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幅纸三绝”，119方钤印背后的千年追崇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份被誉为“镇馆之宝”的手稿——北宋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现存唯一一张手迹原本，洵为珍贵。这份司马光亲笔书写的草稿虽然只有29行、465个字，却记载了东晋永昌元年（322）一整年的史事。手稿呈现了东晋初年政权割据的历史图景，背后则是中华民族对于天下一统的不倦追求。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司马光主持编撰，“历十九年始成”，全书294卷、300多万字，具有极高的文献与史料价值。这部鸿篇巨制自问世以来，历代帝王将相、鸿儒骚客莫不争相传阅。

    史载，《资治通鉴》成书前的草稿可谓汗牛充栋。南宋高似孙在《纬略》中记载了司马光的《与宋敏求书》，信中称“到洛八年，始了晋、宋、梁、齐、陈、隋六代。唐文字尤多，依年月编次为草卷，以四丈为一卷，计不减六七百卷”。南宋史学家李焘《巽岩集》亦称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可惜的是，“靖康之难”导致宋王室储藏的大量图书、仪仗、冠服、礼器、珍宝等物品损坏和佚失。《宋史·艺文志》载：“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遭此劫难，曾经“盈两屋”的《资治通鉴》手稿也近乎无存。历尽沧桑，唯有其一“硕果仅存”，即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这份珍贵手稿。

    《资治通鉴》手稿横130厘米，纵33.8厘米。每段史事写开端数字至十数字不等，以下接“云云”二字，证明此为一份提纲性质的草稿。虽然只是一份草稿，涂改处也颇多，但字字端正，毫不马虎。

    元代著名画家、儒士朱德润作跋称：“此稿标题晋永昌元年事。是年王敦还镇，元帝崩，此江左立国之一变也，故公不得不手书之……”朱氏认为此稿是司马光亲笔，而非当时参与撰写《资治通鉴》的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协修人员所写。

    朱德润所记“此江左立国之一变也”即王敦之乱，又称王敦之叛，是东晋初年发生的一场动乱。最终王敦以失败告终，王敦亦在战事期间病逝。《资治通鉴》手稿记述的正是东晋永昌元年王敦作乱的历史，详细内容可见于《资治通鉴》今通行本卷九十二；“永昌元年春，正月，郭璞复上疏，请因皇孙生，下赦令，帝从之……王敦以璞为记室参军。璞善卜筮，知敦必为乱，己预其祸，甚忧之……”这份手稿文字极其精炼，篇幅不足成书的十分之一，距离成书尚有一段时间。

    永昌元年是历史的一张切片。在司马光的笔下，一份《资治通鉴》手稿描述了一个特殊时代的历史图景。

    颇有意思的是，司马光存世的这份手稿，最后一段竟然写在好友、北宋大臣范纯仁写给司马光和哥哥司马旦的信札空白处。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稿本末尾，有四行字被墨笔涂抹，这四行字便是范纯仁信札的内容。手稿的卷尾还有惊喜。在这里，司马光手书了一封“谢人惠物状”，即收礼后回复答谢的一种文书。宋太宗八世孙赵汝述在此稿后作跋称：“温公起《通鉴》，草于范忠宣公尺牍，其末又‘谢人惠物状’草也。幅纸之间三绝具焉，诚可宝哉。”一纸之间，集中了司马光手稿、范纯仁书札、司马光“谢人惠物状”，堪称“幅纸三绝”，至为难得。正因为“幅纸三绝”的宝贵，历代藏家盖在这份手卷上的藏印达119方，其中乾隆、嘉庆、宣统三位清代皇帝的钤印也揭示了手稿曾入藏清代内府的收藏遗迹。千年追崇的背后，是中华民族对优秀历史文化深沉的爱。

    自南宋始，此手稿进入公私收藏视野。稿卷曾入藏南宋内府：南宋大臣任希夷在稿上留跋称，观此稿于“玉堂夜直”。玉堂，即皇宫；夜直，指夜里在禁林值班。《宋史》载，“高宗移跸临安（今浙江杭州），乃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记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以富矣”“至宁宗时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靖康之难”后，南宋政府多方搜集，重新形成数万卷的国家藏书。可见，司马光的诸多《通鉴》手稿或于战乱中遗失，仅此残卷保留下来，入藏南宋内府。南宋葛洪、程珌、赵崇龢三人通观此稿，并合跋。此三人均为南宋大臣，同观《资治通鉴》手稿，或表明终南宋之世，此卷都还在临安宫中，为皇家之物。

    元初，此稿流入民间。元代教育家柳贯于此稿有跋，并在其《待制集》中著录了该跋文，但内容比稿后跋文多出一句“余姚徐氏藏司马文正公即范忠宣手帖修通鉴稿一纸”。由此可知，元至顺（1330～1333）年间，此稿藏于余姚（今浙江宁波）徐氏处。与柳贯齐名的黄溍于至正元年（1341）书跋于稿卷后，黄溍与余姚徐氏有亲缘关系，此时黄溍也正在江浙任职，故该稿当时应仍在宁波一带。后又有元人宇文公谅、郑元祐等作跋或题诗。

    从明代开始，收藏者皆只钤印、不作跋。据稿上印鉴，明初，此稿由袁珙、袁忠彻父子递藏。后被嘉兴鉴藏家王济收藏。明嘉靖（1522～1566）年间，稿卷收于无锡大收藏家安国之手。安国之后，此稿被明代著名鉴藏家项子京收藏，项氏在该稿卷上钤了近70方印记，其珍爱程度不言而喻。

    明清交替，此稿卷进入清初著名藏书家梁清标秘箧。清乾隆（1736～1795）年间，稿卷被征入清廷内府，藏于御书房。乾隆帝御题签“司马光通鉴稿内府鉴定真迹”，钤“乾隆宸翰”一玺。清代的《石渠宝笈》卷二十九对稿卷有著录并将其评为“上等，辰一”，钤有“石渠宝笈”藏印。此稿卷后一直为清代历代皇帝鉴赏。

    清末，《资治通鉴》手稿随溥仪出宫。伪满洲国建立后，溥仪将此稿卷存放于伪满皇宫东院的缉熙楼同德殿内保存。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溥仪仓皇出逃，伪宫失守，典籍书画遭劫，此稿卷辗转落入富商谭敬手中，后从香港卖出，归入中国国家图书馆。

    《资治通鉴》手稿具有多维度的重要价值：作为一份出自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之手，流传千年的北宋书稿，其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显而易见；作为一份历史名人的墨迹，手稿有着珍贵的书法艺术价值。而与手稿紧密相关的《资治通鉴》，更是中华民族“镜鉴”历史的有力见证和生动阐释。手稿历经千年沧桑、流传有绪，见证了家国遭受的苦难和中华民族重归兴盛，更见证了中华文脉流传千年，薪火赓续、生生不息。

    （本文摘自《何以华夏：文物上的中华民族》，翁淮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4年3月第一版，定价：9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