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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羽
女县长李佩钟向拆城墙的民工做了动员，“大家分散开，刚要动手，沿着城墙走过三个穿马褂长袍的绅士来，领头是李佩钟的父亲大高个子李菊人。他们手里都玩着一件小东西，李菊人手里是两个油光光的核桃，第二个是红木腰子，第三个是黑色的草珠子。他们向前紧走两步，一齐把手举起，里外摇摆着，对群众说：
‘且慢！我们有话和县长说。’
李佩钟站在那里不动，三个老头儿包围了她，说：
‘我们代表城关绅商，有个建议，来向县长请示！’
‘有事情，回头到县政府去谈吧。我现在很忙。’李佩钟说。
‘十分紧迫哩，县长！’拿腰子的老头儿说，‘我们请你收回拆城的成命。’
‘什么！你们不赞成拆城？’李佩钟问。
李菊人上前一步说：
‘古来争战，非攻即守，我们的武器既然不如日本，自然是防守第一。从县志上看，我县城修在宋朝，高厚雄固，实在是一方的屏障。县长不率领军民固守，反倒下令拆除，日本一旦攻来，请问把全县城生灵，如何安置？’
李菊人领了半辈子戏班儿，不但他的见识、学问，全从戏台戏本上得来，就是他的言谈举动，也常常给人一个逢场作戏的感觉，全县好看戏的人差不多全认识他，民工们扛着铁铲大镐围了上来。‘我们不是召集过几次群众大会，把道理都讲通了吗？’李佩钟说，‘那天开会你们没参加？’
‘那天我偶感风寒，未能出席。’李菊人抱歉地说。
李佩钟说：
‘我们进行的是主动的游击战，不是被动的防御战。拆除城墙，是为了不容进犯的敌人，在我们的国土上站脚停留。’
‘那可以进行野战，’李菊人截住说，‘昔日我轩辕黄帝，大败蚩尤于涿鹿之野，一战成功，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可从没听说拆城！’三个老头儿还要麻烦，群众等不及了，乱嚷嚷了起来：
‘这点儿道理，我们这庄稼汉们全捉摸透了，怎么这些长袍马褂的先生们还不懂？别耽误抗日的宝贵时间了，快闪开吧！’他们一哄散开，镐铲乱动，尘土飞扬，笼罩了全城。三个老头儿赶紧躲开，除去李菊人，那两个还转回身来，向县长鞠躬告别，从原道走回去了。一路走着，拿草珠子的老头儿感叹地说：
‘我们每天起来，连个遛画眉绕弯儿的地方也没有了！’
拿腰子的说：
‘李老菊吊嗓子的高台儿也拆了哩！’
李菊人却把马褂的长袖子一甩，唱起戏来。”
以上摘自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这也可说是全民抗战火热斗争中的一个插曲。犹如戏曲舞台上的“生、净、旦、末、丑”中的丑角，插科打诨，逗人解颐，可是突然冒出来的以李菊人为首的三个土乡绅却大煞风景，引古论今，驴唇不对马嘴，一本正经地无理取闹。他们这是咋的了？是吃饱了撑的，还是酒喝多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就说拆城吧，这本是一项有利于全民抗战的重要举措，正像群众说的：“这点儿道理，我们这庄稼汉们全捉摸透了，怎么这些长袍马褂的先生们还不懂？”
既然“有话和县长说”，县长李佩钟就是李菊人的亲女儿，一个门口进出，一个锅里吃饭，低头不见抬头见，有话什么时候说不了，偏偏舍近而求远，跑到民工动员大会上来说？群众下逐客令了，“一哄散开，镐铲乱动，尘土飞扬”，三个老头儿赶紧躲开了。也算是这一插曲的“曲终奏雅”吧，“李菊人却把马褂的长袖子一甩，唱起戏来”。
孔雀开屏自炫，后窍亦随之而见，岂料想，他这一唱，使人百思不得其解者，竟得其解也。就事论事，“拆城”之于李菊人本无可无不可（只是把他“李老菊吊嗓子的高台儿也拆了。”）实是借此为由头，在众多民工面前和县长分庭抗礼，争长论短，以显摆他是县长的亲爸爸，比“父母官”还父母官的老太爷。如此这般地自我感觉之良好，能不得意地“唱起戏来”？也许这是我的臆断，是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然而“形象大于思维”，又怎知作者之用心亦未必不然？为臆断再找个说词，且引刘熙载《文概》：“庄子文法断续之妙，如《逍遥游》忽说鹏，忽说蜩与鸴鸠、斥鷃，是为断；下乃接之曰‘此大小之辨也’则上文之断处皆续矣。”不妨依样效颦之：“忽说‘我轩辕黄帝，大败蚩尤’，忽说‘李老菊吊嗓子的高台也拆了哩’，是为断；下乃接之曰‘李菊人却把马褂的长袖子一甩，唱起戏来。’则上文之断处皆续矣。”行文至此，想起了金圣叹在《贯华堂第六才子书》中写的一段话：“文章最妙是目注此处，却不便写，却去远远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便且住，却重去远远处更端再发来，再迤逦又写到将至时，便又且住。如是更端数番，皆去远远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即便住，更不复写出目所注处，使人自于文外瞥然亲见。”一个小小配角李菊人，为何要费如许力气？《堂吉诃德》里的堂吉诃德说：“喜剧里最聪明的角色是傻呼呼的小丑，因为扮演傻角的决不是个傻子。”掉个过儿说：“喜剧里的傻呼呼的小丑，是最聪明的角色。”试想李菊人这个混迹江湖的老油条，岂肯轻易让人得窥其城府。
菩萨是千刀万刀刻出来的，小丑也不是毛毛躁躁三笔两笔就能写出来的，一部小说，有如一台戏，生、净、旦、末、丑，缺一不可，个个角色，各臻其妙，方有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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