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我曾经是一个科学主义者。现在大抵还是，不过对于科学的理解有些不同。大学时，我读的是中医学院，学习了生物医学之外的另外一种医学——中国传统医学，但是由于大学课程中其实有一半以上还是西医课程，以及自幼受到的理科教育，令我对于科学的理解大概还是处于形容词的层面上，即“科学”意味着“正确”。在学习大学课程时，也经常会陷入纠结，比如解剖课上学习的肝脏在腹腔的右侧，但在中医理论中却是“左肝右肺”。中医学的知识，与现代医学多有类似的抵牾，本着眼见为实的想法，我多少有点厚西薄中。我想有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但是随着识见渐博，我知道知识不能以一个标准评判，知识有多种尺度。
科学是一种尺度，而文化、情感、价值观等也都可以作为一种尺度。即便是科学本身，尺度亦非单一。不同尺度下，知识的价值与意义不同。本序所言的科学主要是指16世纪以来在欧洲发生的以数学为基础，以实验为知识主要发现方式的近代科学。中医学的知识系统来源于秦汉时期中国的自然与社会风土，古人通过充满智慧的观察与思辨构建了体系化的中医学知识。同时，这一系统的知识应用于临床，其效应可谓可靠。一种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知识被经常贬抑为“不科学”，这本身就不科学。如果不是事实本身的问题，那就是尺度的问题。中医学自身有其知识评判的尺度，这一尺度可以是观察的结果，可以是理论的演绎，可以是临床的证据，未必符合科学的要求与标准。如果以现代医学，即科学医学的尺度来看，中医学的知识未必科学，潜台词是未必正确。但是，不符合科学标准的未必不正确，也未必不可靠。
可以说，中医学的存在与其可靠性打破了现代医学的一元尺度，并且在社会文化的加持下，在国内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差相仿佛地可以与现代医学分庭抗礼。相对于中医学的成功，民族医学的处境则颇为艰难。从学科归属来说，民族医学显然是归不进现代医学范畴，大概也不怎么受中医学待见，在全国的中医院校中，除了几个自治区有民族医学的科目，大多数都没有。民族医学有点“爹不疼娘不爱”的悲催感。不过，兰生幽谷，终有人识，这个没人疼爱的科目自然也有人关注。刘兵教授及其合作者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给民族医学作了知识论上的辩护，《地方性知识视野下的民族医学研究》一书即是一次集中呈现。
民族医学所承载的是比中医学更加非主流的知识系统，以本书的角度言，即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的理论与意涵在本书的导论中已经有了详细的解读，我认同本书中的主要观点，所谓地方性，不仅仅是一个place的概念，更意味着一知识类型。不同的知识类型间或许不可通约，但是没有所谓的高低之分，不能说科学知识是高级的知识，而古代中医的知识就是低级的知识。各自有其尺度。比如，现代医学将身体按照系统分类，分为神经、运动、消化、呼吸、循环、内分泌、泌尿、生殖八大系统，而中医学按照脏腑、身形分类，分为肝、心、脾、肺、肾五大藏象体系，以及皮、肉、筋、脉、骨五大身形范畴，在理论解释层面两者之间很难说有高下之分，在不同的应用范畴上，各有各的合理性。至少在中医药用药的指导上，中医的分类更为适合。同样，民族医学的理论与实践亦有其自身的合理性。本书中述及了壮医、苗医、蒙医等民族医学的身体理论，在我们大多数人戴着现代医学的眼镜，也就是说总是以现代医学为参照系对待这些理论时，看到譬如“三道两路”“四大筋脉”等名词，总是有一种异类感与自然的排斥感。“异类”就应该排斥吗？ 我们没有置身于民族医学的生长环境中，似乎没有充分的合法性去排斥与否定一种理论形式。每一个民族的医学，包括十分小众的、几乎没有进入学者视野的一些民间医学技术都有颇具特色的知识内容，有些成为系统的理论，有些只是散在的经验，这些知识自有其存在的意义。
民族医学的意义在哪儿？ 如何发现其意义？ 本书提出，地方性知识是发现民族医学意义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同中医学相比，民族医学具有更为显著的“地方性”，其存在本身即有力地给出了知识尺度的多元化证明。本书作者对于民族医学的身体观与技术理论的讨论也是尽量秉持公允的态度。如“蒙古族公众理解中的‘赫依’——一项有关蒙医的公众理解科学定性研究”一节，作者对内蒙古地区不同区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与性别的公众作了访谈，在不同对象的描述中寻找“赫依”的本体，同时观照了公众的“外行知识”和专家的专业知识之关系。这一案例对于地方性知识本身就是一种支持。承认地方性知识的存在，就意味着平等地看待所有的医学知识类型。现代医学、中医学、民族医学各有其地方性，在这一视角下，民族医学的合法性得到了部分辩护。
本书中还从科学传播角度进一步对民族医学的意义作了阐发。“蒙文医学科普图书调查研究”以及“对内蒙古地区医院医学科普挂图的调查分析”两节中，均尊重了公众对于科学的理解。如前所述，知识有多种尺度，公众的认识当然也是一种尺度，地方性知识的形成与公众在一定范围内的共识密不可分。公众认识与精英（科学家）的认识有所不同，虽然科学家拥有比公众更多的解释知识的权利，但是未必是所有真理的持有者。公众认识可能有更容易被接受的解释力与更为长远的生命力。如本书中讨论的关于“上火”与“毒”的公众认识与科学传播，即是很有力的例证。“上火”“毒”等词语于国人而言，已经刻入文化基因，即便是现代医学的医生与最“纯粹”的科学家，也离不开类似术语，失去了这些貌似不科学的词汇，则会很大地影响中文的表达。进而言之，“炎症”比“上火”更为接近真理吗？ 似也未必。
或许有人要质疑，地方性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局限性的视角，用此看待事物，失之于偏狭。这里涉及一个很基础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民众，我们每天所接受的、所思维的、所输出的知识，能超然于“地方性”之外吗？ 正如大多数中国的西医一生中难免要去看中医一样，即便我们标榜自己如何科学，也不能免于地方性知识的支配，如上所说，“上火”“毒”等概念已深入到语言的毛细血管中，又如“坐月子”也是中国女性最有代表性的支配身体的一种权利。本书中提到，“坐月子”正在为现代医学所改造，披上科学的外衣。虽然作者认为，作为一种根植于中国传统医疗文化与语境中的地方性知识，“坐月子”有其自身的合法性与意义，并不一定需要使用现代医学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和判定它的价值，不过，反过来说，这种科学化“坐月子”的行为本身就是地方性知识存在并具有普遍意义的明证。我们生活在“地方”中，每个人都具备“地方性”，“地方性知识”无处不在地支配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作为在“深层意义上与科学知识一元论立场的对立面”，地方性知识与科学具备同样的知识地位。
所以，刘兵教授及其合作者著作本书，其意义并非仅仅在“推广”民族医学。事实上，刘兵教授虽然对于医学的多元化深具兴致，并且愿意尝试不同的医疗方式，甚至偶尔自行披挂上阵，对自己与亲友动手实施他的地方性医疗知识，但是他的真正目的是给科学一个多元化的解释，给予更多的知识类型以合法性——对于地方性知识与一元论的现代科学之争，这或许是一种和解，也未尝不是一种出路。
（本文系为即将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地方性知识视野下的民族医学研究》（刘兵等著）所写的序言。作者系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教授、中国针灸学会针灸文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