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博赅　因难见能

    为石涛立传诚非易事，尤其是传主作为一位不断“跨界”的不世出的天才，集画家、书法家、诗人、哲学家、画论家、佛学家、造园家于一身，乃一罕见的“复合构成体”，其艺术上的开张性、开合度如此之大，在历代画家中罕有其匹。有鉴乎此，欲为石涛作传，一个显见的难题是，作者必须拥有与石涛大致相埒的文化积累、学养修为、器识知见，如是方能实现创作主体与传主之间的“视界融合”。但由于历史条件与文化语境的悬隔，欲臻此境，岂易倖致？

    然而，当读罢邵盈午的《石涛传》后，笔者深感作者着实拥有多种跨学科知识的丰厚积累，因而能够游刃有余地通过他独到的审视眼光与对史料的读解方式，赢得自主空间。随着文本的渐次展开，作者不断地变换视角，从而充分展示出其多重“身份”。

    首先，作者是著名诗人。唯其如此，他才能以诗人的方式去阐发石涛的“一次性生存”和“一次性创造”（也实际上是在强调石涛的不可模仿性与复制性）。在作者看来，石涛精神追求的边界与他生命经验的边界是高度重合的，包括他生前未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他伟大的艺术理想却因之此得以实现，这些都构成了他命运的一部分，从而成为一种传奇。石涛用自己燃烧的生命见证并阐发了伟大艺术的真谛。

    在邵先生的笔下，石涛正是以这样一种特立独行的生命样态展开，在遵循传记求真、典型化等原则的基础上，作者又力求凸显全书的诗性效应。所谓“诗性”，不仅指全书具有史诗的质性(包括恢宏的结构、深厚的历史内涵与鸿大的篇幅等），也包括作者从整体上对石涛的诗性观照方式以及高度诗化的审美书写，从而形成史与诗的融合并存，力图使二者交相映发。

    此外，由于作者的诗人身份，他始终以诗人之心体物，以诗人之眼观物，灵思飞扬，神与物游，在灵感的闪电下与石涛眼中的万物合而为一，从而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最终提升到“神动而天随”的创作境界，进而揭示出石涛为之醉心不已的那种“天地之大美”，匠心在焉。

    其次，作者是渊博的学者。从《石涛传》看，作者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心理学诸方面都有着深湛的修养（这正是这部传记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若溯言之，在我国传统文化的语境里，所谓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与诗学，其实都是一体化的，原无此疆彼界之分。具体说来，若无哲学的眼光与深度，诗人只能是“赋诗必此诗”，吟风弄月、顾影自怜而已；反过来说，若无诗人的激情与灵性，哲学家恐怕只能是从事逻辑推理的思维机器。再具体到书画家，若无哲学意识与诗家灵悟，恐怕只会沦为一个其俗在骨的匠人。正是从此一悟解出发，邵先生在《石涛传》中，绝不满足于单纯的史料整理以及常见的那种年谱长编扩展式的写法，而是通过各个章回间的秘响旁通，伏采潜发，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出石涛作为一位罕见的“复合构成体”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诗性诸方面的综合创化力——他不宗一家而博采众长，不求新异而奇气盘郁，不逐时流而生面别开，法法我法，守正出新。有鉴乎此，作者钩深探微，擘肌分理，宏微兼用，直析骨肉以还父母。从这里，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一种久违了的将哲学、历史、文学与艺术一体化的源远流长的传统，一种历史的穿透力，一种“吾道一以贯之”的大手笔、大境界。

    复次，作者又是一位颇具见地的艺术理论家。这种豁蒙导滞、抉隐发幽的理论功力，无疑大有裨益于《石涛传》的撰写。例如石涛的“一画论”，一直以来，泽惠历代画家甚多，影响綦巨。

    “一画”大旨，尽归于斯。立论警切，光气迸出，此等无一字凡响的识力笔力，足征作者具有万卷蟠胸的旷观达识，故能透过表层肤象而直逼本源，斩截透辟，浚人灵思。

    简括弘深，锋发韵流，化书卷气为一己之性灵。作者胸中若无通观卓识，断难发出如此掇皮见真的悟道之言。

    写至此，我忽然想到了曹子建所言：“有龙泉之利，然后议于断割。”过去我总认为“石涛传”是一个不能轻易染指的大题目，若无扛九鼎扫千军之手笔，难免枘凿。读罢邵先生的这部因难见能的《石涛传》，我的这一隐忧总算涣然冰释了。全书文采斐然，陈义高远，加之作者融通综赅的学养，再辅之以诗性盈溢的笔致，终使此书成为当下传记中不可多见的上乘精品。快读之下，情难自已，遂援笔分述所感。至于当否，殊未敢自是。倘使读者能夠直叩原作，自在取宝，此正笔者寸衷之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