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农
法国是世界上按人口比例出版图书最多、年人均读书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按照不同的年龄段统计,每个法国人每年读书量在12本到21本之间。坐地铁、坐火车、等车、等人,都要看书。我还看到过一边走路看书和一边骑自行车看书的! 在巴黎街头,我甚至看到过乞丐和流浪汉在认真读书!
弗朗索瓦的一辈子都是在金融业度过的,其中一部分职业生涯与中国有关。退休之后,他结合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写了一本名为《危机》的小说。小说虚构了了一个天才的中国青年,在法国受教育之后,开始了辉煌的国际生涯,后来又面临职业发展和个人爱好的冲突。
吉莱特则是另外一种情况。20世纪80年代初,她曾在中国教授法语,也借助这个机会走访了中国的不少地方。她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多年以后就把这些日记整理编辑,出版了一本书《砖墙后面》。日记里有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吉莱特从云南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友谊商店的冷饮店,喝一罐北京的酸奶——因为那是当时全中国最接近法国味道的酸奶。
法国是政治大国、经济大国,但在此之前,首先是文化大国。先理解法国人的文化自尊,或者说文化优越感,然后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理解法国的自信、自大、自傲、自尊,或自卑自轻,才是最便捷最准确的路径。
法国是西方世界中为数不多的专门在内阁中常设文化部的国家。法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文化部长应该是安德烈·马尔罗,虽然他连高中毕业文凭都没拿到。戴高乐时代,作为文化部长的马尔罗曾公开声称文化部才是所有部委中最重要的一个,处于中央位置。而在法国当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总统戴高乐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戴高乐认为,掌管文化部门的首脑必须高瞻远瞩,要有足够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法国是文化大国这一问题。
马尔罗之后的历届文化部长,几乎都只是处理具体事务的官僚,而非文化政策的巨人。也许密特朗总统麾下的雅克·朗与其他文化部长略有不同。朗在1980年代担任部长时,曾推动实行了许多至今影响深远的文化政策,如举办现已风靡欧美各国的夏季音乐节,把当时占领卢浮宫的财政部搬走,扩建卢浮宫,让民众走进艺术殿堂,推动图书出版物单一售价制度,给法国的图书出版和销售行业留下生存空间等。为了保护本国文化,法国还提出在国际贸易中“文化例外”,即文化产品可以不受国际贸易中开放市场、共享等规则的束缚。
另外,法国是世界上按人口比例出版图书最多、年人均读书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按照不同的年龄段统计,每个法国人每年读书量在12本到21本之间。坐地铁、坐火车、等车、等人,都要看书。我还看到过一边走路看书和一边骑自行车看书的! 在巴黎街头,我甚至看到过乞丐和流浪汉在认真读书!
除了读书,识文断字的人也爱写书。写作和出版过图书的法国人数量惊人。夸张地说,我感觉这里与文字工作沾点边的人,似乎人人都出过书! 当朝重要的内阁成员,负责经济、工业、财政、数字化等重大领域业务的部长,不仅权倾一时、日理万机,还能抽出时间,写了好几本书。其中既有研究治理公司、探讨法国命运的大作,也有颇具情色意味的小说。以前希拉克总统麾下有个外交部长和政府总理,在国内外政治舞台上长袖善舞之余,也研究历史和诗歌,并出版过专著。
马克龙当选总统后的第一任总理爱德华·菲利普,在家庭的影响下,自幼酷爱文学,出版过数本小说。其中一本与他人合作、2011年上市的《影子下》(Dans l’ombre)还改编成了电视剧,号称法国版的《纸牌屋》,深度透视法国当代政治和权力运行。这位舆论和民意调查认为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任法国总统的前总理,笔下的人物与他的政治生涯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至于政客、外交官和企业高管等人在退出职业生涯后,以回忆录的名义著书立说的,就更不计其数了。
有位炙手可热的作家,自从20多年前第一本书获奖大卖之后,以每年一到两本的速度,出版了几十本不同体裁的书籍。可是,很多作者的著作迅速“等身”,令人无法不怀疑其真实的写作能力。当然,法国诞生过一个一生出版了250卷文集的大作家大仲马,即中国读者熟悉的《基督山伯爵》的作者。他写过150多部小说,90多部剧本,甚至还有一本菜谱。但他的枪手队伍有据可查的就有十几人。有的还公开在自己的墓志铭中写明曾为大仲马某部作品捉刀。
也许,从热衷著书立说、编故事、记录生活历程的写作普遍性着眼,是打开法国文化这把“锁”的第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