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闽台说唱文学的集成之作

    ■[荷]伊维德（Wilt L. Idema）/撰，李芳/译

    一

    闽南语拥有极为漫长的文学书写历史，是其他任何一种中国方言都无法与之媲美的。中国早在十六世纪就已经刊印了用闽南语写成的戏曲作品。“歌仔册”（即以闽南语编写、演唱的长篇叙事唱本），多讲述当地流行的故事，虽然现存最早的版本仅能追溯到1770年，但是也许早在十七世纪就已经付诸刊刻了。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就收藏了一大批刊刻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歌仔册唱本。本书所集为当今所存的清代以来刻本，共有162种，这些本子分别刊刻于泉州、漳州（厦门）和上海，而民国之后的文本则多是根据早期版本翻印或者改编的。在二十世纪，歌仔册的作者仍然继续创作着新的唱本，故事情节取材于外来的小说、电影，以及当地的逸闻和罪案。在这里，“当地”首先指的是福建南部所有使用闽南语的地区，但是中国这一地区的居民，从十七世纪以来大量地移民到台湾和东南亚，所以歌仔册在这些地区也十分流行。

    刚开始时，歌仔册是以小开本来刊印的。在十九世纪，这些唱本大多数是木刻本。但是，随着石印技术的盛行，许多书坊改变了原有的刊本形式。民国时期，中国台湾地区使用活字印刷的方式，也大量地刊印歌仔册唱本。1949年之后，虽然中国大陆已经不再刊印歌仔册，但是在台湾地区的新竹市，直到二十世纪末，竹林书局仍然继续在重印、改编和编刊新的歌仔册。

    歌仔册不仅以书面形式流传。这些歌谣由民间艺人和爱好者演唱，于是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作为一种口头歌谣，歌仔册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明代之前的好几个世纪，可惜的是，封建时代的文人对此却相当漠视。但是，精英文人的无视并不意味着人们并不以歌谣的形式进行演唱或者讲述故事。公元四世纪时，史学家干宝在《搜神记》中讲述了李寄斩蛇的故事，并在文末总结道：“其歌谣至今存焉。”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首歌谣是用什么语言演唱的，用什么形式来书写的，以及流传的范围有多广。

    现代国家的建立必然强调一种单一的官方语言。二十世纪的进程之中，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文化政策之下，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虽然一些民俗学运动的早期成员关注过歌仔册，“中研院”史语所的重要俗文学藏书中也包含有歌仔册，但1949年之后，大陆地区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基本没有出版过歌仔册，零散的评论给人带来的印象是，大多数俗文学研究的专家，也没有意识到这些闽南歌谣的存在。在中国知网搜索“歌仔册”，相关文章不足20篇，大多数还是来自台湾地区的学者撰写的。在台湾地区，一开始的情况也并没有更好。1945年后，国民党在台湾岛上实行的语言政策和学术界中来自大陆地区学者的统治优势，在其统治时期前几十年中都限制了闽南语文学的研究。但是，台湾不仅拥有“中研院”史语所的丰富俗文学收藏，还有一系列重要的私人收藏。同时，国外收藏者也构成了歌仔册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在1960年代收藏了五百余种文本（目前藏于福州的福州大学）。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收藏了时代稍晚、数量相当的唱本（目前藏于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

    二

    十九至二十世纪荷兰的汉学，在早期与厦门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上的海外华人大多数来自此地。荷兰的汉学家，本是作为殖民地管理中国事务的官员来培养的，于是被送到厦门去学习当地方言，以便能用熟悉的语言和海外华人交流。但是，我在1963年进入莱顿大学时，荷兰汉学已经几乎遗忘了早期的历史，我在大学学习的过程中也从来没有了解过闽南语文学。当我在1970年代访问台湾时，我才第一次知道歌仔册。当时，我和友人胡万川谈及我对传统白话小说的兴趣以及它们和传统说唱文学的联系，承蒙他告知，无论是在口头的表演还是书写的方式上，台湾的歌仔册都是一种仍然存活的传统。他坚持建议我不仅要买小说，还要买闽南语的唱本，还慷慨地赠予我几册私人珍藏的副本。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几本俗曲小册子，视若至宝。此后，只要造访台湾，我都要找机会前往新竹，要去参观当地的城隍庙并在庙前的小书摊中购买这种唱本。尽管如此，我本人的收藏十分有限，我也没有对此做太多研究，只是随手翻一翻，为其中错综复杂的文字组合着迷不已。我也从来没有学会说任何一句闽南语，我必须承认，大多数的歌仔册唱本都是我迄今无法阅读的。

    直到最近，我才重新回到歌仔册的研究中。二十世纪后期，俗文学文献的获取越来越便利，重新点燃了我对中国文学中这一领域的研究热情。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再次阅读歌仔册时，意识到其中的部分文本并没有包含那么多闽南元素，并且在二十一世纪初期，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辅助来理解闽南语的歌仔册，比如闽南语字典与歌仔册注释本。因此，当我在《孟姜女哭长城》（Meng Jiangnü Brings down the Great Wall ，2008）一书中把收集到的十种关于孟姜女故事的不同文本翻译成英语时，其中包含了一种闽南语歌谣的英译，原文至少在1836年就已经刊印了。一旦意识到可以将歌仔册翻译成至少是我本人满意的英语译本，我便一而再地对其加以翻译和研究。接下来数年中，我陆续翻译了《劝人莫过台湾歌》《曾二娘歌》《荔枝记陈三歌》《金姑赶羊新歌》《桃花女斗法周公歌》《五鼠闹宋宫歌》《方世玉打擂台》，这些英译文本发表在《台湾文学英译丛刊》（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 31&32）的专刊中。其后，我仍有一些机会将歌仔册翻译成英语，在拙文《中国文学中的昆虫：研究与翻译》（Insect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 Study and Anthology，2019）中，我收入了杨秀卿表演本的《胡蝇大战蚊仔歌》。在翻译这篇唱词时，我的工作比此前更加依赖于友人的襄助：在此必须特别鸣谢苏桂枝、林鹤宜和鸿章夫。

    三

    2016年3月，我在台湾大学戏剧系任教时，和潘培忠博士在台北初次会面。当时，我正在为老鼠告状的案件着迷，相关研究后来写成了《中国文学中的猫和鼠：传说与评注》（Mouse vs. Cat in Chinese Literature: Tales and Commentary，2019）。早前，我曾在吴守礼编选的《清道光咸丰闽南歌仔册选注》（2006）一书中读到过《新编猫鼠相告》，这篇文章尽管收入在此书中，却并不能归入歌仔册，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以文言文写成的，而且它完全采用了散文的形式。这篇文本中包含了老鼠在阎王爷面前的正式诉状，状告猫是冷酷杀手，以及猫对阎王爷呈上的反诉和阎王爷最后的判词。在这之后，我又研究了《最新猫鼠相告全歌》，立刻为之着迷。在改写故事的过程中，这篇唱词创造性地使用了二十世纪初期的许多新词语，以讽刺民国初期的会议、演讲、冲突和谈判。当我为理解曲文所困扰并向林鹤宜教授寻求帮助时，她向我引荐了当时正在台大访问的潘博士。潘博士不但协助我更好地理解了曲文，还告知我正在研究的这个版本省略了故事的最后一节，省略的唱词保存在厦门刊刻的一个更早的版本中，并且慷慨地送给我他从博德利图书馆中获得的一个副本。在《中国文学中的猫和鼠》一书中，我只收入了《新编猫鼠相告》的节译本，但是在《（北美）中国口传暨表演文学研究会月刊》（Chinoperl Journal）中登出了歌仔册全文英译本，如果没有潘博士的帮助，这项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潘培忠博士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和著录歌仔册的工作，并为此前往台湾地区从事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他访学的足迹不仅遍布华语地区，也涉及了欧洲和其他地区。近年来他已经在此研究领域发表了系列重要学术论文，不过只有通过本书，才能真正了解他所从事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本书为大系的第一辑，包含了所有目前所知的、清代以来保存至今的162篇歌仔册。这些唱本不仅被仔细地标点、整理过，还与后出的、可获得的其他版本做了仔细的校对。每一篇目前附解题，包含故事概要、本事来源、改编情况和现存版本等诸多信息。读者阅读目录可知，叙事性的唱本都是以故事的时代先后次序来编排的，许多同类的说唱文学作品全集或选集，也是采用了这种编排方式，自然具备一定的便利性。可是本书的第一部分始于“大舜耕田歌”，首次刊刻于1910年，距离1770年刊刻的陈三和五娘传说的唱本，已有足足140年之久。在“不明朝代故事”和“短篇歌谣”的部分，篇目是按照目前所知的唱本首次刊印时间来编排的。如果全书都是按照这一顺序编排的话，将更能凸显出当地主题故事在歌仔册的发展初期的重要性。

    本书无疑是一部空前的著作。尽管此前台湾地区已经出现了为数不少的相关出版物和数据库，但都无法企及本书的规模。如果想要从事大陆地区编刊、尚处于形成性阶段的歌仔册唱本研究，本书向全世界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便于利用的、来源可靠的文本。一直以来，中山大学在中国俗文学研究中有十分重要的贡献，有鉴于此，在此校任职的潘培忠博士所完成的研究工作，再次彰显了中山大学在当下俗文学研究中的卓越地位。

    (作者介绍：伊维德（Wilt L. Idema），哈佛大学东亚文学系荣休教授；李芳，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