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童话吗？

    ■郭六轮

    在《中国古典童话萃编》（下文简称《萃编》）的序言中，作为该书唯一在世的编著者盛巽昌先生如是说：“此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古文笔记小说所改写的童话……新时代的今天，经过增订修润，以现书名出版。”其中，“民族性”概念，在诸如中国童话的产生、特征、民族性、价值，以及本书在新时代的出版意义的思考中，成为了一根贯穿始终的红线。

    中国古代是否有童话，这本《萃编》给出了直观的、肯定的回应。

    翻阅中国儿童文学史可以发现，现代汉语式的童话改编，晚于孙毓修、鲁迅等有识之士的民间童话搜集和整理，而其搜集活动则受启发于童话的翻译引进。这样的文学现象值得反思。不过，中国儿童文学发轫于“五四”前后的观点，已基本属于共识。但是，作为儿童文学主要文体的童话作品，其萌生的年代是可以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确认的——这个观点无疑需要大量优秀的、对现代儿童文学有所影响的童话作品支持，才具有学术性的说服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本书的编著者就怀揣理想，以拓荒者的精神深耕于大量的古文典籍里，从中挖掘并撷取到优秀的古典童话。他们既耐住了寂寞，又充满激情地投入到现代汉语语境的改编活动中，从而为国人、也为世界捧出了走向现代的、中国式的古典童话作品。基于这样的理念和认识，洪汛涛先生这样总结：“把童话历史看成从‘五四’前后开始，是错在把童话和童话名称混在一起说了。这样把我国古代的童话一笔抹煞，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武断态度，是甚为不当的。”中国童话，古已有之。

    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认为：“只有从最初讲述形式的故事中，才能懂得童话故事的真正意义和影响，才能感受到它的魅力。”与欧美古典童话相比较，在《萃编》中我们领略了中国古代的童话风格，它们没有受到神话的神圣属性或宗教属性的约束，它们蕴含着童话故事的原初特质，没有被诸如文学童话的体制化所束缚，没有被历史地刻意建构。因此，这些主题多样性的个体童话文本，更能多维度地展现集体无意识的内核来，并且十分纯然地保持了自身的传统精神，展示了中国式的美好向往与希冀。中国古典童话从农耕文明的发祥中走出来，《萃编》中的童话又系文人笔记小说而出，与素朴的民间童话保持紧密又具有一定的差异。

    在与大量的传统民间童话进行对比时，这部《萃编》的学术价值也得到了凸显：中国古典童话的文化寻根中存在着两个基地，一是民间世代的口述传承，二是历代文人的笔记小说。《萃编》为中国古代童话传承与发扬提供了后一种文献精粹——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童话由民间奠基，经由历代文人搜集记录而保存在各种笔记小说里，并于经年累月的传播中，又在各地的民间播下种子。不少童话从民间到文人记录、再到民间后，形成了后来的各种变异的故事版本，即便是源于佛经的一些童话看似舶来之品，也完全本土化、地方化了。如《老虎报恩》，在近代民间的童话文献中，老虎的喉咙里卡的是骨刺而非脚趾上戳了木刺，老虎相送的是野猪等猎物则变成了送漂亮媳妇。这是农耕社会中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化流变现象。

    进一步具象看去，农耕文明时代的中国童话故事，以其民族的文学意象如“白水素女”“龙女”等，在主客观上服务着广大民众，并使之受到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和鼓舞，其善良质朴的品质也得到进一步的肯定，且在精神层面得到艺术的佐证，从而使这些优秀的童话故事得到传播，成就了民族性的教化和愉悦。我们当然也可以把“白水素女”解读为穷汉子的老婆之梦，但这些依然能够使我们走入古代的童话世界，重返中华文明的历史现场，认识她，接纳她，学习她。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编写的第一部中国古典童话集，《萃编》为探讨和厘清中国童话的民族特色、传播和发展提供了范本。在将中外的古典童话进行对比时，人们极易感受到中国古典童话的民族特征，认识到中国童话的民族性。

    我们看到，无论是印度的《五卷书》、意大利的巴希尔的《五日谈》、斯特拉帕罗拉的《欢乐之夜》，还是法国的沙龙童话以及盛传至今的贝洛童话和德国的格林童话，因其产生的初衷不同而形成各自的特色，其多数代表性的童话反映了城邦与手工业文明的普遍和发达，其呈现的童话意象多是森林、庄园、城堡、公主、王子、纺织女、裁缝等。在极富民族风的《萃编》中，则是一轴迥异风格的童话景观长卷——其作品背景从上古至明清时代，展示的故事意象都是山野、田地、村庄、河流、农夫、村姑，展现的是宏阔的农耕文明画卷的多姿多彩。而这，也历史地印证了中国古典童话的源远流长，既追溯了“很久以前”，又记录了刚刚的过去——与西方古典童话这种明显的分野，正体现了东方华夏文明的民族性。从更为大家所熟悉的例证来看，像洪汛涛的《神笔马良》、葛翠琳的《野葡萄》、张士杰的《渔童》等影响了两三代人的经典童话，其故事的意象、情节、结局，分明都是根植在中国古典童话土壤中创作出来的。

    必须看到，在进入新世纪后的绘本热潮中，许许多多绘本的孵化蓝本，基本上都是以该书的最初版本《中国古代童话故事》为文本启蒙和借鉴的，诸如较为有名的《龙女的故事》《神奇的九色鹿》《叫人变驴和自己变驴》等篇什，被多种文字绘本参照和学习——这，也是促成我们重启增订修润而成《萃编》的重要动力。那么，《萃编》其独特的文学艺术追求体现在哪里呢？

    中国古典童话故事的整理和编写，需要的是以古代童话资料为基础，并要力争以客观的视角去进行描写，挖掘原初文本背后的内容情节、人文价值和游戏精神，这是童话故事内在的文体要求，是进行现代汉语的整理改编的使命，这样的初衷必须贯穿于编写的始终。而童话故事的结构如何更具层次和完整，表达如何生动和优美，且不能偏离内在的情节走向……这些都是在改编扩写过程中所要求的。《萃编》将优秀的古典童话进行了开掘和诠释，将其内在的故事脉络和应有的丰富情节给以展现，其文字语言既简洁明快，又具有朗朗上口的口语性，充满美感。因此，从《萃编》一书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古典童话的特殊性、先进性，其积极的人文理念之所在。在编写者的审美创编活动中，中国古典童话自身的优秀品质及其固有的文学价值得以传承，得以光大，也皈依了编辑出版的初衷，而这些，确乎是值得慰藉和记念的。得益于此，我们从中感受到了中国童话的原初形态及其本质意义，触摸到中国童话的历史脉络和艺术价值。

    在世界童话史上，作为国际公认的经典童话有迹可循，而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童话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成为世界的呢？ 我们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而《萃编》展现的即是中国古典童话的文化形象、故事情节、修辞风格，从民族性的视角展现了特有的中华血脉和人文精神。这是一种有目共睹的有益探索。基于面世将近四十年的《中国古代童话故事》及影响，基于以上所分析归纳的品质保证，该书进行了“故事新编”的策划与编辑，努力使《萃编》体现出新时代的审美特征和文学价值：校勘之前因资料奇缺、查询困难而难免的差错，增补数篇优秀童话，在附录中增补理论名作《童话学》的内容节选，以从民族性的视角完成对中国古典童话的源渊、特质的理论支持，从而使这本新时代的增订本对大众的阅读与传播更具指导意义，对走向世界的中国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更具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