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幸有高梦旦

    ■王建辉

    高梦旦（1870～1936，福建长乐人）是老商务印书馆一个特殊的存在，在商务服务30多年，作为张元济的长期合作者赢得普遍的赞颂，必然有其过人之处，当年的同事对他有商务“参谋长”之誉。

    商务与高梦旦的相向选择

    1903年11月，高梦旦从日本督学任上回国。“既归国，遇张君菊生于海上，纵谈及此。时张君方主商务印书馆，以编辑教科书为己任，因要余襄其事。”高梦旦便这样进了商务编译所，张元济在保荐人栏下签了名。

    张与高两人合作的重要性对于商务来说，一如张元济与夏瑞芳的结合。他们的相遇，无论商务与张元济，还是高梦旦个人，其实都是一种相向选择。

    其时，张元济已经在商务编译所专职工作了将近一年，他感到新建起来的编译所缺乏干员，而他与同在商务编译所服务的蔡元培又找到了编写教科书的路子，明确教科书应作为商务的百年大计来开发。但路子如何走，却又有些不顺。

    高梦旦正好是能理顺教材开发之路的人。高梦旦的优势明显，有理论有实践。理论是他发表过《论学校》，也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有关日本明治政府时期法令尤其是教育方面法令的译文。实践上，于出版早自19世纪末林译《巴黎茶花女》背后的操盘主角就是高梦旦；于教育则做过浙江大学堂总教习，又做过赴日督学，尤其是对于日本教科书情况很熟悉，一些留日学生翻译日本教科书的成败得失，他也了然。而且商务在这一年开始与日本金港堂股东合资，极需要懂得日语之人来沟通协调双方合作事务。高梦旦正好懂得日语。

    高梦旦从日本卸任归来，他的志趣不在仕途，而在西学与教育，商务是个好选择。他选择投身商务印书馆，作为安身立命之所。

    高梦旦的到来，让张元济感到必须委以重任。“是时编译所中方有分部办事之组织，以公任国文部长。”这个国文部的设置，不论是从时间还是从重要性来说，都堪称编译所的第一部，部长也是特定给高梦旦的一个职任，月薪200元。

    从此，浙江人张元济与福建人高梦旦，尽管两人有着巨大的个性差异，却算得上一生的伙伴与搭档。

    教科书和一般图书

    编纂的主心骨

    商务是以教科书立足的。在商务早期的教科书开发中，蔡元培指出方向，张元济组织规划，高梦旦改进方法。高梦旦在教科书编纂上的核心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编写方法的改进。他对张元济、蔡元培的编写办法提出了颠覆性的改进，“公对于小学国文教科书，先订全部计划，然后着手编辑，采用合议制。”这个改进对蔡元培定下的旧式个人包办之法踩了刹车，代之以集体合议制的方法。二是与日本合资方的沟通。商务早期教科书开发对日本的借鉴是很明显的，而高梦旦比张元济更了解日本中小学教科书的情况，商务旧人陈叔通曾说：“商务发财主要靠教科书，教科书的起源是由高梦旦去日本考察回来后搞的。”因而在与日本合资方的合作中既坚持中方立场，又更能沟通双方。三是除了总体上的把握之外，高梦旦还具体参与了许多教科书的编纂，据统计，在商务所编各类教科书封面上的署名，以高梦旦最多，共计有70余次，这既说明高梦旦承担任务之重，也说明高梦旦在教科书开发中的中心作用。

    在其他图书类别的编辑出版中，高梦旦也举足轻重。如我国时间最早、工程最大的一部《新译日本法规大全》（达300多万字），原是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未能操作成功的项目，由高梦旦重新启动完成，为那个时代创建中华法系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参照。商务持续多年的两大翻译即严译与林译，严复主要是张元济的关系，林译则与林纾和高梦旦有着特殊关系更为有关。商务出版的儿童读物中最早使用的“童话”一词，与高梦旦早年日本的经历也不无关系。辞书编纂，高梦旦也给予了有力的推动，他推动了《辞源》的编纂，还尽快推出《辞源》的初级产品《新字典》，并亲自研究检字法，将《康熙字典》214个部首简化合并为80个，将简化后的新检字法首次用于《新字典》。蔡元培作序说：“于民国成立之始，得此适用之《新字典》，其于国民之语言及思想，不无革新之影响。”

    商务人才高地的垒造者

    商务编译所长期以来是中国知识人才的一个高地。张元济诗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正是编译所里济济多士的一种写照。编译所的济济多士，以江苏人、浙江人和福建人居多，以至有“常州帮”“绍兴帮”“福建帮”之说。“常州帮”和“绍兴帮”的形成，系编译所早期几个主要人物如蒋维乔、庄俞、杜亚泉等所致，他们陆续引进了一些故土人物和乡邦精英。福建人大多是高梦旦引进的，如从日本留学归国的陈承泽（字慎侯）、郑贞文、何崧龄等。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地缘关系是人们生存的社会根基，在近代商业领域表现得很突出。高梦旦身上有一股浓得化不开的故乡情，他把这种乡情带入了商务。

    当然不限于福建人。陆尔逵（江苏阳湖县今常州武进人）1906年9月入馆，他入馆介绍人填写的就是高梦旦（高梦旦的兄弟高凤歧也有关）。陆尔奎为编纂《辞源》鞠躬尽瘁，他曾借友人之口说：“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辞源说略》）他发愤图强历时8年将《辞源》编纂这一巨大文化工程初步告成，积劳而成疾，竟至失明。高梦旦早在复旦公学任监督期间，发现了才学过人的钱智修（浙江嵊县人，在复旦公学和陈寅恪等均编入第四班），之后引入商务，钱智修主持《东方杂志》十三年，为这份近代以来的中国名刊做出了贡献。

    陆费逵（浙江桐乡人）是高梦旦引进的人才，高梦旦在参加书业公会的有关活动中认识了陆费逵，认为人才难得引入商务。陆费逵后来从商务杀出另创中华书局，从另一角度看问题，陆费逵从商务走失了，是不是可以说高梦旦为中国出版造就了一个商务之外的大人才呢？

    郑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1921年5月加入商务。入职档案上，填写的介绍人是“高梦旦”。他一入职便脱颖而出，成为编译所里年轻一辈的佼佼者。陆费逵是1908年秋天入馆，1909年5月创办《教育世界》杂志。郑振铎和陆费逵一样，入馆不久便提出创办《儿童世界》的设想，只大半年《儿童世界》便于1922年1月7日问世。

    王云五对高梦旦引进人才的贡献曾有一个评价：“单就商务印书馆一方面而论，经他拔擢的人着实不少，结果，都是很有用的人材，影响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很大。”

    编译所的实际操盘手

    陈叔通曾说：“高有特长，不但学问好，而且对于出版编辑业务也很精，故以后出版编辑工作，实由高梦旦主持。”那么从何开始实际主持呢？ 大约在1909年商务正式建立董事局之后，高梦旦就实际承担了编译所不少重任，以让张元济有精力去做更需要他考虑的董事局主席的事情。高梦旦在编译所人望高，又有早年的丰富阅历与办事才干，两人又心心相印，张元济自然很是放心。实际由高梦旦主持的一个佐证，还可从茅盾的有关回忆找到，1916年8-9月间，初入编译所英文部的沈德鸿（后来以茅盾之名行世）就《辞源》的改进问题给张元济写了一封短信，所内有人从宝山路编译所送给在河南路发行所的张元济，从夏瑞芳时代起，由于夏兼任发行所长，商务的行政中心即在发行所。不一两天，编译所就有人悄悄告知沈，张元济已批给编译所长高梦旦“核办”。1916年4月18日，商务董事会议决，高凤池担任总经理，张元济任经理（实际上是唯一的副总）。张元济更无法将主要精力放在编译所，编译所的事情更得高梦旦照料，1918年正式交任给高梦旦。高梦旦实至名归，正式担任所长，时间四年不到(1918-1921)。

    主动让贤的文化巨匠

    新文化运动兴起，高梦旦觉得自己不能胜任，他说：“时局日益革新，编译工作当适应潮流。站在前线，吾特不适于编译所之事，当为公司觅一适于此职之人以自代。适之其庶几乎!”这个认知站位很高。他与张元济商量后，亲住北京邀请胡适来接这个所长，高梦旦坦言：“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你来做我们的眼睛。”

    1921年暑假里，胡适应邀到商务编译所进行了一个半月时间的断续考察。考察的结果是，胡适先推荐了一个人，再提供了一个方案。高梦旦本来希望对编译所有一个较彻底的“革命”，但胡适提供了一个“改良”方案。推荐的人是王云五。王云五虽然在那时用公民书局的名义出版由自己翻译的“公民丛书”，显然还不是一个怎么出名的人物。但胡适觉得这个推荐可以对得起商务的一番好意。高梦旦极力赞同胡适的推荐，自愿退任编译所所属的出版部长。王云五后来回忆说：“承高先生允屈就编译所出版部部长之职，从技术方面协助我。此种精神实难能可贵。”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很经典的故事。胡适多年后写的《高梦旦先生小传》里对他的这个推荐，有过一个评价：“他们看中了一个少年书生，就要把毕生经营的事业付托给他；后来又听信这个少年人的几句话，就把这件重要的事业付托给了一个他平素不相识的人。这是老成人为一件大业求付托人的苦心，这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评价之高无以复加。王云五也以他突出的能力，不负推荐与托付，在高梦旦“适应潮流”的基础上更提出了“激荡潮流”的编辑方针，让编译所的事业更有所发展壮大。高梦旦退出所长之任后，一方面对王云五尽指导之责，一方面以更多的精力来辅助张元济的古籍整理工作，为商务再放光芒。一个王云五，一个陆费逵，两个可相伯仲的人，各以不同的方式，从高梦旦这里走出来，一个创中华新生，一个为商务续命，说高梦旦是文化的巨匠并非是虚言。

    从“总参谋”到“参谋长”

    因为高梦旦在编译所对张元济的辅助作用太突出，所以在后来人那里有商务的“参谋长”之誉。这个参谋长的作用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出版主业的参谋长作用，已如前述；二是对于所长和决策层决议的执行，落实到位；三是人际关系的协调。在某种意义上说，高梦旦是张元济在所内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张元济个性突出，对人较为严厉，许多事情都由高梦旦来协调转圜。王云五说得很到位：“商务的当局，我敢说，都是为公的；可是学识眼光种种不同，长久共事，总不免有些意见。而介于其间，以妥协的方法消除当局间彼此相左的意见的，恐怕高先生就是重要之一人。”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作为经理的张元济与作为总经理的高凤池，两人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尽管他们是为公事并无私仇，最后竟至两人不能共事的地步，张元济登报辞职。这一下商务全炸了锅，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当此时，偏偏对两人都能说上话的高梦旦又去了北京。如果高梦旦在沪，此事会有余地。时任总务处主任的陈叔通，只能电请高梦旦从速回沪。张元济既已登报，开弓没有回头箭，高梦旦与陈叔通从中协调有了一个如后的结果，张元济与高凤池两人同时退出，改任比总经理地位高的监理，由印有模为总经理，王仙华、李拔可任经理，相当于双方各出一人为经理。王云五说高梦旦“性圆而行方”，高梦旦形象地说自己是“印刷机器上的橡皮”，这个“性圆而行方”和“橡皮”，正是这位可谓商务的“谋国之臣”的“参谋长”能够胜任的性格奥秘。

    顺带说说“参谋长”的来历，人都知是陈原、汪家熔等的有关文章中所言，其实陈原们也有所本。庄俞在30年代就写道：“盖菊生先生与公情投意合，如左右手，事无巨细，必咨于公，语于公，谋于公，重大问题公未与议者，虽决不行。如遇数人意见不一致，得公片言，立可决。公之于事，欲言则言，无可言则不言，言必尽其意，自初入公司于编译所如是，其后于总公司亦如是，故其在公司名位或虽有变革，不啻三十余年之总参谋也。”（《悼梦旦高公》）此后，可能是陈叔通最早提出“参谋长”一说，他说高梦旦“在商务历史上也是重要的人物，出版的基础、成套的规划，高出力不少，我常谈他是参谋长。”（《回忆商务印书馆》）从庄俞的“总参谋”之誉，到陈叔通晚年回忆中“参谋长”一说，再到后来到陈原们那里，“参谋长”之谓就流传开了。

    文末还是回到胡适说高梦旦，胡适为高梦旦写过一篇传，一篇铭，此为胡适一生所仅有。他称高梦旦为现代圣人就是在这篇传里，也在日记里。自然，也会在后人的文化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