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王瑶的革命者精神底色

    1934年9月，王瑶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开启了他在北京的读书生涯，随即被卷入救亡运动的浪潮。据季镇淮回忆，王瑶在清华中文系是一个活跃的进步青年，参加“一二·九”运动，骑着自行车奔走于游行队伍两头，曾两次被捕；主编《清华周刊》，爱读鲁迅，研习左翼文论。这一切奠定了学者王瑶的精神底色，对他日后的治学路径无疑有潜在的影响。钱理群也认为在学者王瑶之前，还有过一个倾心革命的王瑶。这两个“王瑶”所对应的两段人生轨迹有着更深层的联系。不了解革命者王瑶所经历的时代风云，便无法深入理解学者王瑶的洞见与遗憾。

    在王瑶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赵俪生看来，当学者是王瑶“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投身革命事业才是他的初心。人总有还是个“胚子”的时候，等一挂釉上彩，就覆盖了他的质地和本色。赵俪生认为，论“胚子”，王瑶曾是一个心向革命的激进主义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看不出有做学者的企图。在清华园读书期间，赵俪生和王瑶一起到教室听课，一起组织社团、编刊物、写文章，一起到大食堂或小饭铺吃饭，到琉璃厂买旧书或到北京饭店楼下法文图书公司买外文书，又一起进城游行示威。王瑶因擅长写政论时评，被他的朋友私底下称为“小周扬”“小胡风”。

    据赵俪生这样知根知底的老友透露，清华园时期王瑶的本行并非文史考据，而是当代政治观察与文化批评，他在文艺理论方面造诣匪浅。那时王瑶整日手不释卷的是普列汉诺夫集、卢那察尔斯基集而非陶渊明集。王瑶后来从中古文学转向现代文学研究，带出一批才华横溢的学生，对现代思想与人物做出相当精湛的研究，其中那股“气”是在1934年至1937年间积贮下来的。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王瑶曾承认大学时代对理论感兴趣，而且自居为理论家。因为他文思敏捷，是文章快手，所以在清华左联内部担任编辑写稿这类工作。这期间王瑶担任过《清华周刊》的主编，又曾参与编辑左联领导的文艺杂志《新地》，常用各种笔名写时事评论和文艺批评发表，于是自以为是笔杆子，不愿意到群众中去从事一般的宣传动员工作。王瑶检讨说理论家“这个包袱拖得时间很久”，而且把他拖垮了。检讨书中的自我交代多少有违心之言，但不难看出青年王瑶的自我期许是十字街头的左翼理论家而非象牙塔里的考据学者。在检讨中，他说自己当时的志愿是去上海借助共产党的力量办杂志，这样既可以享受资产阶级式的生活，又可成名。王瑶相信自己的才华与理论素养，更相信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除了编刊物、写文章，他还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因此两次被捕入狱，这些经历让王瑶自认为是经得起考验的。

    如果说做一个左翼理论家是青年王瑶立下的志业，那么他日后转向文学研究亦得益于在清华园里所受的科班训练。王瑶考入清华中文系时，系主任是朱自清，教授有闻一多、俞平伯、杨树达、刘文典，以及和历史学系合聘的陈寅恪。当时师生之间的年龄差距不大，王瑶21岁、俞平伯35岁，朱自清、闻一多都是36岁，刘文典44岁，陈寅恪45岁，杨树达50岁。在这些教授中，王瑶接触较多的是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这三位的专业趣味和治学方法都对他有深远的影响。

    清华国学院解体后，文科只剩下老辈的如刘文典、陈寅恪、杨树达，半老辈治哲学的如冯友兰、金岳霖，中年学者如朱自清、闻一多等人撑台。比起北大和东南大学，清华文科在根底和积累方面稍显逊色。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温文尔雅，深通人情世故，学生刊物请他写文章，从不推辞，而且文稿工整，一如其人。

    王瑶日后回忆，闻一多讲《诗经》、讲汉乐府，都认为这些是民间作品，最原始但也最健康，他常说：“《诗经》中女人的爱是赤裸裸的，绝不像后代那样扭扭捏捏。”

    王瑶选择中文系是受新文学的感召，但当时清华中文系的课程都集中在古典文学，于是他把汉魏六朝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据《清华向导》介绍，清华中文系的课程分作语言文字和文学两组，学生可各就性之所近选修。语言文字组偏重文字的形音义和语法，文学组则可分为考据、鉴赏与批评。在整理国故思潮影响下，考据逐渐成为学院派的正统，鉴赏与批评的路数在文学研究中居于边缘位置。

    清华中文系的必修课程，除了文字学、音韵学及外语外，尤为注重国学要籍。语言文字组必修《尚书》《诗经》《周礼》（或《仪礼》《戴记》）《左传》，侧重声音、训诂、文法；文学组则必修《庄子》《楚辞》《文选》等，侧重诵习其文辞，涵泳其旨趣。清华中文系厚古薄今的风气，让入学后浸淫于左翼文论、高度关注时政的王瑶深感失望。他在《清华暑期周刊》上撰文批评中文系的课程设置，指出中文系在《大学一览》里开列的课程多达七八十门，其中涉及现代文学的只有“新文学研究”和“习作”，而且这两课已停开多年。清华中文系教授中不乏名作家，如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都曾为白话文战斗过，然而清华学子在课堂上听到的内容几乎与五四新文学绝缘，“在那里呼吸不到现代文化的深醇气息”。王瑶对清华中文系的批评，实则与十年前朱自清对国学热的反省是相通的。朱自清主张打破以经史为正统的国学观念，阐发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从而改变崇古轻今的空气。“因为我们既要懂得古代，也一样地——即使不是更迫切地——要懂得现代。”

    中文系的授课内容既然与现代文学无关，那在一般清华学生的心目中，“文学”又是何物呢？ 与王瑶同年入学的魏东明称，清华虽然有文学院，但文学院的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看指定参考书，写报告，记作家的生卒年和著述梗概。他们组织的学会和俱乐部，打着文学的旗号，实际上对茶点、游艺更感兴趣。可见文学在大多数清华学生心中，与茶点的功能相似，是用来调剂枯燥的学习生活的。地处西郊的清华园仿佛是与世隔绝的桃源，生活于此“就如同在一个梦里”。

    清华向来注重培养专门技术人才，1936年清华二十五周年纪念之际，文学院院长冯友兰重申这一教育方针，称从清华出来的人大多奉公守法，凭个人的专业技能为国家社会服务；勇于投身政治运动的革命家是极少数。这可以说是清华教育的失败，但从其坚持的教育方针而言，也可视作清华教育的成功。三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救亡运动让清华园的空气有所转变，学生对政治的兴趣日益浓厚。目睹校园氛围的变化，冯友兰担心清华有“未得国能，已失故步”的危险，因为政治空气和学术空气难以在同一场域并存。

    清华事实上不可能自外于中国，也并非完全与世隔绝的桃源。在清华教务长潘光旦看来，清华建校的这二十五年，世界大势急遽变化，中国自身因国际环境的刺激与内部政局的变动，波澜迭起，而每个波澜震撼而成的大动荡迟早会传递到社会各个角落，尤其是文化教育机构。清华园内的空气变化，不过是对这种波澜动荡的回应，“一切休戚的状态和此种状态所唤起的悲欢的情绪，也就无一不与国家相共”。

    王瑶也在《清华副刊》上发表了校庆二十五周年感言，他以为在清华园里不同道路的对立愈加明显，不可能像冯友兰期待的那样“道并行而不相悖”。“绅士小姐”们仍陶醉于太平盛世的幻觉，试图摆脱园外的一切“俗事”；也有人选择正视现实，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护卫民族和学校的生存。后者知道知识的主要来源并不是被动的授予，而是在生活过程中主动争取。

    1934年冬，王瑶加入了一个十分活跃的学生社团“现代座谈会”。这个社团成立于1933年，吸纳了许多进步青年，经常组织会员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并举办学术讲演和专题报告会。每三周开一次大会，由各组提交研究报告，然后公开讨论各组所提出的结论。这种方式弥补了课堂教授与外部世界的脱节，促进了自由研究的风气。“现代座谈会”举办的专题报告也紧贴时势，如张凤阁报告“一九三三之国际与中国”，朱佩琮报告“中国农村经济之检讨”，柳无垢报告“文学与阶级”等。

    引导王瑶加入革命外围的是左翼作家联盟清华园小组的创立者赵德尊。赵是辽宁人，性情温和。他从东北流亡到北平，1933年秋考入清华外语系，比王瑶高一级。1935年赵德尊组建清华园“左联”小组，成员有王瑶、郑庭祥、赵俪生、冯宝麟（冯契）、邵森棣等，都是追求进步的文学青年。清华园“左联”小组是秘密组织，为了便于公开活动，又成立了“国防文艺社”，办过两期《国防文艺》。统一战线政策贯彻之后，“国防文艺社”扩大改组为“清华文学会”，赵俪生任主席，出版《新地》两期，王瑶亦参与编辑。在清华园“左联”小组中，王瑶以文艺理论见长，嗜读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爱写文学评论与论战文章。赵俪生和郑庭祥则喜欢翻译，经常从英文《莫斯科新闻报》《国际文学》以及美国《新群众》上翻译苏俄小说。王瑶、郑庭祥、赵俪生当年是清华园“左联”小组的骨干，三人关系要好，都不喜欢在食堂吃饭，常结伴到西柳村倪家小饭铺去吃炒饼、荷叶饼之类。

    除清华文学会出版的《新地》月刊外，王瑶参与较深的是《清华周刊》。1936年11月至1937年1月间他曾担任《清华周刊》第45卷的总编辑，总编辑一般是学生会干事会的出版科干事。《清华周刊》创办于1914年，最初是课艺性质的单张小报，逐渐发展成以输入新思潮、创造新学术为宗旨的综合刊物，销量从二百余份上涨到两千份，影响范围已超出清华园，在思想文艺论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王瑶在盘点清华的各类出版物时，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希望清华的出版事业能更活泼一点，不要躲在象牙塔里高谈学术，要把刊物的影响扩大到一般社会；而且要抓住现实，看清时代，把自身当前的需要和社会有机结合起来。

    在王瑶看来，《清华周刊》固然是偏于学术思想的刊物，但不能忽视全国一致的救亡工作。救亡与学术并非对立的，既不能忽视救亡，也绝不空谈救亡。王瑶认为没有脱离现实、超然存在的学术，唯有把学术和现实密切联系起来才是有价值的学术，也才真正对救亡有所补助。

    王瑶日后被人称道的现实感，或许源于他在编辑《清华周刊》时撰写大量时评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判断力。这种政治判断力首先是一种超强的信息整合力，能从大量支离破碎、稍纵即逝的信息中分辨出真正重要的东西——一种独特事态或氛围，特定的人物、事件和危险，在特定历史时刻起主导作用的希望和恐惧，从而预见时局的拐点。这种解读时事的能力伴随王瑶一生，让他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也给他带来许多烦闷和痛苦，以至于他在去世前给家人写下这样一句话：“我苦于太清醒，分析了许多问题，自以为很深刻，但不必说，不如痴呆好！”

    在清华学生参与的历次救亡运动中，“一二·九”运动对王瑶及其同代人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可以说“一二·九”运动在进步青年中缔造了一代人的连带感，让王瑶这代人找到了自己在现实及历史中的位置和使命。王瑶在纪念文章中称，“一二·九”运动之前，清华学生不大知道自己的力量，更不能深切地认识自己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这次运动之后，大批学生被从书本里拉出来，不再局限于封闭的校园空间，开始从社会实践中寻求出路。从考试成绩上看，以前心无旁骛的好学生逐渐变成坏学生，但他们却通过自我教育走向思想成熟。

    王瑶所在的清华第十级和前后两级都深度参与了“一二·九”运动。赵俪生认为“一二·九”运动的成功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民心，二是组织。“一二·九”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但不是公开领导，而是通过左翼青年掌握学生会领导权暗中指挥。在地下党的支持下，左派在大专院校的各级学生会里争得领导权，最后组建北平市总学联，成为学生运动的司令部。

    作为运动的直接参与者，王瑶更愿意从文化革命的意义上为“一二·九”运动定位。他以为“一二·九”之所以成为一个大写的日期，不仅在于当时游行示威产生的直接影响，还因为这场社会运动具有“五四”运动那样的文化潜能，有可能催生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一场价值重估的文化革命。“五四”运动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一二·九”运动使全国上下都意识到抗敌御侮的必要，使各阶层、各党派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它有新的哲学基础、新的工作技术，起到了社会总动员、文化总动员的作用，因而被王瑶界定为第二个“五四”。

    1937年1月《清华周刊》第45卷第12期刊出两则启事。其一云：“本卷周刊自第十一期出版后，即奉学校明令停刊，蒙潘教务长（笔者注：潘光旦）顾全周刊对外信用及本卷完整，允许本期继续付印。”其二云：“本社职员才力薄弱，对本刊此次之被停，甚感歉愧。特由王瑶君撰《为清华周刊光荣历史告师长同学》一文，附载于本期之后。”王瑶撰文回顾了《清华周刊》创刊二十三年来，从一份课艺性质的小报发展成为具有社会影响的综合学术刊物的历史。据赵俪生回忆，这篇文章在当时很有名气，义正词严，不卑不亢，显示了王瑶作为主编的气度。

    《清华周刊》被校方勒令停刊，这对全身心投入编辑事业的王瑶而言，肯定是不小的精神打击。赵俪生曾用屠格涅夫的话劝他，说“冷静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但王瑶自以为不是屠格涅夫型的人格，不愿用冷静把自己幽锁起来，他相信“用冷静来变革周围只能把周围僵化了，但用热情却是希图把周围来熔铸的”。只有基于热情的冷静才不是退缩和逃避，也只有基于冷静的热情才不会陷入盲动和自我痛苦。在冷静与热情、等待与盲动之间，青年王瑶通过批评实践和社会运动试图探寻一条通向成功的现实之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把王瑶推向清华园外更广阔的现实世界，他自此走上南渡北归的坎坷之路。

    （本文摘自《王瑶画传》，陈平原、袁一丹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第一版，定价：9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