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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4年04月10日 星期三

    著者感言

    万里风霜处处家:李约瑟眼中的中国现代科学

    《 中华读书报 》( 2024年04月10日   10 版)

        《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刘晓、[英]莫弗特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23年12月第一版,236.00元

        ■刘晓

        鲁桂珍曾说过,如果把李约瑟的一生分成两半,最现成的界线可以划在1948年。那是李约瑟在中国工作了三年多,又在巴黎担任了两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任总干事助理之后,回到剑桥那一年。因为在此之前,李约瑟担任了中国战时科学的调查者和援助者,继而扮演国际未来科学的构想者和擘画者,同时转身成为中国古代科学的发现者和解说者。科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以这种有趣的方式交汇于一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中英两大主要盟国的关系升温,进入了全面合作的新阶段。在世界主要国家均已参战,反法西斯阵营同仇敌忾的关键时刻,受英国文化委员会派遣,皇家学会会员、生物化学家李约瑟不远万里来华,为当时艰苦卓绝的中国科学教育事业提供了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他通过深入细致的考察,思考科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起源和作用,从而确立了后半生的研究志向,由生物化学家蜕变为中国科技史家。更重要的是,在华期间,他使用相机、日记和报告,记录下流落在穷乡僻壤的文化遗迹和科教星火,让今天的我们能够感受到老一辈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矢志不屈的精神风貌和家国情怀。这也就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的内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政局总体趋向稳定,随着职业科学家群体形成,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初步完成了体制化,表现为科技社团的次第成立、高等教育的规范发展、中央研究院以及科研相关政府部门的设立。而抗战时期是现代科学扎根本土社会,科学与国家关系面临转型的关键阶段。来自科学革命故乡的李约瑟系统地考察了现代科学在后发国家的境况,并深入探寻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及其应用,进而思考科学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未来科学的组织与合作。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现代科技史研究破冰起航,西学东渐史、科技社团机构史、教育史特别是留学史等领域,都取得了扎实丰硕的成果。抗战时期科技也在近20年进入了历史研究的窗口期。李约瑟作为抗战后期中国科学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广泛接触科学界人士和机构,积累了丰富的照片、报告和日记资料,还对中国科学的现状和前途有所评价,其史料价值和理论意义越来越引起重视。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经过多年的档案整理工作,2015年将这批珍贵的照片和日记完成数字化,湖南教育出版社及时策划了选题,在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的支持下,由中国科学院从事近现代科技史研究的笔者和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莫弗特合作完成此书。其中,莫弗特负责资料和图片的整理,笔者负责文字撰写。

        李约瑟是中国现代科技史研究绕不开的人物。笔者在以“北平研究院”为题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便注意到他在来华前夕即被北平研究院聘为通讯研究员,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所在的昆明也是他战时中国之旅的第一站。2014年,笔者获李氏基金访学李约瑟研究所,从事中英核科技交流的研究,并完成《国立北平研究院简史》的定稿。“明窗数编在,长与物华新”,阅览室中不同版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令人望而生畏,但走廊上标有旅行路线的战时中国地图却引人驻足,于是倍感荣幸也不免冒失地领受了任务。

        在抗战期间颠沛流离和与世隔绝的条件下,科研教育机构的史料尤其是照片弥足珍贵,因此最初的设想是以图片为中心,围绕具体图片讲故事,只需配文字说明即可。显然,这种理解和计划过于简单。从图片入手,不唯很多场景和人物难以直接辨认,而且失去了故事主线和李约瑟的感受,更不用说照片无法全面反映李约瑟到访的地点,甚至只能反映一小部分。因此,只有结合李约瑟的日记、报告和信件,突破人名地名等障碍,彻底整理李约瑟的在华行程,将照片“镶嵌”于战时中英科学合作的大背景之下,才能充分发掘这批照片的价值。

        关于李约瑟来华的机缘,笔者挖掘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科学部秘书长柯如泽这一关键人物。两人同属剑桥左派,柯如泽是李约瑟来华的举荐者,而且共同推动战后国际科学合作组织的创建。通过解读旅行报告和日记,对照地图,李约瑟的几次长途旅行得以全面呈现。而集中访问昆明和重庆的教学科研机构,则以单独章节进行介绍。全部照片也以更为合理的顺序穿插其中。

        李约瑟来华之初,正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第二次迁移高潮结束之际,大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进入相对比较安定的状态,从而能够记录它们在后方从事科研和教学的情况。1943年李约瑟主要考察了昆明、重庆等学术中心,四川和西北之行深入大后方的腹地。1944年的考察则走向前线,东南之旅远至福建,见证了豫湘桂战场的溃败,广西、贵州高校被迫再度内迁。西南之行,则与中国军队的反攻密切相关。1945年的北方之旅,抗战刚刚结束,科学事业又将面临命运的抉择。李约瑟曾试图访问延安,显然对战后中国的前景有所思考。1946年的东部之行,则见证了上海、北平和南京等学术文化中心在复员之际呈现的复杂形势。

        更重要的是,随着李约瑟访问行程的明晰,他心目中的科学形象也显露出轮廓:不仅在于教育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和实验室,而且包括基础建设与经济发展、战时科学的动员与贡献、国际援助与合作的通道机制等,他甚至深入东南和西南前线了解战局发展,参观兵工厂与战地医院,现场目睹战争造成的破坏。这也提供了我们研究民国科技史的新颖视角。因此,现代科技史上的李约瑟,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当前李约瑟的资料整理修订仍在持续,他在20世纪后半叶中英科技交流中的贡献也会得到更高的评价。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在做出令人瞩目的工作。

        李约瑟最后的北方之旅,曾驻足汉长安未央宫旧址,抚古惜今,现在那里已被列为丝绸之路起点。正像本书的完稿,虽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预示着新的开始。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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