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想象、自我认同与现代性的价值

    ■尉佩云

    2024年2月9日我和德国史学理论家约恩·吕森（JörnRüsen）在他位于德国波鸿市的家里讨论历史时间问题。此次访德，首先是就他的《新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2013）的中文译稿和他进行了逐章逐节的校对，他对一些德文用词进行了思想史维度的解读和说明。其次，我们着手编辑他对史学理论核心观念的诠释。在此间歇，我们就史学思想史和理论研究的主题和范畴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交流。对于历史时间问题，我的理解更贴近于法国学者的理路，即历史时间是一个现代概念，它的三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划分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更进一步，我认为在历史范畴内的自然时间概念是人创物，其本身是一个思想上的后发概念。对此，吕森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历史时间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范畴，时间编年（Chronology）是一个预设性、普世性的存在和事实，只是在各个文化类型中的表述方式不一样；而且过去和未来的划分在古典时期就已存在，更不用说在中世纪时期的神意论学说。

    为了向我说明他的观点，吕森从书房中翻出了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于1493年出版的《世界编年史》（weltchronik），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画家丢勒（Al⁃brecht Dürer）的老师——迈克尔·沃尔格穆特（Michael Wolgemut）设计了本书的木刻插图。舍德尔是一位纽伦堡的医学家、人文主义者、历史学家。吕森解释说，在该书中不仅有明确的当下概念，而且在最后的陈述中，明确提出历史向前延伸并指向开放的未来。过去和未来的区分在此是相当明确的。吕森接着说现代历史时间只是将所有的这一切思想“时间化”了，科泽勒克的研究就是最好的说明。

    然而，在我翻看舍德尔的著作时，引起我兴趣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该书的“der werlt”（中古德语，即“welt”——世界）部分，舍德尔对于作为异域的印度的想象中，插图所展现的图景不禁让人想到中国《山海经》中的异域想象，“他者”，都是兽面人身、三头六臂、身体比例失调、奇形怪状的“非人化”形象。最为传神的是，舍德尔书中一幅图和“以自身双乳作眼、肚脐为嘴”的刑天几乎一模一样。在此提出一个问题：为何在战国汉初的东亚中国和在15世纪西欧的德意志世界中，对于“他者”和“自我”的差异性想象会如此出奇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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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的文化类型中，“自我”和“他者”是一对基本概念。这种区分的思想核心在于其差异性，在最基本的层面指自我和他者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性并非他物，而是自我认同的方式和结果。在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自我”通过对“他者”的各种光怪陆离的“非人化”想象，进而将“自我”及其所属群体确认为“人类”。所以，对于他者的各种异域想象和非人化贬斥，其恰恰指向于自我认同。正是如此，才会出现舍德尔的《世界编年史》和中国的《山海经》中这样两个时空差异巨大的文本中对于外族具有相似性的想象。

    按照这个逻辑，人类历史中的每个族群在其确认自我认同之初，都是以自我褒扬、他者贬斥的离心式的方式所建立的。那么，就会出现无数个自我中心和他者贬斥。“自我”总是正面的、积极的、人类的，“他者”总是负面的、消极的、非人类（类人的）的。在建立认同中心的过程中，自我总将负面想象、非人化贬斥投射给他者。其结果是，每个“自我”褒扬的中心又会成为“他者”建立“自我”认同中心的异域想象。“自我”同时又成为“他者”。通过这样的方式，“他者”反而成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一种参照，“他者”同时也是作为“自我”的负面投射而出现。正是由此，“自我”和“他者”发生了关联。

    在人类历史中，“自我”和“他者”最初由血缘、种族关系来区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差异性建立方式，而自我认同的确立是建立在普遍的一致性基础之上。在此，为了追寻普遍一致性，差异性冲突的解决方式是消灭不同的血缘和种族，这种差异性冲突的解决必然是原始的、残忍的、血腥的。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宗教等思想性范畴开始作为认同核心，这超越了“自我”和“他者”之间血缘宗族纽带等具象的、清晰的差异性确立方式。相比较而言，这种自我认同的建立是一种对本质主义的脱离，它能够涵盖更大的族群、人种和不同的血缘。启蒙运动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现代意识形态的确立，“自我”认同的确立，其涵盖范围更广阔、更包容，这逐渐减少并消弭了此前以小的族群、种族、宗教等范畴所建立的差异性认同，并且具有了协调差异性冲突的方式。所以，人类历史的认同建立是逐渐脱离本质主义，走向规范性范畴的过程。

    在所有的历史过程中，差异性是天然的范畴，它是“自我”的一部分、一种存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差异性冲突不可避免，即使在民族国家建立以后，差异性会以更大的范畴、更广的范围来体现，而且每种差异性都具有强烈的普遍性诉求。从最初的血缘种族到民族国家的演变过程中，每一次差异性边界的更迭都伴随着沉重的代价。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人类在理解差异性、寻求一致性的过程中，逐渐采用了更理性、更克制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如何处理“他者”、如何处理“异己”，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命题，也是考量一个文化类型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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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8世纪启蒙时代以来，现代性思想逐渐成为人类思想方式的主导。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时间化思维等范畴相伴而生。对于现代性的指责，一般认为，正是由于现代性思想带来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影响，使得古典意义上的价值观念失去了稳固的根基，人类的一致性、整体性思维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比如，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指出，历史主义要为自然权利的衰落负责；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则更为直接地说，大屠杀乃是现代性的产物。

    但是，现代性同时强化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了高效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现代价值理念。由于其特定的历史普遍性，平等、人权、人道（Humanität）等概念克服了差异性论证，一道也被普遍化了。在对待“他者”、处理“异己”、面对“未知”的情况下，在现代语境中，平等成为我们思考的基础。“北狄、东夷、南蛮、西戎”“君臣、父子”“领主、封臣”等以往的差异性范畴失去了合理性基础。由此，在“自我”认同的确立和论证中，“他者”虽然具有负面投射，但是这种负面投射不再以血缘、非人化等本质性要素作为论证核心。“自我”也逐渐丧失了中心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冲突论、殖民与反殖民的争执成为去中心化、平等化的体现。

    随着现代性思想带来的平等化，差异性冲突成为现代世界的常态和主题。然而，这并非一种倒退，而是一种进步。这是因为平等化成为我们思考的基础，“他者”和“异域”的差异性反而被凸显了出来，成为思想目标进而被主题化了。而在前现代语境中，“他者”的差异性是天然的、预设性的存在，它并不是一个“问题”出现在当时的思想世界。由此，现代性带来的多样性、多元化、演化性、个体性成为去本质化、反中心化的思想成就，现代性具有了人文主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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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现代世界以后，由于现实的经济联系、思想沟通和世界性探险，对于异域未知的、具象化的想象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以理性化的方式探索“异域”——异域想象转变为人类学、社会学和跨文化的研究，这使得全球化进程具有了历史合理性。然而，本质化的、中心主义的、起源性思维作为“同时代的不同时代性”依然存在于当下的思想世界中。可以预见的是，在当下及短期未来，上述思想方式作为区分“自我”和“他者”，进而通过差异性建立“自我”认同的方式会依然存在。

    本质化、中心化以及去本质化、去中心化不仅是学术思想范畴，而且也是有实质的历史性存在。在此，启蒙学者所描摹的“世界公民”等概念依然具有现实的思想价值。在当下语境中，消弭本质化的差异性认同，增进“自我”和“他者”相互理解的可能，既是今天人文学术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人文研究的价值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