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宗师”与“东方第一人”

    ■詹福瑞

    吴汝纶是清末民初这一新旧文化交替关口，推进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重要人物，对北方地区尤其京畿直隶一带产生过重要影响。

    吴汝纶勤于读书，治学范围涵盖经史子集，尤其谙熟儒家经典，二十多岁时便考中科举，有群书点勘本传世。他“幸生桐城”，少读姚氏书，年少时已有志于桐城家法，入仕后又入曾国藩幕，对曾氏“探源扬、马，专宗退之”之闳肆磊落文风深为叹服。他晚年主讲于莲池书院，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曾赴日本考察，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奠立磊磊基石。吴汝纶集官员、文士和师者多重身份于一身，淬炼于晚清社会思潮的风云激荡中，熔铸成两个鲜明的标签：“桐城派最后的宗师”与“东方第一人”。

    “最后”与“第一”，在序数词中似乎是相互对立的一对词语，然而放置在晚清这一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又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统一起来。“最后”与“第一”，就是新旧交替的隐喻。当一个国家在工业、经济、军事等方面屈居人下时，其文化、思想也不免被累及而成为“落后”的代名词。因此，中国传统之学自贬为“旧学”而略显黯然，而西学则镀上了“新学”的亮丽涂层。然而，新旧在耸立对峙的同时又不免有所混融，在此时树立一个边界就难上加难。站在中西河流的交叉点，如何在两股力道不匀、方向不一的冲力中求得一种动态平衡，是吴汝纶及其同时代士人的共同问题。面对这种困境，吴汝纶从他的背景、学识出发，编织出独属于他的答案。

    作为桐城派最后的宗师，吴汝纶诗文集桐城诸老之大成而别有洞天。桐城文章素来推崇唐宋八大家，亦将晚明归有光作为效法对象，举气清体洁为绝佳范式，摭宋明义法为精神旨归，形成一种相对圆整的方法论。然而，文派一旦拥有一种固定创作法式，虽旗帜鲜明，却也易于流入庸常。作为一种弥补与调适手段，曾国藩将汉赋之气势延入文法，使桐城文风为之一振。

    当一个人的阅读累积到一定数量时，便激荡胸襟，眼界开阔，欣赏的阈值会陡然升高。吴汝纶不仅熟识桐城诸老之文，亦与其师曾氏日夜切磋文理，对好文章自有其认知与标准。他师范唐宋和归有光文章，同时又重视学习汉代文体。其实，吴汝纶师法对象并不局限于某个朝代的某些作家，他突破了桐城先贤摒弃晋宋文的局限，所学的文章贯通秦汉六朝唐宋元明直至清代。这种转益多师的态度决定了他能够真正成为一位集大成者，不仅集桐城派诗文之大成，更是集中国经典精粹之大成。

    吴汝纶又是最早接纳西方文化的士人之一。他三十多岁时就已经广览译入中国的西方书籍，与当时活跃在中国的欧美日名流多有交往。富赡的知识学养与宽广的眼界胸襟，使吴汝纶特出于同辈。吴汝纶之子吴闿生曾记载美教士路崇德语：“吾见中国人多矣，学识襟抱，未有万一及吴先生者，其东方第一人也。”吴汝纶能得到外国人如此评价，原因有二：第一，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幕，二人学习西方、兴办洋务的主张，对他深有影响；第二，吴汝纶将研修中国经史文章时所秉持的孜孜不倦精神也投射到西学之中，数年中“自译行海外之奇书，新出之政闻，与其人士之居于是或过而与相接者，无不广览而周咨也”。在不废中国传统之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有利于中国的各方面知识，成为吴汝纶的学习原则。在莲池书院掌教时，他也将此种理念贯穿其中。吴汝纶曾说：“西学当世急务，不可不讲。”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书院增设西文学堂，后又设东文学堂。两个学堂分别聘请外教为教习，以英语、日语教育为主，兼学欧美历史、地理、政治、格致等，开设天文图说、地理全志、地学浅释、动物学、植物学等三十几门课程。在现今留存的莲池书院考课中可以看到舆地之学的内容，如《地理策问》。对生徒所作的课艺文章，吴汝纶评点道：“明于测绘理法，故言皆扼要，结处犹有通识。”亦叹道：“测绘西人最精，行军尤要，中国至今不讲，可喟也。”

    吴汝纶甚至尝试用古文传播西学。从唐代至清代，古文“传道”的功能始终被强调，无论是中唐时提出的“文以载道”，还是吴汝纶秉持的“道因文存”，改变的只是文人对文、道之间孰轻孰重的理解，而不变的是文道不离、两位一体这一基本事实。吴汝纶之前的桐城先贤们将道的内容定为义理，吴汝纶突破了这一局限，认为古文既然可以将古代圣贤之道传衍至今，当然也适宜译介传播西学。

    当然，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始终是吴汝纶坚持的治学基石。他在书院古课中给生徒考课时的命题不离经史，也鼓励学生拟作各代诗赋文章。在废除科举建立学堂之后，吴汝纶依然坚持主张延续古文教育，他认为那些最核心的圣贤之教均要仰赖于古文来留存传衍，其中蕴含的道德准则具有永恒的意义，是决不能抛弃的。

    吴汝纶生于1840年，其时中国已被动应对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冲击。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中成长起来的吴汝纶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他在呼吁学习西方的同时，始终坚持中国传统之学的赓续。他的诗歌充盈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风骨和精神；古文则高雅清洁，说理言情条理分明，这说明他对中国的学术有着自己的坚守，他亦希冀通过书院与学堂使年轻士子承续之。在吴汝纶的思想里，中国传统之学从不是“旧学”，而是国家文明的主干；西学可以使枝叶茂盛，但不能本末倒置。这就是他所认定的新旧边界。对于中西文化既有所取亦有所舍的理性态度，终使他成为“最后的宗师”与“东方第一人”。

    小艳教授近十年来主要治明清诗文。随我攻读博士学位时，所做博士学位论文是《冯舒、冯班诗学研究》，其后入站华东师大，出站报告是《虞山诗派论稿》。这一段期间，她关注的主要是江南士人及其诗学。近几年又转向河北，把莲池书院纳入研究视野。小艳治学勤勉是出了名的，这一点也许秉承了幽燕人的性格。有的学生见面，我会问近来读了什么书，写了什么文章。见小艳我说得更多的是慢慢来。现在，她又把《吴汝纶诗文研究》书稿交到我的手里，显然是未遵师教的结果，但我还是为之欣然。读了书稿，写了以上感受，也算是我阅读学生论著的心得。至于对此书如何评价，那自然会有读者的公允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