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涛的意义

    ■殷实

    维吾尔族诗人狄力木拉提·泰来提，在《迟到的挽歌》一诗的最后写道：“周涛走了，留下了周涛”，这是颇有深意的。周涛走了，是说周涛的肉体消失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突然之间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当然是让亲友们难过的事情。而“留下了周涛”的意味是，随着那个一直生活在新疆并持续写作的具体生命的离世，也就确立了一个文学和文化意义上的周涛，一个精神的周涛。这样的一个周涛，是会让后世在阅读理解中不断回味、反复认知的，这正是一个创造者真正的价值所在。

    周涛的成就无疑是多方面的。上个世纪80年代，他以新边塞诗确立了自己的诗人声望。他去边防一线，上喀喇昆仑山的哨所，回来后写出诗集《神山》，大获好评，一时为人们传诵。我们知道，汉高祖刘邦曾作《大风歌》，不过，其所谓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那只不过是帝王将相统治私欲的一种体现，因为王朝总有这样那样不自信和危机感。周涛从当代中国军人驻守的西部防线回来，对“猛士”做了具体的界定：

    他们用热的血、活的生命

    滋润着锈了几百年的 历史车轮猛士呵 我们的军魂挺起七尺汉子的腰身

    只要展开你骄傲的旗帜

    临危时就不惜力拔生命洪流的闸门孔武 刚毅狂放而又忠贞在祖国面前

    没有任何慷慨的言论能比上一次慷慨的献身

    而且，周涛称自己崇拜古往今来的猛士，但当他“热血沸腾时”往往“就羞惭于自己仍是一介书生”。这首诗历数那些“古中国想起就会为之一哭”的悲歌义士、盖世英雄，包括骇人听闻的受辱者，最终说出了诗人自己的英雄观，那就是要明确，个人价值与为之献身的对象（祖国）之间，当是一种良性而健康的关系，因为周涛与大部分歌者的不同就在于，他会检点个体，审视自我，哪怕是一个普通士兵的自我，这就是周涛诗歌的现代性意涵所在。

    周涛最值得称道的诗歌创作，当属《山岳山岳，丛林丛林》。这首两千多行的长诗，至今少见完整版本，但却是中国当代军旅诗的巅峰之作。当一般的写作者，只是从表象触及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边境战争时，周涛却是出于一个真正诗人的本能，从和平理念、人道思想和人性价值这些层面展开了他的深沉咏叹。生命的伤痛，死亡的丑陋，乃至兄弟阋于墙的痛惜，都被如实呈示，读来令人痛彻肺腑。今天看来，周涛在当时条件下的“另类”写作，实际上是相关战争题材文学创作，特别是颂扬式写作的“B面”，这种在当代被忽略了的战争题材诗歌中“哀”的美学，事实上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伟大中国诗歌传统的源头——诗经、乐府，以及汉魏谣曲类的感时伤世。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当代诗歌走向了某种整体上的低迷和失序。诗坛浮躁，诗人们意气消沉，陷入了个人化写作和语言游戏的迷途。周涛明确表示出了自己的不满，这有他告别“亲爱的诗坛”的著名短文为证。他决定转向散文写作，且一开始就好像不那么谦逊：他声称要“解放散文”。何以故？ 因为在他的眼里，当时的中国散文也是有问题的，虽然好不容易突破了前几十年僵化（公式化了的某种文体）的写作套路，却又遁入了所谓文化写作（掉书袋）、个人化写作（创伤记忆、潜意识挖掘）之类的歧路，周涛看不惯这些。他所谓的“解放”，就是要超越这一切，有点像骑士亮剑。

    果然出手不凡。他那些或长或短的散文，不能说都是精品，但的确对当时大量的平庸之作构成了明显的“威胁”——读者们发现“规则”变了，散文原来还可以像周涛这样写。除了《过河》《巩乃斯的马》这样一些精美短章，他还接二连三写出了像《哈拉萨尔随笔》《蠕动的屋脊》《吉木萨尔纪事》这样的万字长文。在这些语言、文风和抒情方式都大为不同的散文作品中，周涛将目光凝聚在了新疆，当代“西域”人的生活形态和精神样式，在他的笔下惟妙惟肖，拓荒者、戍边人和游牧族的性格命运，是其最为津津乐道的。这一系列作品的鲜明特质，就在于，以一种“异域生活”或极限生存环境为背景，凸显生命的尊贵和意义，探求生活中的自由真谛。而且大部分这样的作品，也都伴随着散文文体的推陈出新，周涛在写作形式上可谓不拘一格，在篇章结体上决不墨守成规，长章短札，书信日记，嬉笑怒骂，不一而足。

    周涛散文创作的标志性作品是《游牧长城》。这部长篇散文，在看似不经意的诙谐话语和散漫文体中，暗示出强烈的文化中刺激—接受关系的事实存在，是对文化人类学中“交融”命题的生动阐述，可以说，《游牧长城》是文明特征、文明兴衰和文明重塑等宏大叙事中少见的文学表达。

    周涛对长篇小说的追求，也并不让人觉得特别意外，因为他对文学的兴趣，本来就是整体性的。换句话说，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狭隘的诗人，他谈论“文学”从来不仅限于“诗歌”或“散文”。

    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散文创作之后，周涛忍不住开始涉猎小说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西行记》出版后，中国文学界的反应似乎有点不冷不热。太像自传了，缺乏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故事情节不见一波三折，更没有什么“现代”因素、“魔幻”色彩……《西行记》在“不像”小说的情况下深化了小说的使命责任，与大部分游戏化写作、商业写作判然有别。你可以指责这不是小说，但你无法否认，这是罕见的饱含着血肉和泪水的一部生命之书。

    也许，在我们把周涛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考察的时候，其文学成就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一种人格的赞许。在乌鲁木齐周涛的追思会上，诗人乔良说过这样一番话：“我想，周涛的每一位朋友，包括在座的诸位，都一定会觉得，周涛对自己是最好的，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呢？”这真是一个好问题！ 我们（至少是他的朋友们）都很喜欢这个人，并且为自己得到了他珍贵的友情而心生喜悦，而他并非什么达官显贵，即便在对某一个人具体的财物帮助方面，他也不可能做到太多，却仍能赢得这么多人的心，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几乎一切都是“心照不宣”的社会中，他为什么会那样思想、那样写作？ 口无遮拦却并无“犯忌”？ 他何以端正于体制之内、甚至是在一身军服包裹之下，却时时能焕发出活泼的表达，涌动着自在的文思？ 这当然只能归于他赤子式的天真，只能说，他略显狷狂的外在形象中，实则包裹着一颗未凿的童心。他性情开朗，身体健康，谈吐优雅，偶尔破口大骂，但骂也只是佯怒微嗔，心中绝无半点牢骚和抱怨，他对自己的成绩单以及这个世界给他的分数是相当满意的，他甚至有点自恋。

    凡此种种，让他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中显得鹤立鸡群，然而他并不孤傲，而是对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亲切随和。特别在奖掖后进、扶持新人方面，他更是不遗余力。向刊物举荐作品，鼓励年轻作家去部队基层，为他们的工作调动、入学进修倾力相助。而当他看好的晚辈们作品获奖或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时，他绝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功劳，只会由衷地为他们高兴。近年来颇有发展势头的青年作家卢一萍、董夏青青，都曾在周涛手下工作十年有余，都是这种无私帮助的受益者。

    或许这就是周涛。或许这就是周涛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