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香阅世了闲身

    ■和 溪

    宋人常说“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许戾家”，这所谓的“四般闲事”，并非“闲极无聊”之“闲事”，“闲”在这里是指“悠闲自得”“闲适自在”的状态，因此这四件事也被称为“四般雅事”。烧香亦称焚香，为宋人口中“四雅事”之首，是宋人生活中必不可少之美事。不过焚香一事虽然风靡整个大宋朝，但却并非宋人首创。

    焚香的起源

    我国焚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人类在会使用火之后，发现焚烧一些带有特殊芳香气味的植物，可以减少蚊虫叮咬，去除浊气防疫疾病，此后古人就开始有意识地焚烧这些带有芳香气味的植物，再后来人们逐渐开始在祭祀中焚香。祭祀焚香源自人类社会早期的神灵崇拜。人类社会早期，生产力及科技水平低下，人们无法用科学解释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生理现象，便产生了神灵崇拜，此时香就承担了沟通人神的媒介作用，即升烟以祭天。人们觉得香烟袅袅升起，自己的愿望也就随着升起的烟雾传达给了上天和神明。《尚书》云：“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讲的就是先秦祭祀中的焚香活动，这也是香最初的用途。到了汉代，随着香料种类的增加和焚烧、制香技术的进步，香开始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被用以熏衣、熏被、除臭、避秽，但此时香的使用还仅限于宫廷贵族阶层。

    据蔡质编写的《汉官仪》记载，当时的尚书郎要“含鸡舌香伏奏事”。说起这项风雅的宫廷礼仪规定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汉官仪》载：“桓帝时侍中刁存年耆口臭，上出鸡舌香使含之。自疑有过赐毒，归舍辞诀欲就便宜，赖僚友求眎其药更为含食，意遂解。”就是说东汉桓帝时，有一名叫刁存的侍中，年纪大了有口臭。故而一次朝会时皇帝就赐给他一枚鸡舌香，命他含在口中。刁存不知此为何物，以为是皇帝赐死的毒药，但君有赐，臣不可辞，只得惶恐遵命，退朝后便急忙回家与家人诀别。此时恰逢友人来访，听闻此事颇觉蹊跷，就让刁存把口中之物吐出来看看。刁存吐出后，朋友认出这是一枚上等的鸡舌香，刁存才明白皇帝不是赐死他，原来是虚惊一场，此事遂成笑谈。或许是因为刁存口臭的提醒，此后“口含鸡舌香奏事”逐渐成为汉代的一项宫廷礼仪制度。《梦溪笔谈》云：“鸡舌香，世以其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鸡舌香”并非我国北方常见的丁香，而是东汉时一种名贵的进口香药，含之能避口臭，令口气芬芳，可谓是今天口香糖的老祖宗。

    后来“含鸡舌香伏奏事”演变成为官员面君议政的一种代称。唐代刘禹锡刚被贬为郎州司马时，曾在《早春对雪奉澧州元郎中》写道：“新恩共理犬牙地，昨日同含鸡舌香。”五代和凝也有诗云：“明庭转制浑无事，朝下空余鸡舌香。”《魏武帝集》曾记载曹操与诸葛亮书云：“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这封书信是三国时期，曹操向诸葛亮赠送鸡舌香时写的。当时曹操将鸡舌香精心包装起来，并修书遣使将香送到千里之外的诸葛亮军中。曹操这么做当然不是为了讥讽诸葛亮口臭，他的潜台词是说：“我希望有机会和你一起口含鸡舌香，同朝为官。”是向诸葛亮示好表达招纳之意。

    在汉代，用香一事是流行于宫廷贵族阶层的一种祛秽养生的生活习惯。到魏晋南北朝时，焚香开始逐渐进入文人们的生活。唐时用香之风更盛，刘禹锡在《更衣曲》中说“博山炯炯吐香雾，红烛引至更衣处”，唐代文人将用香引为时尚，当时许多名家都有咏香、颂香之作。然而直到此时，因为香料珍贵，用香还只是停留在上层社会的行为。进入宋代，社会上对香料的经营与使用达到空前的高度，香料的使用从皇室贵族扩大到平民百姓，并深入日常生活。

    宋人焚香之雅趣

    因为香料在中国古代经常入药使用，所以香料在宋代也被称为香药。宋代官方所编的《圣惠方》中以香药命名的方剂就有120方之多，常见的有乳香丸、沉香散、木香散、沉香丸等。当时的另一部官方药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里也记载有大量使用香药的方剂，有些千古名方，比如至宝丹、苏合香丸等至今仍在使用。我国古代香料的来源主要依靠进口贸易，在宋代之前，进出口贸易不够发达，朝廷的香料主要源自朝贡，因此香料珍贵而稀少，很难在市面上大量流通，一般仅限于上层社会官僚贵族使用。进入宋代之后，情况便大不相同，当时商品经济兴盛，进出口贸易十分繁荣，香料的来源开始变得充足，种类也更加多样。根据文献记载当时进口的香料多达一百多种，其中最常见的有乳香、龙涎香、龙脑香、沉香、檀香、白檀香、丁香、苏合香、麝香、木香、茴香、藿香等数十种。两宋时期香料的进口给宋廷带来了非常可观的财政收入，同时香料和金银等贵金属一样具有一定货币性。香料的体积相对较小，且易于保存，不易腐坏，同时由于香料源自进出口，所以它的价值在从事进出口交易的各个国家中是公认的，因此香料就像金银一样经常被用于交换物品。比如宋廷经常在边境用香料充当军费，向游牧民族换取作战的粮草等等。这样一来香料的进出口和经营就得到了朝廷的鼓励，香料行业的管理、经营和销售也因此实现了商业化、市场化和专业化。在北宋，街市上随处可见专营香料的商铺，当时甚至还出现了“香婆”等职业香料销售人员，南宋都城临安也专门设有“香药局”为市民提供香药服务。宋代香料的用途很广，既可以入药、食用、敬神、制烛，还可用于化妆、熏衣、卫生乃至建筑等等。香料的使用在宋代已不再局限于个人居家生活之中，它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交往方式。在当时的很多社交场合中，焚香起到了营造交际氛围的特殊作用，尚香则因此成为宋代普遍流行的生活方式和盛行一时的社会风俗。

    提到焚香，人们通常会想到“红袖添香”一词，窈窕淑女，素手拈香，那一缕幽香直入秉烛夜读书生之情怀，是何等的温馨、风雅与曼妙。欧阳修有两句词说：“江南蝶，斜日一双双；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韩寿爱偷香。”词中“韩寿偷香”讲的是西晋故事。西晋权臣贾充的次女叫贾午，贾午从小聪明伶俐，很得父亲喜爱。每每贾充会客，贾午便会在一侧偷窥，此时贾充的幕僚韩寿通常陪侍在左右。韩寿生得潇洒俊美，这么一来二去，贾午不由对韩寿心生爱慕。于是她便瞒着家人与韩寿暗通款曲，私定终身。一日皇帝赐了一种西域奇香给贾充，这种香香气浓郁，一旦沾染便多日不散。贾午觉得奇香难得，就偷出一丸送给韩寿。韩寿不明就里，把香丸佩在身上，于是他身上便日日散出奇异的香气。众人都对韩寿这个反常的变化感到惊异，自然也就引起了贾充猜疑。贾充知道这是西域奇香的味道，而这种香皇上只赏赐过他一人，他又放在私密之处，别人无法触及，韩寿一个幕僚身上因何会有这种香气呢？ 于是贾充便着人调查此事，韩寿一看事情无法隐瞒，只得将他与贾午的相爱之情和盘托出。不过这个故事的结局很圆满，贾充本就非常欣赏韩寿，听他如此说，就把贾午嫁给了他，成就了一段佳话，“韩寿偷香”也因此成了典故。“韩寿偷香”虽然也是淑女与书生的故事，但是由于韩寿佩戴的是香丸，所以这还不是真正的“红袖添香”。

    真正的“红袖添香”今人从字面意思上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因为大家现在熟悉的“焚香”方式，是点线香。线香在我国历史上出现的时间相对比较晚，而宋人当时用的香是使用“合香”方式制成的各式香丸、香球、香饼或者散香末，使用的时候需要放在香炉中烤，也被称作焚。宋代焚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添香、试温等程序。当时焚香准确的叫法是“隔火焚香”，讲究的是“烧香取味，不在取烟，香烟若烈，则香味漫然，顷刻而灭。取味则味幽，香馥可久不散，须用隔火”。“隔火焚香”的大致步骤是：首先准备好木炭，木炭需烧至通红而又没有明火也不冒烟。然后在香炉里均匀松散地装上香灰，并在香灰中心挖出一个较深的孔洞。之后先往孔洞中放入烧好的木炭，如果木炭比较旺，便放得深一些，不旺就放得浅一些。然后再放“隔火”，“隔火”用的是云母、金钱、银叶、砂片等薄而硬的东西。最后在“隔火”上放香丸或香饼。因此宋人“焚香”并不是我们以为的直接用火烧，而是隔火焚，既然是隔火焚，就一定会有添香试温的程序了。除了“隔火焚香”之外，宋代还流行一种打香篆的焚香方法，就是将一种或者多种香粉混合在一起，铺在专用的香灰上。这种焚香的方法需要先把香灰整理平坦，接下来，将香粉填入带有图形镂空的模具中，轻轻敲击使其紧实，这时就会形成一炉“篆香”。焚烧时，点燃一端，“香篆”就会慢慢燃烧，烧完之后的香灰还会保留最初“香篆”的图形，女子们也因此认为香篆有相思成灰之意。当时最常见的香篆图形有心字形、莲花形、福字形等。蒋捷词中：“何日归家洗客袍？ 银字笙调，心字香烧。”讲的就是这种“篆香”，杨万里也写过：“遂以龙涎心字香，为君兴云绕明窗。”可见打香篆在当时使用范围非常广泛。

    宋人喜欢合香，合香除了使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名贵香料之外，当时的百姓还会在其中加入带香味的各种本土花草，果木来调和香味，比如宋仁宗的张贵妃就曾经用荔枝壳制作过合香，这类材料的加入既调和香味也可以降低制香的成本。这些通过合香制成的香丸、香球、香饼和散香末主要是放在香炉中焚烧，两宋时期香炉的造型很丰富，分为有盖封闭式与无盖敞开式两种，当时一般称封闭式的炉为熏炉，开敞式的炉为香炉，香炉的材质则以瓷器为多，也有金银器的。莲花式、奁式与仿古式的香炉通常都不带盖子，多用来打香篆。带盖子的香炉称做熏炉，有香毬、鸭炉和鸳鸯炉等。周邦彦《少年游》“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中“兽烟”讲的就是动物造型的熏炉。香毬是一种宋人喜爱的香薰神器，也叫“卧褥香炉”或者“香囊”。之所以称其为神器，是因为香毬无论怎么倾覆，它内部焚香的碗口都朝着上方的，这样香灰不会洒漏，也不必担心炭火引燃衣物。这种利用地心引力和活轴平衡的产品，在当时绝对是妥妥的黑科技。这个原理后来甚至被用到了现代航天技术的陀螺仪里面，足见当时技术之先进，工艺之精巧。这种香毬在当时可以放在被中、衣袖里，或者悬挂在车轿上，携带十分方便。辛弃疾说“宝马雕车香满路”，之所以雕车可以香满路，就是因为车上悬挂了香毬。

    宋代奉行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文人、士大夫们政治自由度相对较高，加之朝廷鼓励香料贸易，这就为香料的广泛应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香也因此在文人、士大夫们的主导下被广泛应用于酒宴茶会、礼仪庆典、婚丧嫁娶等各类社交场合。在宋代围绕香这一静态物质，风雅之士所开展的休闲方式之多，内容之生动有趣，往来互动之频繁，是前代所不及的。香不仅是文人们吟咏佳句、泼墨挥毫的灵感来源，更是雅士们眷恋难舍、日思夜想的心头之好。

    焚香的作用与意境

    宋代文人雅士中嗜香者甚多，不过焚香的用途，则因个人喜好而各不相同。焚香最常见的用途是熏衣，真宗朝的中书舍人梅询，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必定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在穿上官服之后焚两炉香，然后把官袍的两个大袖子的袖口展开，覆盖在熏笼上，待到炉香燃尽之后他就把大袖的袖口聚拢起来，不让香气散去。等到了办公室，他再把袖口放开，袖中香气便幽然而出，一时间满室皆香,梅大人秒变人体香薰机，人称“梅香”。其次，文人士大夫在燕居休闲时喜欢将焚香作为营构诗意生活的点缀，北宋画家郭熙作画时“凡落笔之日，必窗明几净，焚香左右……然后为之”，他们觉得香气可使人才如泉涌，思绪驰骋，他们也会将香置于卧室，相伴于枕旁，如“枕畔木瓜香，晓来清兴长”，“静喜香烟萦曲几”，“就火添衣，移香傍枕，莫卷朱帘起”。除了这些用途之外，香在宋代还有修身静心之用，宋人认为香气是醒脾通窍的良方，可用于深思伤神时提神醒脑。赞宁在《大宋僧史略》中有这么一段话：“香也者，解秽流芬，令人乐闻也。经中长者请佛，宿夜登楼，手秉香炉，以达信心。明日食时，佛即来至。故知香为信心之使也。”提到焚香修身我想起米芾的一个故事。相传米芾晚年远离是非，学禅有得。他在去世前一个月把平日所爱字画尽数焚烧，与亲朋故旧一一写信告别，称自己命不久矣。同时他在家中备好一口棺材，从此吃饭、坐卧、办公，全都在这棺材里进行。到了临终前七天，他不再吃荤食，每天都沐浴更衣，在棺材中焚香静坐。直到逝世那天，亲友与同僚悉数到场，他说了“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两句便合掌而逝了。（众香国是一个佛教词语，一般代指佛国）米芾这个故事可以算得上是焚香修身的极致了。

    宋代文人用香，除了自用之外，更将其作为往来互动、增进友谊的纽带。故友来访时，焚香清谈可谓美事。宴会雅集时，焚香是营造交际氛围的重要手段。文人雅士们还热衷于自制合香互相馈赠，为此还留下许多香谱传至后世。其中最著名的《陈氏香谱》中曾记载过一个黄庭坚的故事。

    黄庭坚和苏东坡关系非常好，两人常常一起品香。有一次，黄庭坚与一位法号叫惠洪的僧人在湖南游山玩水，恰好衡山花光寺的长老派人送来墨梅图。惠洪就与黄庭坚一起在灯下欣赏，这时黄庭坚说：“真是好画，只可惜闻不到梅花之香。”惠洪说：“要闻梅香，又有何难。”说着便从囊中取出一粒香丸，投入香炉内，不消多时，便有梅花的暗香浮动。黄庭坚惊奇地问：“这是何香？ 竟如此神奇。”惠洪说：“这是传说中的韩魏公浓梅香，是东坡先生制作的独门秘香。”黄庭坚感叹道：“原来这就是韩魏公浓梅香呀？”惠洪逗他说：“东坡先生知道你有香癖，却不肯将此香的制法教给你，看来是为了鞭策你继续努力研究呀。”黄庭坚说：“就是，就是。下回见到东坡先生我定要讨个说法。不过‘浓梅香’这个名字，听着有点儿俗。我看不如改名‘返魂梅’，要比原来的‘浓梅香’高雅得多。”惠洪说：“的确，改天遇到东坡先生，一定要跟他说说，改个名字。”黄庭坚十分热爱研究制香及香文化，他的“香诗”和用香的观念，也影响了日本香道文化。

    在日本香道界，有《香十德》叙述了香的十种公德：“感格鬼神，清净身心。能除污秽，能觉睡眠。静中成友，尘里偷闲。多而不厌，寡而为足。久藏不朽，常用无障。”据传为黄庭坚所作，后来根据日本学者考证《香十德》乃“一休和尚作”，并非出自黄庭坚。一休和尚是日本室町时代的高僧，日本室町时代的文人对黄庭坚的“香诗”极为推崇，《香十德》中的“尘里偷闲”就取自黄庭坚《子瞻继和复答》诗中的“一炷烟中得意，九衢尘里偷闲”。“九衢尘”代表着尘世的各种烦恼，这里是说香不仅可取悦嗅觉感官，还能舒缓解压平心静气，在品香的过程中，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放松，收敛心神。文人雅士端坐静室，案头摆一炉馨香，伴着袅袅轻烟，或认真读书，或与友对弈，或弹琴修身，累了便闭目轻嗅一室清香，顿时倦意全消，说不尽的飘逸淡雅。宋人极爱用香、品香，但却并不将此事称为香道，因为宋人认为无论香、茶、花还是画，虽然的确都有修身静心之用，也各有其所遵循的道理，但是归根结底他们只是追求宇宙真理的一种手段和方式而不是最终目的，所以不能称之为大道之“道”。宋人把他们称作“事”，是一件赏心悦目，具有生活情趣之事。

    宋人将用香一事，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后世看起来觉得风雅，而在当日，却是风雅处处是寻常。宋代香事在继承前代的审美观念的基础上，融入时代之风尚、文人之意趣，形成其特有的休闲特征。文人雅士们以“闲”的趣味来对待焚香之事，他们以香薰衣、以香为礼、以香养性，将香视为日常必备之物，这种对琐细平凡之物的关注，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生活美学的追求及个人生命体验的抒发。

    （作者为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礼与服饰的关系研究”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