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军：我好像变成了大象在表达它们的生活

    栏目主持/采写：舒晋瑜

    2023年8月11日，第11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杨志军的《雪山大地》排在首位。仅仅四个月后，他的长篇小说《大象》（云南教育出版社、新星出版社）出版。

    野生亚洲象的“北上南归”事件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但是对于以青藏高原和青岛海洋为创作基地的杨志军来说，这个话题尚显遥远，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去触碰这个陌生的领域。冥冥之中，他觉得写作是一种宿命：写藏獒、写青藏高原是他命中注定的文学母题；到青岛定居了近30年，海洋和都市也是命中注定的创作主题。西双版纳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但当他来到西双版纳，重新认识了热带雨林和大象之后，他想，即使没人约稿，他也决心写《大象》——这就是天意，就是使命。

    《大象》以云南亚洲象群“北上南归”事件为原型，讲述失散数十年的“缅桂花”家族几代大象，在野象保护机构和众人帮助下，克服艰难重获团圆的经历。这是一部关于大象的史诗、一部热带雨林百科全书，也是一部生动的人象相依、生死与共的感人故事，更是一部关于生态保护的反思之书。

    “过去我写一直写青藏高原，对大象很漠视，大象的新闻也没能引起太多兴趣，现在不一样了，看到大象家族就像看到自己的家族。因为《大象》这部作品是西双版纳对我的恩养。”杨志军说，对一个人有感情了，你忘不掉他；对大象有感情了，你也忘不掉它。

    今年4月8日，杨志军携新作《大象》来到北京，并在下榻的云南大厦接受了中华读书报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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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云南和大象都不是您熟悉的写作对象，决定写《大象》是什么原因？命题作文吗？

    杨志军：我的创作基地是青藏高原，后来我又写海洋，毕竟在青岛生活了将近30年。为什么突然去写大象？ 最早是出版社通过中国作协的朋友来联系，我说一不熟悉大象，二不熟悉环境，不是想不想写，是能不能写的问题。但是我知道大象北迁关乎整个生态保护、整个中国热带雨林的存亡和生物多样性问题。大象是一种很灵、很敏感的动物，感应力和记忆力很强，非常聪明。为什么会北上？ 难道它感应不到越往北越冷、植物越少、海拔越高吗？ 一个旗舰物种的北上本身就是很有悬念的故事，大象北迁所造成的新闻效应对我们的环保理念是一次冲击。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突然觉得这可能是大象的一种自我宣言，通过这种方式引起人的关注：我必须要得到保护了。我看了很多书，觉得很有必要到实地去看看。

    中华读书报：所以您自费去了一趟云南。去了之后有什么收获和发现？

    杨志军：为什么我能塑造召恩罕、玉皎、大象医生岩罗章等几个傣族人物，这是我去云南的主要收获：对自然和当地人的深入了解。接触之后，我获得了一种勇气、一种力量。我有信心和能力去把握他们的心态、语言，对待雨林、对待大象的情感状态。

    西双版纳的植物丰富得难以想象。实际上整个滇南的植物面积近一百年来几乎消失了百分之七八十，上个世纪70年代在西双版纳发现龙脑香科后，这里才确定为热带雨林。龙脑香科树种是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物种。在全世界的热带雨林中，我们的热带雨林是独一无二的边缘雨林。如果不保护的话，边缘雨林也会消失，一旦消失是万劫不复的。大象是旗舰动物，在我们国家只有300头左右，在漫长的历史中，大象的生存一直在后退。过去中原一带都是野象成群，几千年过去了，大象退后到云南、广西一带，现在就剩下云南了，云南也只有西双版纳和南滚河地区。所以保护大象其实是保护整个热带雨林，以及在热带雨林生活的那么多动物、植物。因为我本身对环保、对生态比较感兴趣，实地考察之后，更加深了对热带雨林保护的担忧，认识到保护热带雨林的重要性，我就发现必须要写了。但是还要做一些案头工作和研究、采访，毕竟涉及专业植物学知识和动物学知识。

    中华读书报：之前您写藏獒，写马，都是您所熟悉的。大象则是陌生的。不论是藏獒还是大象，我们是看到您和动物的交流融洽，让人想到公冶长或海力布，特别感人。陌生化的写作对作家来说应该更有挑战吧？

    杨志军：我本人喜欢动物毋庸置疑，从小也养过很多动物，我理解动物的行为。比如养狗的时候，我可能比较多地知道狗表达的意思——我有这种共情能力。我觉得一个写作者的共情能力越强，表现力越丰富，这个非常重要。比如我表现大象，和它产生共情的时候，你完全不是一个人在写作，好像变成了大象在表达它们的生活。你完全沉浸其中，去替大象表达出它们内心的愿望。我甚至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大象的使者出现在我的作品里。

    陌生化的写作非常重要。一种陌生化的写作是直接呈现，比如我写一种大家都不熟悉的边疆生活、草原或荒漠生活，把陌生化的东西和盘托出，读者的阅读也是一种陌生化的体验。还有一种陌生化的表现，作家不仅是和盘托出陌生化的生活、环境和人群，而是把熟悉的东西作陌生化的处理。比如写大象的时候是拉开距离的，大象拟人化，也是对大象陌生化的表现。从大象的角度看人类也是陌生的，这种陌生化恰好给文学表达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

    中华读书报：这也是您在小说中设置两条线索的原因吧？

    杨志军：小说中有一条线索是对大象的表现，包括它们心里想什么。大象本身很神奇，寿命很长，有几十年的记忆力，还能通过次声波来传达自己的信息。所有的生命都有权利生活，当你要写作大象的时候，就应该变成一只大象，或者用大象的思维来看待人类社会，这时候你会发现更多的东西。所以《大象》中有四种身份：用大象的视角和心理看待人类，用人类的视角来看待大象，用大象和作者联合起来的视角看待世界上所有人，用人类的视角看世界。不光是叙述视角，还有一个暗视角，大象的立场、人的立场、大象看人的立场以及人看大象的立场。视角的转化会使小说层次丰富，这种变化激发了我的写作兴趣，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实验：《大象》给我提供了一个不重复自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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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所以创新对您来说也不是问题。在流量至上的众声喧哗中，文学创作同质化现象较多，恰恰很缺乏这种独特的创造。

    杨志军：文学最大的问题一直是同质感，同样一件事情不是说不可以表现，婚姻、爱情……古今中外表现了多少年、多少代？ 要是没有新颖的感觉和表达方式，很容易产生同质感，所以必须用你自己独特的方法，用独特的眼光和独特的表现手段、独特的语言来表现。

    中华读书报：这种“不重复自我”不仅体现在题材，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喜欢您富有诗意又新鲜的语言，这应该不仅仅是“陌生化”的效果吧？

    杨志军：明明进到酒店大堂，金碧辉煌，灯光璀璨，但是没有必要去这样写。我喜欢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这是到晚上了吗，怎么这么多星星？ 天堂到了吗，怎么这么多宝石？ ——我用完全陌生化的方式表达熟悉的环境，这种表达会给读者比较新颖、幽默的感觉，我也会比较自如。因为这样的表达，任何东西永远都是无穷无尽的，时刻保持一种新鲜，因为你不是靠记忆把储存在脑中的东西写出来，而是在用生命不断地创造。所有的表达都是即兴的，想到什么就写成什么了，你甚至没办法重复自己。如果非要规定几个词汇来形容大象，或者形容西双版纳，那对我来说难度很大，因为必须要记住词汇。字典里的词汇量是有限的，中国的词汇也无非是几千个字的来回组合，大家都在用词汇。所以小说语言的现代性里为什么拒绝成语，排斥约定俗成、陈词滥调？ 成语表现了数千年，很精炼，很规范，但是当你希望更加新颖、更加独到地去表达生活内容的时候，很多成语基本上都是死的。生活的质感来源于自然，来源于你的创造。

    中华读书报：第十章聚果榕坝子之歌，集纳了丰富的大象故事，为什么会想到让大象讲故事？ 这些故事是怎么来的？

    杨志军：鲁院的一个同学曾经给我讲过一些大象的故事，后来我联系他，很想听他再讲讲西双版纳和大象的故事，人家告诉我说他已经去世了，非常遗憾，但是他讲的故事我还记得。实际上快写完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有趣的大象故事都没写进去，干脆就让大象集中到聚果榕坝子开故事会，十几个大象家族各派一个代表，谁的故事好就选它为领袖带着大象北上，这样就把没来得及讲的大象故事讲出来了。实际上也是暗示大象可以预感未来会发生什么，它们对人类有一种信任感，同时有一种危机感。

    中华读书报：不止是12章小标题有涵咏歌唱的意味，小说中也大量引入诗歌，这些诗歌都是您本人创作的吗？ 小说中引入诗歌有何意义？

    杨志军：我读了很多当地的民歌，熟悉它的用词、格式、感情，但是无论阅读多少民歌，都无法和大象的内容契合，只有自己创作。小说里写了四种诗歌：第一种诗歌是儿歌；第二种是民歌，通过大象医生岩罗章的歌表现了西双版纳所有的自然生态和地理面貌，歌里所有著名的山、湖、水都和大象有关；第三是文人诗歌，在小说中通过主人公毛管花创作的歌词呈现，所有的歌都是关于大象和雨林，把大象的生态、生存的历史和大象生活的环境、生活的状态，通过诗歌表现出来；第四种是叙事诗，我写了110行，分散在每一章开头。读者如果不愿意读也可以跳过去，但是读了以后会发现收获很大。我通过长诗表现全世界的大象，同时增加了小说的容量和厚度。叙事诗表现的是一个虚构的大象，漫游了全世界有大象的地方，到了印度，到了斯里兰卡，又到了非洲，见到了亚洲象、非洲象……因为标题是“大象”，我不光是写西双版纳的大象，还要顾及到全世界大象的生存状态。四种诗的融入，尤其是由叙事诗开启每一章，使这部作品有一种情感的张力。

    之前我的作品《最后的农民工》里头有许多关于农民工生活的诗歌；《三江源的扎西德勒》《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等儿童文学以及《雪山大地》里都有诗歌。在旧有的理论里，诗歌和散文小说分界线是很明确的，尽管你会发现小说是万能的，尤其是长篇小说，它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在长篇小说里大量应用诗歌很少，可能是作家的能力问题，也可能是比较排斥。不知道。但是我认为，既然是我写的小说，就应该像我的心情一样，想唱就唱，想说就说。当然必须紧扣人物、紧扣故事来做诗歌文章，这是讲故事的一种需要，要么和人物的命运有关，要么和故事情节有关，要么和主题有关。诗歌的引入让作品本身有一种饱满的张力，饱满程度越高，生活的容量、情感的容量越大。你写得再长，文字总是有限的，但是诗歌让你读完了以后还有更多的东西生发，也就是说它不光开了一朵花，你在很远的地方也能闻到它的香味。而且不光闻到了香味，还有那么多蜜蜂、那么多蝴蝶飞来，而你写的无非一朵花。我喜欢这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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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整个故事的走向是开始写作时就确定了吗？ 小说最后有一种崇高的悲剧感，玉皎、雨燕、黄鹂三个女孩，和毛管花等五个男人都跳入河里，他们为了大象命都不顾了，大象为救人也全部跳入河里。这么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杨志军：我一开始并没有确定结尾，人物按自己的逻辑走下去，你变成大象了，你就跟着象群走……差不多写到三分之二，突然有结尾了，我非常激动，觉得就为了结尾，这部作品也值得了。18头大象和八个人全都做出了奉献，有的还是生命的奉献。他们跳进澜沧江后，最珍贵的鸟和蝴蝶都出现了，是来为他们致敬送行的，故事还会延续下去。我自己特别迷恋结尾。尽管有人和大象牺牲，但是非常有亮度，它的亮度在于用生命照亮了全世界，照亮了人类的良知，照亮了整个西双版纳。

    中华读书报：小说通过很多人物的对话，传达了对生态问题不同理念的碰撞，使小说达到某种高度。在第七章“‘绞杀植物’之歌”中，有很多争论，比如石栗提到他的老师研究《野生动物的经济价值》，里面提到动物有什么作用，比如说孔雀“肉可食，有清热解毒之功效，一般用于肝胆疾病，胆汁的抗毒性极强，可治药食中毒。羽毛走肺经，消肿胀，排脓毒，粪可化林瘴病毒”。这里有一个悖论：一方面保护这些珍稀动物，一方面还讲吃了以后会有什么营养。后来老师放弃研究了大半辈子的成果，黄鹂评价：“这位老师太伟大了，生态位的稳定有作为也有不作为，有时候不作为就是作为。”

    杨志军：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些争论。这位老师后来顿悟，把书稿全部烧掉，从电脑里删除了电子版。他说我是个动物学家，怎么能如此厚颜无耻地出卖动物呢？ 这本书就像是在鼓励屠杀，什么营养价值、医疗用途、观赏佳品，统统忘掉吧，人类不需要这些知识。从此他连这方面的课都不上了。通过这些故事表明人类在面对自然界时曾经迷失、走向歧途，但是现在觉醒了，知道应该怎么样和大自然和平共处，认识到人类研究这些问题是科学走向绝路。这些是写作中突发奇想，是大象给我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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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碎片化的阅读时代，大体量的文学作品靠什么赢得读者？

    杨志军：首先作家要更加严格地对待写作，力争拿出高品质的作品来；其次要相信读者，他们有选择的能力，也有选择的时间。今天不读，不一定明天不读；忙时不读，不一定闲时不读。有没有文学的品质，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是一部作品的两个尺度，也应该是作家的追求。作家要沉住气，大体量的作品要有大体量的自信和风度，阅读的破碎化决不能导致创作的破碎化。关于体量，应该是需要大就大，需要小就小。作家一定要尊重读者，但又不能看读者的脸色。

    中华读书报：您在写作中对新媒体运用多吗？

    杨志军：我的写作比较传统，新媒体几乎没有用过。

    中华读书报：您花在微信等新媒体方面的时间多吗？ 网络时代对您的写作有何利弊？

    杨志军：我花在微信等新媒体方面的时间不多。我的微信连朋友圈都没有，只是个通信工具。都网络时代了，但我的写作还是古代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