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霁野与“名著译丛”

    业界颇有口碑的“大家小书”丛书（北京出版社出版），新添了一个“译馆”系列。第一辑十种里，我感兴趣的是两册英国散文集：一为《四季随笔》，乔治·吉辛著，李霁野译；一为《鸟与兽》，哈德生著，李霁野、刘文贞译。这两种译著最初都收入台湾省编译馆印行的“名著译丛”，首版于1947年。前一种是近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的经典，曾多次再版重印；后一种初版本里选译原文的篇数比新版少，而且译者的署名也只有李霁野的妻子刘文贞一人。

    一

    台湾省编译馆成立于1946年8月，是抗战胜利后新设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直属机构。馆长许寿裳，浙江绍兴人，与行政长官陈诚是同乡，也是鲁迅生前挚友。聘请李霁野来台共事，或许因为他曾是鲁迅“未名社”的成员。

    当时，李霁野已离开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回到故乡安徽霍邱叶集。接到邀请函，他随即带着妻稚启程，并约同乡好友李竹年（李何林）一家，及女师同事金琼英一同赴台。李霁野一行于10月初抵达。据《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记载，李霁野担任编纂兼名著编译组主任，李竹年、金琼英担任编审，刘文贞担任编辑。档案资料里还存有一份名著编译组“拟译书目”，计八种。这个系列有的尚未动笔，有的已经完稿，后来正式出版的却仅有两种，即《四季随笔》和《鸟与兽》。

    这两种书的初版本内，均附有一页待印书目广告，所列“名著译丛”系列六种，较“拟译书目”少两种，先后次序也有调整。此六种依次为：一、《四季随笔》，英国吉辛著散文，李霁野译；二、《鸟与兽》，英国哈德生著散文集，刘文贞译；三、《伊诺克·亚敦》，英国丁尼生著长诗，刘世模译；四、《我的学校生活》，俄国亚克沙科夫著回忆录，李竹年译；五、《美学的理想》，法国德司比尔著论文集，金琼英译；六、《莪默诗译》，波斯莪默著诗集，李霁野译。

    《四季随笔》和《鸟与兽》的初版时间分别是1947年1月和6月，而5月中旬，台湾省编译馆已遭取缔。原来“二二八”事件后，陈诚被调离，行政长官公署撤销，改设台湾省政府，新任省长5月15日到任，16日省政府第一次政务会议就宣布裁撤编译馆。许寿裳转而应聘于台湾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李竹年入中文系、李霁野入外文系任教。因为没有哲学系，金琼英工作不好安排，便独自返回内地，去云南大学教逻辑。刘文贞则经介绍到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附中教英文。《鸟与兽》一书大概在5月中旬前就排印好了，故此得以按原计划出版。

    二

    《四季随笔》一书原名The Private Pa⁃pers ofHenry Ryecroft，直译为《亨利·赖克罗夫特私人杂记》。赖克罗夫特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也可视为作者乔治·吉辛的化身。吉辛在序言中假托自己只是在整理编选亡友赖克罗夫特遗留的日札手稿，其实全书主要素材都出自他本人的杂记本。他还说，选出的内容常常涉及大自然的情景，许多思想对应所题的月份非常贴切，遂将全书分成四章，各章分别以春、夏、秋、冬命名。李霁野正是据此将书名改译为《四季随笔》。

    1943年5月，李霁野在重庆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任教，课余开始翻译《四季随笔》。据说，曾就原作中的希腊文、拉丁文请教过同在北碚的方豪和杨宪益。1944年2月，书稿译完，交予孙晋三主编的《时与潮》杂志分期连载。与此同时，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的几次演讲中，李霁野也频频引用《四季随笔》。这在其演讲集《给少男少女》（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版）里有明确记录。

    1946年10月，李霁野到台湾，主编“名著译丛”，初拟的翻译书目里就列有《四季随笔》。当年“台湾省编译馆工作概况”中有记录：“书名：四季随笔。内容：以片段随感式的文字，抒写作者对文学、艺术、人生、社会各方面的见解。字数：十二万。完成时期：（民国）三十六年一月。”译稿原是现成的，李霁野只是从台湾大学图书馆借来一部日本出版的原文注释本作参考，增加了一些注释，很快交付出版了。该书首印两千册。馆长许寿裳十分满意，特地嘱咐多印五十本，题字赠送内地各大图书馆。而那本士居光知撰序、市河三喜作注的原书，李霁野匆匆离台时未及归还；一直等到两岸开放后，才托来访的台湾学者秦贤次捎回。

    李霁野是1949年4月从台北出走，经香港抵达天津的。台湾戒严时期，内地作家的著译均在查禁之列。李霁野的另一部名译《简·爱》都上了台湾省政府与警备司令部合编的《查禁图书目录》，《四季随笔》自然不会例外。可是，读者对好书的需求一如既往。据赖慈芸《翻译侦探事务所》（北京三联书店2023年版）一书统计，1964年至1982年间，台湾地区出版不署名或改用其他假名的《四季随笔》盗印本，就有十种之多。最有趣的是文星书店的那本，译者署名“于北碚”。李霁野原书译后记最后一句是“1942年2月16日，译者于北碚；1946年12月5日，注校完毕于台北”。出版者显然知道实情，故意用“于北碚”三字作为译者姓名，颇有嘲讽意味。

    就这样，《四季随笔》以各种盗版的形式继续流传。从叶灵凤、董桥等人的某些文章看，他们应该都见过盗印本，但似乎并不清楚译者到底是谁。直到1985年，李霁野亲自校改的新版，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公开发行。此书后来多次再版重印，最新的一个版本便是北京出版社2023年“大家小书·译馆”系列之一。

    三

    与《四季随笔》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鸟与兽》初版以来一直默默无闻。其实原书作者威廉·亨利·哈德生（今译赫德逊或赫德森）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绝不逊于乔治·吉辛，在中国也很早就有人介绍。李广田《画廊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中有一篇《何德森及其著书》，以及一篇根据其英语原文改写的散文《天鹅》。近年来，哈德生所有重要作品都有中文译本。程虹《宁静无价：英美自然文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里有专章评述。

    刘文贞原为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的学生。李霁野时任系主任，课堂上曾指导她翻译文学作品。1934年，刘文贞毕业，两人明确恋爱关系。同年年底，李霁野向鲁迅推荐刘文贞翻译的短篇小说《莱比和他的朋友》。《鲁迅日记》记载：“午后得霁野所寄译稿一篇，其学生译。”该稿于1935年7月《译文》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鲁迅在7月21日致李霁野信中写道：“刘文贞君译稿已登出，现已暑假，不知译者是否在校，稿费应寄何处，希即示知。”8月3日，鲁迅又在信中写道：“刘君稿费，当托商务印书馆汇去，译者到分馆去取，大约亦无不便。”

    1937年7月20日，两人在北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婚礼。沦陷时期，李霁野在辅仁大学任教，刘文贞没有合适的工作，闷在家里，开始翻译哈德生的散文。不久，李霁野迫于形势出走，将《哈德生全集》还给图书馆，刘文贞只译完六篇便中止了。这六篇文章分别选自哈德生自然散文集《禽鸟记异》《博物学者的书》《汉普郡的时日》和《鸟与人》。刘文贞一直将译稿带在身边，到台北后，又经李霁野校改并撰序，作为“名著译丛”第二种印行。名著编译组“拟译书目”中的介绍称：“作者为现代卓越的自然研究家，写鸟兽有近人性之生活，非常有趣。”

    然而，《鸟与兽》出版之后没有任何反响。不要说没有盗版，就连专业研究者也极少关注，甚至没有见过。台湾有位学者在近著中谈到“名著译丛”，还说只出了《四季随笔》一种，其他五种都是待印，未及出版。大陆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就目前的资料来看，仅有姜德明先生藏有一册。那是他1958年夏在北京东安市场富强旧书店以两毛钱的价格购得。他“也不知是谁从台湾带回大陆的”。

    李霁野夫妇都很喜欢哈德生的散文。回大陆后，李霁野又另外选译了十五篇，并撰写长文《哈德生的生活和作品》作为代序，与前书合编成一册增补本，书名仍是《鸟与兽》。这册两人合译的新书，于2004年整本收入百花文艺出版社《李霁野文集》第七卷中。2023年“大家小书·译馆”系列中的《鸟与兽》，则是新书的首个单行本。

    四

    1947年5月中旬，台湾省编译馆解散，“名著译丛”出版计划戛然而止，待印的几种译稿下落如何呢？ 现据李霁野晚年回忆，参照其他资料线索，略作梳理如下：

    《伊诺克·亚敦》原为英国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长诗，译者刘世模时任编译馆编审。“二二八”事件中，刘世模被警备司令部拘留，后经许寿裳保释。他当时说，译稿要自己再校一次后交出；但不久编译馆解散，李霁野也没见到译稿。多年后，两人在天津见过面，却未提及此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刘世模在上海去世。

    《我的学校生活》是旧俄作家亚克沙科夫的回忆录，译者李竹年，即后来以鲁迅研究闻名的现代文学史专家李何林。李霁野翻译过亚克沙科夫的《我的家庭》（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我的学校生活》为其续篇，因李何林意欲译书，便推荐给他翻译。此份译稿已完成，一直留在定居台湾的好友台静农处，后来台静农又托人带给了李霁野，而今不知保存何处。

    《美学的理想》是法国学者德司比尔的论文集，译者金琼英是李霁野的异性好友，晚年历任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第四、五届政协副主席，中国逻辑学会理事。《简·爱》和《四季随笔》的译书序中都提到她，感谢她帮助校正书中法语译文。她是李霁野1929年在北平孔德学院教过的学生，曾留学法国，获里昂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初期，任教于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与李霁野同事。1946年，又随李霁野一家赴台。名著编译组“拟译书目”中列在她名下的，除《美学的理想》外还有一本《价值论》，原著者不详，内容则是“以哲学的眼光来讨论真、善、美三方面的价值问题”。这两部译稿是否还留存于世，不得而知。

    《莪默诗译》的译文底本，其实就是著名的《鲁拜集》，波斯中古诗人莪默·伽亚谟原作，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英译。此书当时已有汉语白话译本，李霁野则是根据英译本转译为五、七言绝句。他在白沙时就翻译了其中七十五首，到台北后继续将一百零一首全部译出。他曾将译稿打印多份，寄给友人征求意见，并已打好纸型准备付印，结果还是没能来得及出版。他本将译稿随身携带，却又在“文革”中遭劫丢失。老朋友朱肇洛去世之际，其妻刘淑芳整理遗稿，无意中发现一份许多年前手抄的莪默诗译稿，便寄给了李霁野。经过一番波折，此书译稿终得幸存；现以《莪默绝句集》之名，收在《李霁野文集》第八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