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实：方克立先生的二字教

    ■刘岳兵

    方克立先生逝世四周年了。翻阅新出版的七卷本《方克立论著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以下引文只注卷数和页码，如Ⅴ1，即为第五卷第1页），字里行间，先生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七卷（《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中国哲学论稿》《现代新儒学研究》《马魂中体西用》《忆往与教育》《序跋·书评》《书信·附录》）之中，第五卷《忆往与教育》和第七卷《书信》对于了解作为教育家的方先生，是极为珍贵的资料。方先生的自我定位是“一生的主要工作是当教师”，“要给教学工作与学术研究排位的话，还是要把教书育人放在第一位”（Ⅴ439）。在教师和学者之间，他不仅更重视自己的教师身份，而且也更认同自己的教师工作。方先生甚至说过“把自己主要定位为一名教师，而不是一个很成功的学者”（Ⅶ197）。当然，这是一种自谦。这种自谦，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与学术思想相比，方先生更看重自己的教育思想。不管是作为教育家，还是教师，教育思想是方先生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方先生的教育思想，内容很丰富。比如教师论、研究生的教育和管理等方面的论述，都是他自己从事教学和教育管理方面的经验总结。方先生的学生很多，每人可能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我感受最深的，还是方先生在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以及如何处理做学问与做人的关系方面的教诲。2007年，方先生在回忆自己的教学生涯时谈到，“对于在读研究生，20多年前我就明确提出了‘学行并重，德业双修’的要求，并以‘平实’二字作为做人、做学问、写文章的基本经验传授给他们”（Ⅴ409）。“学行并重，德业双修”和“平实”是方先生反复强调的，后来，方先生又特别强调“三分学问，七分做人”，这些教诲看似简单，但都萃聚了深厚的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内涵，是值得认真体会和践行的。方先生的教诲，可以说就浓缩在“平实”二字之中。

    平实二字，看似平淡，但越回味越感到意味深长。

    在方先生的教育思想中，平实是做人、做学问和写文章共同适用的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既是“切近”的，同时也是可以由此“致远”的。他反复强调：“做人、做学问和写文章，能做到‘平实’二字就不错了。”（Ⅴ441、Ⅴ411）可见，平实，看似简单，其实不易，是学风、文风在人格上的统一。他说：“我从一些前辈的学风和文风中常能感受到‘平实’二字，平实不是平庸，从平实中能看到他们高尚的人格和深邃的思想。这可能是一条切近而致远的成才道路。”（Ⅴ441）又说：“平实不是平庸，它并不抹杀创造性，创造性的成果也要以平常之心实事求是地表现出来。”（Ⅴ411）平实，不是平庸，那么是什么呢？ 或许可以先将平、实二字分开来理解。

    平，有很多意思，平常、平和、平正，是主要的意思。平常，不刻意追新求异，保持一种朴素、平凡、寻常、大众化、平民化的状态。方先生参观其父母的恩师及证婚人夏丏尊先生工作过的春晖中学时，在夏先生的故居“平屋”待了很长时间。方先生这样理解“平屋”的寓意：“取名‘平屋’，不仅因为它是平房，而且寓有平凡、平淡、平实、平民住屋之意。在夏先生看来，‘高山不如平地大，平的东西却有大的涵义。或者可以竟说平的就是大的。人生不单因少数的英雄圣贤而表现，实因了蚩蚩平凡的民众而表现的。啊！ 平凡的伟大啊。’（夏丏尊：《读书与冥想》）一个‘平’字集中体现了夏先生的平民人格和他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看法。”（Ⅴ138）这也可以作为方先生的平实二字教中，“平”字的一种注释。

    平和，是心平气和，是平静而温和。方先生强调遇事“要以平和的心态实事求是地来看待”，他在向博士生提到如何对待评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时说到，“有的参评论文的作者已经是教授，要求比他小20岁的青年博士生也达到同样水平显然是不实际的。所以我鼓励你们力争上游的精神，但并不以‘争上百篇’作为一般要求。写出一篇真正合格的博士论文已不容易，只要努力了，学业上有明显的成长进步我就很高兴。”（Ⅴ406）充分了解情况，积极从事，但是不勉强，不做过分的要求。

    平正，是公平正确、是平衡正直。方先生在回顾自己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时谈到研究态度，说到“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论，既不盲目崇扬，也不抹杀它的贡献和历史地位”，这就是坚持了一种“客观、理性、平正的研究态度”（Ⅴ436）。平，本身就有正、直的意思在。《礼记·射义》中说：“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又说：“心平体正，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则射中矣。”为了射中正鹄，需要“反求诸其身”，需要志正心平、身体直正。这里，所射的目标是既定的，如果以写文章做比方，方先生在谈博士论文的写作时说：“论文选题确定后，就要集中精力去做研究，搜集阅读与本课题相关的全部原始资料，以及别人研究这个问题的第二手资料，要尽可能做到‘竭泽而渔’，才不至于发生你的研究结论别人早已说过的尴尬情况。论文的观点和思路就是在阅读和研究中逐渐形成的。”（Ⅴ405）要做到平正，不仅需要对原典和先行研究进行“竭泽而渔”式的广泛的调查研究，而且要在对研究对象做到充分的“同情地了解”、做到“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Ⅶ306）的基础上，把问题化成“自己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对他来说才能真正‘有所得’，并形成自己的特色”（Ⅵ168）。这样的学问，才可以称得上是“为己之学”，而不是停留在“口耳之学”的层次上。

    对“实”字的理解，方先生在论实学的文章中最有代表性。他说：“实学之实是‘真实’‘笃实’之实，它不是一个对象性的东西。实学主要是一种学风，一种学术精神，一种‘为学之方’，一种治学态度。”这种学风和精神，也就是“实事求是、崇实黜虚、经世致用、学贵力行的学风和学术精神”，从认识论而言，就是“一条从实事到实知、到实行、到实功的认识路线，又以实功、实效检验是否真知、实知”。方先生肯定实学是中国哲学与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强调“实事求是不仅是中国哲学的精神，而且是整个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的精神”（Ⅴ262）。实事、实功、实效都是这个“实”字落在对象物或行为及其影响上的表现，这个实字如果落在心志上，结成一种人格的风貌，便是诚实、朴实。方先生在谈及博士论文的写作时，说到：“博士论文必须是诚实的创造性劳动的成果，绝不允许投机取巧的抄袭行为，同学们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树立良好的学风。”（Ⅴ327）在我的印象中，方先生更喜欢用“朴实”这个词。在一次访谈中，他说道：“我们都是普通人，而不是什么‘天才’，做人做学问都要通过自己扎扎实实的努力，能够做到‘平实’二字就很不错了。不用说我们，就是中国哲学界的大家，像前辈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他们写的文章都朴实无华，用大家都能懂的语言，讲出深刻的哲学道理来。故作艰深的文风往往是为了文饰其浅陋。我们不能把哲学搞成‘玄学’，文风也是学风和人格的表现。”（Ⅴ513-514）他在缅怀自己的恩师石峻先生时特别讲述了石先生的“质朴”风格，希望“以他为榜样，做一个朴实真率的人和做朴实求真的学问”（Ⅴ219）。

    实的意思，也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是落实、充实，属于工夫论；一方面，是工夫所呈现的结果、状态，属于境界论。方先生说：“认识、认同是‘知’的问题，贯彻落实是‘行’的问题。古人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深则行之笃。’都是强调知与行的统一。”又说：“没有深刻的认识是很难自觉地去贯彻落实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以关键在于落实，在于行。”（Ⅴ391-392）只有真正落实了，气象才能饱满，基础才能坚实。

    平，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是坐看云壑平，一览众山小；平，不是一潭死水式的平静，而是激流涌动，勇立潮头，百川归海。做人、做学问、学文章，就是要修炼能够承载这种“平”的胸怀，使得这种“平”能够落到实处。平实，就是“以他平他”、就是“和实生物”。这样，方先生所说的“平实不是为人、治学、著文的刻意追求，而是自然而然、贵在自得的一种化境（‘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能做到这样，离中国哲学精神大概也不远了”（Ⅶ296）这句话的意思，也就好理解了。方先生认为在当代中国哲学家中，“张岱年先生为人、治学、撰文的风格，最适合用‘平实’二字来概括”（同上）。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关于“平实”的论述。翻阅《朱子语类》，就能常常感受到朱熹相关的论述。他一方面劝学者“低心向平实处下工夫”（卷二十七·论语九·里仁篇下），同时也强调“平实中其义自深远”（卷六十一·孟子十一·尽心下）。视《大学》为“圣学之渊源、治道之根本”（《大学衍义序》）、著有《大学衍义》的真德秀，在“问大学只说格物不说穷理”的问答条中说：“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无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即器，器即道，两者未尝相离。盖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最后强调：“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于空虚之见，非吾儒之实学也。所以大学教人以格物致知，盖即物而理在焉。庶几学者有着实用功之地，不至驰心于虚无之境也。”（《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第三十卷）故而，他在《题李立父高远楼》中留下了“烛理要高明，履道贵平实”（《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第一卷）的诗句。方先生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同样主张：“做中国的学问，不能只是做文字考证的功夫，或者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知识对象去考察。而是要有内在的心性修养和体验，通过修为实践来感悟其生命智慧，提高精神境界。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功夫与境界是统一的。”（Ⅴ251）方先生的学问和为人，也充分体现了他自己所强调的“平实”二字。

    “平实”二字教，是方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为此，敬赋《方克立先生四周年祭》以志所怀：

    花落余香集凤梢，缁帷渔父守衡茅。八千春色何人绍，平实方门二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