚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 中国旅游文化对世界旅游文化会有哪些影响……这些问题贯穿古代中国历史、文化及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博大而精深，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旅游文化这一话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作为河南省委宣传部“中华文脉：从中原到中国”系列丛书之一的《行走天下：中国行旅文化》一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从中演绎出中国行旅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精神内涵。
本书共三篇十五章。围绕“行路难、行路客、游之道”三大主题，系统阐述了中国行旅文化的历史和文化脉络，展现了中国旅游文化层累叠加、日臻丰富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中国古代旅游文化的丰富内容与文化特征。由此也形成了该书显著的内容特色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该书由行路难聚焦基础设施的发展，各种交通方式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应用，交通管制制度及出行习俗的形成等，串联起一条由旅游作为主线的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并抽离出由旅游而反映出来的内在的深刻社会原因。
行路难，出行艰危。在信息封闭的古代社会，外面的世界究竟怎样，人们是难以了解的。尤其是在分裂动荡、战火纷飞、政治黑暗的时候，道路毁弃，关卡林立，官匪一家，盗贼纵横，加之恶劣天气、山林野兽等不可预知的因素也同样难以应对。出门在外，忍受欺凌甚至客死他乡，都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正由于出门不易，吉凶莫测，所以出行前需要做大量的准备，通过各种手段趋吉避凶，各种出行卜卦、祭祀的习俗文化也由此产生，并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战国时期的竹简就有大量文字涉及行、归、宜、忌等内容，数量十分可观，禁忌繁杂尤为惊人。到了明代，伴随印刷业的发达，注有出行吉凶的历书大量印行，供人们出行前翻阅查询。可以说，古代的许多习俗在现代人的生活中仍留有痕迹。
该书对行旅文化的研究和总结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以时间序列为线索；另一条是以人，即行旅活动的不同主体为线索展开。在中篇《行路客》和下篇《游之道》中，作者对不同的旅行人群及其旅行动机做了深入的研究。不同的行路客，行的目的是不同的。有的为了旅行，有的为了旅游，作者在书中对这两种概念做了解读区分。
中国古代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出行目的。作者系统总结了几种类型，如帝王将相，巡狩游乐；王公贵族，田猎游乐；士子游学，增广见闻；宗教旅行，求仙传道；官僚宦游，寄情山水；名士玄游，啸吟竹林；商人旅行，寓商于旅；市民阶层，城市娱乐；底层百姓，朝山进香等等。
该书作为学术普及的著作，并未仅仅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而是对大量的史料和历史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深究其理，对旅游兴起的内在的深刻社会原因进行总结，指出旅游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无因之果，而是社会和人发展到一定文明阶段之后的必然产物，社会文明水平的高低，决定了旅游发展的规模与水平。同时，旅游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随着旅行和旅游活动的发展，中国历史上许多新生事物应运而生。比如供应饮食和住宿的“逆旅”即客舍的出现，标志着服务业的发展；“山人”这一职业现象，可以说是最早的导游雏形；“香社”是最早组织和服务香客的营利组织，像是最早的旅行社；《士商类要》是给人们出行提供旅行指南的导游手册；游记，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的诞生。此外，食盒、卧具等出行装备的出现，也使旅游活动提高了档次。当然，更重要的是旅行或旅游对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影响。活动范围的扩大和视野格局的拓展，无形中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尤其是市民阶层的发育，又导致社会文化生活的日趋丰富，促成了旅游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多彩多样。
该书立足专业化的研究和通俗性的表达，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观察古代社会的独特视角，不仅可以让读者了解到中国行旅文化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习惯的深层次影响，而且可以从旅游发展的角度强烈地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散发出的无穷魅力，感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作为一本系统全面梳理总结中国行旅文化的专著，该书也具有扎实、显著的学术价值。自著名民俗学家江绍原1935年出版《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以来，研究中国古代旅游的专著层出不穷，但是像该书通过大量历史资料的研究提炼，全面系统探讨中国传统旅游观念变化与演进并提出许多独立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并不多见。该书有许多原创性的观点，比如，对在中国文化话语体系中拥有最大发言权的儒家的旅游观的研究，总结出向善、审美、求真三大优秀旅游文化传统；比如，作者通过对九州、五岳、天下等概念的解析，论证了中华文明五方一体、血肉相连的空间特征；比如，通过对不同社会阶层参与旅游活动的过程，分析旅游兴起的内在的深刻社会原因，以及旅游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比如，对旅游动机的分析，为进一步研究不同时期、不同阶层旅游者的行为特征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等等。这些视角独特、观点鲜明的研究成果，使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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