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维新泡影

    康有为的学问自然够得上一代大儒，但是他往往不是把追求儒家学术看成目的，而是作为手段。为了给体制改革制造思想依据，他写出《新学伪经考》，说你们这些老古董拼命捍卫的所谓正统思想，不过是西汉刘歆所伪造。他又写出《孔子改制考》，告诉这些守旧大臣，你们顶礼膜拜的孔老夫子就是一个改制者、改革派。为了改革他不惜伪造尧舜周公的言论为自己张目。这种手段推到极致，“康圣人”竟然照抄了《三国演义》汉献帝血书诏书夹带在衣带中交给董承的故事。他逃到海外之后，四处对人说，戊戌事败前一日，光绪皇帝托杨锐带出一份衣带诏给他，命他逃出北京，从长计议，想法勤王。这份衣带诏全凭他嘴说，谁也没见过。就凭着这个可疑的诏书，他在海外处处以光绪皇帝意见代表的身份说话。这一次他们对英国许诺：“扶助皇上复辟，则皇上必深与英相结纳。”保皇党人所办的报纸时而声称“各国公使已有密电至沪，饬兵轮北上”；时而报道“法兵舰于二十五日得立嗣之信后，已即日开行北上，准备入京”；时而散布日本“将以兵力相向，各国钦使如其言”。

    在动荡不安的氛围中，越耸人听闻的消息越能被广泛传播，最坏的局面往往被认为最接近真相。

    从民间到内部再到叛逆，这些所谓证据链互相证明，层层叠加，最终导致太后及运作废立的小集团确信洋人将在立储一事上持反对态度。

    因此，一系列针对康党的打击措施接连出台。

    首先，是从思想影响上清除康党“流毒”。

    庚子年正月初六日，上谕立储方才十几日，新年刚过完就下诏，要求各省今年乡试的考官在判卷取士的时候不得“好新喜异”，必须以祖法圣道为取舍标准，稍涉离经背道者，立即摈弃。这是从官员录取上严防受康有为维新之学影响的人混入干部队伍。

    二十一日，批准侍读学士陈夔龙的奏章，命令各地整顿学校，宣明圣学，有“气质嚣张、沾染康梁恶习者”，要严斥痛惩。三月二十一日，命各省督抚学政，将学校书院加意整饬，杜绝“邪说”影响。这是从教育战线上严防康党思想的渗透。

    更有甚者，规定如果有购买阅读康党所发行的报章者，也要严拿惩办，并将其所著各书严查销毁。康有为之所以暴得大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弟子梁启超那饱含情感、笔带风雷的文章在新出现的媒介形式——报纸杂志上不胫而走，广为传阅。这是面对新闻出版业这一新兴产业带来的全新的管制需求，大致属于宣传战线上的斗争。

    然后，就是最传统最原始的办法，从身体上消灭康有为、梁启超。

    首先是刨你祖坟。正月十二日，命署两广总督李鸿章将康有为、梁启超广东本籍父祖坟墓铲平，以儆凶邪。

    然后是要你小命。正月十五日，命南北洋、闽浙、广东地区的督抚悬赏银十万两，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即便是拿到死的，只要呈验尸身，也一体给赏。如有不要钱要官阶者，朝廷一定给予破格之赏。

    对于朝廷一道道的严旨，李鸿章一直在拖时间。拖到二月二十七日，他奏称，香港有新党打着勤王的名义，正在谋划起事，袭击省城广州，已和港督密商查禁。顾虑到激则生变，所以铲平康有为本籍坟墓一事，似宜稍缓。

    其实李鸿章本人就是“康党”。1895年8月康有为在京组织强学会以求维新，李鸿章签完《马关条约》后千夫所指，在京闲居，愿捐金二千入会，被拒。戊戌事变之后，他请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向梁启超当面转达慰问，勉励梁在此流亡不得志的时间里“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挫折，遽灰初心”。李大人的潜台词很清楚，你们还年轻，熬时间太后哪熬得过你们，我们这帮老朽完了之后，他日国家还得靠你们。当前的困厄之下，你们不能忘本。

    因为郑永昌、井深君是李原在直隶总督任上就结识信任的朋友，在戊戌政变之后，血雨腥风之际，李才敢委托二人带话。

    两年以来，李鸿章此心未变。太后对此也有耳闻。

    一次召对，说完公事后，她曾漫不经心地问李鸿章：“有人说你是康党？”李并不张皇，跪在地上平静地奏对：“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确实可废。如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臣是康党。”

    在理有节，无可指摘。

    李鸿章抬起头平静地看着太后，眼中毫无波澜。

    太后默然。

    其实康有为在京办强学会讲求维新之时，京中京外许多大员都赞成，张之洞、袁世凯都曾赞助重金，蔚为风尚。大清积弱之下，维新变法的目标已成共识，只不过是路径方法有不同。太后重新柄政后对此也看得很清楚，所以天大的事，也不过是杀六个皇帝身边的小臣，惩处几个大臣而已，也不去深究。

    所以这一次，太后不接受“康党”李鸿章的托词，告诉他：“力遏乱萌，勿瞻顾彷徨。”

    一语点透，警告你不要有所顾忌，不要想做事留后路。话说到这个地步，李鸿章再也无可推托，你可以说康梁跑到海外，抓不住，总不能说康有为的祖坟也长脚跑了吧。

    五月初十日，李鸿章奏报，已命南海知县裴景福带人将康有为祖父骨坛两具刨出，并将骨殖弃入虎门洋面。

    在朝廷立嗣及刨祖坟等一系列打击行为的刺激下，康有为一段时间以来已有所和缓的宣传火力再度集中针对太后与荣禄，并且不仅仅停止在骂战的层面，还公开打出武力勤王的旗帜。

    但是，过去这一年，康党内部已然出现了裂痕。康梁不再同心。

    事情的起源在于戊戌之后二人思想发展上的分野，契机则是广东老乡孙文的出现。

    孙文所秉持的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朝廷，肇建共和。破屋千疮百孔，修无可修，补不胜补，不如推倒重建。

    而康梁则深受光绪知遇之恩，意在以大刀阔斧的改革方式赋予旧邦以新命。而且千年一系之君主国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一夜暴富的例子就在眼前。

    但孙文原本对此认识并不清楚。

    1893年冬天，关心时事的澳门西医孙大夫就听说有个叫康有为的广东老乡在广州卫边街设堂讲学，见识不同俗儒。他打算去交个朋友，聊聊“如何救中国”的问题。谁知道康有为却已端起了架子，让他先拜师才和他多谈。等康梁变法失败逃到日本之后，孙文也流亡日本搞革命，他觉得这下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都是清廷的通缉犯，可以聊聊有没有什么合作的。孙文就托日本人宫崎寅藏和平山周向康示意。谁知康进士根本瞧不上他这样的草根，说我“身缝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

    孙文这才彻底认清现实：“夫康梁，一以进士，一以举人，而蒙清帝特达之知、非常之宠，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维新，言听计从，事虽不成，而康梁从此大名已震动天下。此谁为之？孰令致之？ 非光绪之恩，曷克臻此！ 今二子之逋逃外国而倡保皇会也，其感恩图报之未遑，岂尚有他哉！”

    但是梁启超与乃师不同，他是个思想奔腾、漫无边际的人，你看他的文字就能理解他的奇思妙想无所不至。他觉得共和与报光绪之恩未尝不可以调和，或许孙文能接受君主立宪制的虚君共和体制，即便一定要走到民主共和，或许可以推举光绪皇帝任第一任终身大总统。救中国、得富强，是仁人君子共同的目的，革命与维新只是路径，未必不可以调和。

    他在1898年旧历十月下旬主动请一些日本友人引荐介绍，和孙文、陈少白发生了接触。这时他刚刚逃亡到日本没多久。

    梁启超曾撰文《杂答某报》提及1899年8月他与孙中山在横滨吉亭深夜长谈之事。他的长女梁思顺（令娴）对人回忆过二人会面的场景：“其先君在日本之次年，中山先生曾多次往访，二人大谈革命。一日，令娴女士在隔室中闻孙梁二先生高声辩论革命之道，以为二人争吵，急趋探视，见其父来回踱于室中，孙先生则倚床而坐，各叙所见，状至融洽。”

    梁启超还介绍章太炎、唐才常、周善培、钱恂等人结识孙文，并且把康门弟子梁子刚、韩文举、欧榘甲、罗伯雅等人也介绍给孙。这一切，应该是背着康有为进行的。

    此时的康有为正在檀香山策划武装暴动，四处筹集经费。

    革命和创业一样，核心两件事，一是展示实力，一是画下“大饼”。康有为是第一流的学者，一定程度上也是第一流的创业者，二者在一个人身上兼具，实不多见。试看他写给募款对象滕芳的信，其中先展示了自己必成功的实力：“顷内地已有兵七十余万，新安（今东莞）廿余万。台湾万余人（皆百战之兵），南关（广州越秀区一带）万余，湖南廿余万人，长江各省卅余万。”一个以思想为号召的学术团体在内地已有七十万雄兵，实力如此雄厚，何事不成？

    接着画饼：“勤王之举，汲汲欲行……故今日救火追亡，未有所急。所以待之者，专待饷耳。美洲多富商，若有愿为国出力者，封侯之赏在今日，望劝之得千数百万，乃可举动。”诸事俱备，成事就在眼前，以今日商业言之，大概如企业IPO最后一轮，现在投资，风险很低，收益却极大——封侯之赏。

    1899年，康有为派得力弟子唐才常、林圭回国，联络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会党，组织勤王起义。临行之前，梁启超等人为林圭践行。陈少白是革命党人早期的中坚，与孙文、尤烈、杨鹤龄并称“四大寇”，他参加了这次集会：“一天晚上，梁启超及康有为其他的门生在日本某菜馆开了一个送别大会，送别林士圭（林圭）等回汉口去筹备起事。到会的除了康有为的学生外，有日本的同志朋友，孙先生和我们兴中会的会员多人参加在内。他们知道我船到日本，就派人到横滨码头来接，一同乘车来到东京，把我送到这里来。大家见过面，把酒畅谈，真是悲壮淋漓，激昂慷慨，都兼而有之了。在席上，梁启超还把合作的话，殷殷商酌，林士圭珍重告别。”

    “把酒畅谈，悲壮淋漓，激昂慷慨。”真有高渐离易水河畔击筑送别荆轲之感。那个时代，让人向往。

    以上可见革命党人与康门部分弟子来往之紧密。二者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继而有孙、康两派合并组党之计划，拟推孙文为会长，梁副之。

    一次讨论纲领时，陈少白挑破了一直回避的问题，问梁启超：合作之后，如何对待康先生？ 梁想了想，扶桌起立，环视四周的同门与合作的盟友，缓缓说：“惟有请康先生闭门著书，由我们出来做去，他要是不答应，只好听他去，我们也顾不了许多了。”意见坚决。

    回去不久，梁启超就起草长信数千言，以“同门十三人”的名义向康有为摊牌，告以“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圣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让老爷子离休。

    就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广东巨绅、几任两广总督幕僚的刘学询以考察商务之名，潜赴日本，任务是诱捕康、梁。他到日本之后与孙中山来往比较密切，外界不知道所谈何事。在日本的华人圈子就那么大，哪有什么秘密，消息很快传出，此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离间的作用，康门师生对孙中山加大了疑虑与不信任。梁启超的逼宫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反而自己被康有为强派到檀香山。梁启超反水失败，维新与革命的合作无果而终。

    后来时势的发展证明了康有为的路走不通。他在各种勤王方案中东摇西摆，举棋不定，起事日益迫切，联系好的各路力量纷纷催饷要经费，时日虚耗之中款项消耗殆尽，被康有为视为主力军的两广勤王军一兵未起。林圭与唐才常到上海后建立自立会，联络会党，组自立军，谋在汉口举事。因康有为所筹款项迟迟不到，一再拖延，走漏消息，庚子年七月在汉口二人同时被捕，张之洞在非常时期，迅即将二人杀于武昌紫阳湖畔。

    康有为的报复仍然是停留在纸上，画出的饼尽成泡影。

    （本文摘自《太后西奔》，谭木声著，新星出版社2023年8月第一版，定价：58.00元）

    （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